摘要19世纪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史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以普希金和果戈理及其创作为代表的草创时期,以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构成的成熟时期。《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死魂灵》集中体现了草创时期的俄罗斯长篇小说体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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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篇小说 普希金 果戈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小说体裁探讨,是文学探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关于一向崇尚“内容压倒形式”的俄罗斯文学探讨更是如此。巴赫金认为在文学和语言的命运中担负主角的首先是体裁,至于思潮和派别,只能是第二等和第三等的角色。这种说法虽然有失偏颇,却也反映了体裁之于著作的重要性,反映了体裁探讨之于著作探讨的不可或缺。
作为一种用散文写成的叙事性体裁,欧洲近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在18世纪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时候的俄罗斯虽然刚刚摆脱异族压迫的锁链,却又戴上了专制农奴制的镣铐,自然没有文学可言,但这个民族的文学到19世纪却出现了巨大转机,以其在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小说领域的杰出成就后来居上,这中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代表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高成就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从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19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史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以普希金和果戈理及其创作为代表的草创时期,以三巨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构成的成熟时期。本文以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创作为例,从体裁的角度关注草创时期的俄罗斯长篇小说。
一 草创时期普希金的长篇小说
作为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创造者,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同时也是俄罗斯小说的奠基人。当1830年俄罗斯第一部长篇小说――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问世之时,欧洲已经出现了现实主义开山之作――司汤达的《红与黑》,但两者在体裁上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长篇小说在欧洲有几百年的积淀,到19世纪更是发展得比较成熟,这也是《红与黑》在形式上更能代表现实主义小说的原因。几百年的小说体裁发展史到俄罗斯却浓缩成了几十年,加上普希金的诗人天性使然,《叶甫盖尼・奥涅金》就以诗体长篇小说形式出现。这样一来,既暴露了俄罗斯小说现实主义因素的不足,也彰显了它魅力的独特。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俄罗斯小说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М・Б・赫拉普钦科认为:
“普希金在其现实主义艺术形成的时候,为了广泛地描绘生活起见,选取了诗体长篇小说这个体裁,宁愿用诗体长篇小说的体裁,而不用散文式的叙述。这种体裁不仅使作家达到诗体叙述令人惊奇的容量,而且还可以找到同读者发生联系的新的形式。”
作为一种散文体例,诗体长篇小说成了空前绝后的艺术之魁,在普希金之后,除了莱蒙托夫用“奥涅金诗节”写过一部长诗、屠格涅夫写了一部诗体短篇小说之外,无人尝试过这样的体裁,更不用说创作出与之并肩的著作。
诗体长篇小说应该可以概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体裁特征,但又不限于此,在这部小说里,欧洲文学早期风行贵妇人崇拜的骑士小说与插曲式写实的流浪汉小说的魅力穿透时空,与俄罗斯忧郁的社会情绪奇妙融合,以独一无二的“奥涅金诗节”,为刚刚诞生的现实主义开启了优美的女性形象和典型化的“多余人”的视野,呈现出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但《叶甫盖尼・奥涅金》并不仅仅是一部性格小说,普希金的天才让它迸发出无限的可能。年代、年龄、身份、性格各不相同的男子卷入拉林家三位女性的爱情与婚姻,这本身就是一部曲折动人的家庭情节式小说,一部忧郁哀伤的爱情心理小说,小说叙述者也有这样一个心愿,“我只是想要对诸位叙述,一个俄罗斯家庭的传说,描绘诱人的爱情的美梦,以及我们的古老的民风”;类似于伊戈尔远征的漫游结构,以奥涅金为游历主人公,行迹遍布于浮华都市到僻静乡村、彼得堡上流社会到乡下地主庄园、涅瓦河到高加索的广阔的社会地理空间,这里就孕育了宏大的史诗型社会小说的雏形;从小说叙事空间看,尽管叙述者随着奥涅金天马行空,但两姐妹与连斯基、奥涅金的相识相交、达吉雅娜的命名舞会这些极其重要的情节都压缩在乡村地主拉林家里,这又可以说是俄罗斯最早的庄园小说,等等。事实上,普希金的后继者的确把这种种的可能变成了一部部具体的长篇小说,一起构筑了风格独特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景观。
在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普希金继续以诗歌介入散文,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别尔金小说集》(1831)、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杜布罗夫斯基》(1833)等一系列散文著作,这些都大大加速了其从浪漫主义诗歌向现实主义小说的过渡,被誉为“散文体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更是为俄罗斯文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体裁――史诗型家庭小说。
1830年后,普希金多次查阅国家档案,编纂了《普加乔夫史》(1834),这就为创作《上尉的女儿》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普希金不可能正面描写普加乔夫起义,只好对小说的书名和叙述视角加以巧妙处理,借一个虚构的主人公、贵族格里涅夫之名来回忆自己的过去,回忆上尉的女儿,但格里涅夫的命运却与普加乔夫在一部对于个人爱情婚姻的小说中紧密纠结。朱宪生教授认为:
“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的问世,对俄罗斯小说的发展具有奠基的意义。在这部著作中,俄罗斯小说的基本因素和特点已初露端倪,而在文体上最突出的成就便是创造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模式。在《上尉的女儿》中,普希金表现出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他借鉴了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的写法,把重大历史事件与虚构艺术人物结合在一起,在家庭的框架中艺术地展现真实的历史事件,从而在俄罗斯首先创造出‘史诗型家庭小说’的结构模式。”
的确,《上尉的女儿》有着浓厚的历史旨趣,却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有着强烈的家庭色彩,却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个人回忆录;也许只有史诗型家庭小说才能比较完整地概括它在体裁上的特征,尽管它未能像后世的同类著作那样丰满圆熟。这种新型体裁的形成,除了缘于普希金天才的创新能力和司各特家庭叙事历史小说的作用,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因素亦不能忽视。事实上,《伊戈尔远征记》所蕴涵的结构在《上尉的女儿》中得到了艺术地再现,在这部史诗型家庭小说框架里,普加乔夫起义置换了伊戈尔远征,上尉的女儿玛丽亚为证明丈夫清白向沙皇陈情取代了雅罗斯拉夫娜为拯救被俘的丈夫在普季夫尔城垒上的哭诉,宏观把握与微观显现的有机结合,独特的人物形象配置,巨大的历史事件和家庭叙事的脉络分明,都能在中古的史诗中找到潜在的照应。
二 草创时期果戈理的长篇小说
如果说1830年是俄罗斯叙事小说艺术的开端,那么普希金与果戈理就是俄罗斯小说当之无愧的双子星座,当天才普希金的笔端流淌出一篇篇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情的叙事著作之时,来自乌克兰草原的果戈理也在诉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的故事》,还有长篇小说《死魂灵》。
就规模、篇幅和内容来看,《死魂灵》就是长篇小说,但果戈理为了它的体裁归属问题一直揪心不已。他在1835年给普希金的一封信里说:
“一个情节拉成一部很长的长篇小说……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想把整个俄国展现出来,哪怕从一个侧面也好。”
1836年11月,他给波戈金写信却说:
“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一部经长时间思考并将继续长时间思考的著作,它既不像中篇小说,也不像长篇小说,很长,很长,有几卷之多,它的名字叫《死魂灵》……”。
小说第一部快要完稿的1840年,他的态度又变了:
“我有一部长篇小说,这是真的,不过在它还没有问世之前我什么也不想宣布。”
此外,著作本身也不时闪现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或同一、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和潜对话,作者还以叙事者的身份在叙述中多次提到体裁问题,一会儿认为是小说,一会儿又说是长诗,而等到著作正式时,他还是选择了“叙事长诗”这一称谓。在果戈理看来,“新时代产生了一种叙事著作,它好像介于长篇小说和史诗之间,这种著作的主角虽说是个别的和平凡的人物,但关于人类灵魂的观察者来说,他在许多方面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作者让他的生活经历一连串的事件和变化,为的是生动地描绘出作者所写时代的特点和风尚中一切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真实场景……”果戈理将这种叙事著作称之为“小型史诗”,或者说是“叙事长诗”,这也正是他所理解的《死魂灵》的体裁特征。
果戈理的犹疑不决正好揭示出了《死魂灵》作为草创时期叙事著作在形式上的独特性:它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展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罗斯城乡社会风貌,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达到了较大的规模,也就是说具备了史诗型著作的某些特征,但主人公和那些地主是否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著作的结构是否符合当时新的散文体裁长篇小说的规范,这是体裁探讨者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叙述模式看,《死魂灵》几乎就是打上俄罗斯印记的“流浪汉小说”与“骗子冒险小说”,它在欧洲长篇小说的家族谱系中似乎不乏远亲近邻,如果溯源,至少可以攀上西班牙无名氏的《小癞子》(1554)。六等文官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和流浪儿同小癞子第五个主人伙同公差合演双簧兜售赎罪状的情形如出一辙。作为“俄罗斯散文文学之父”,果戈理在《死魂灵》中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和胆识,他将“流浪汉小说”与“骗子冒险小说”移植到俄罗斯,通过乞乞科夫沟通俄罗斯贵族上流社会与乡村地主社会,既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农奴制俄罗斯的社会面貌,又荒诞而合理地呈现出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及其典型,他把《伊戈尔远征记》与《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启的宏大社会史诗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从而在俄罗斯首先创造出“史诗型社会小说”的结构模式。
《死魂灵》毫无疑义是俄罗斯第一部超大型的散文著作,俄罗斯文学也因此拥有了在规模和篇幅上可以与欧洲相媲美的长篇小说,但是,也许因为果戈理对已经的第一部所引起的巨大社会效应感到迷糊和恐惧,而这种效应并非他所乐见;也许因为他对长篇小说体裁问题心存过多焦虑,对乞乞科夫这种在俄罗斯尚属萌芽式的人物更是把握不足;也许他真的发生了所谓思想危机,他最终未能推出《死魂灵》完整的续篇,多卷体长篇小说的体例留待给俄罗斯文学的后来者完成。
三 结语
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发现,草创时期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创作,至少有以下一些特点:
1 从《叶甫盖尼・奥涅金》与《红与黑》的同时诞生以及随后俄罗斯的创作实绩看,作为大型叙事体裁的长篇小说已经出现,这表明现实主义开始扎根俄罗斯,也表明俄罗斯开始赶上欧洲的文学进程。
2 关于草创时期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创作成就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就体裁风格而言,俄罗斯出现了不同于欧洲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诗体长篇小说与小型史诗这样特定的艺术形式,的确有如高尔基所说的客观主义的不足;但从艺术成就来说,草创并不意味着羸弱,俄罗斯天才的小说家足以让开山之篇成为典范之作。
3 普希金与果戈理是草创时期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家,他们开创诗意的现实主义与讽刺的现实主义,聚合作家天性与多种体裁的优势,在俄罗斯文学土壤上孕育了史诗型家庭小说与史诗型社会小说的雏形,也衍生出心理小说、社会问题小说等重要的变体。
4 草创时期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现产生全欧作用的著作,这也是由文学发展的进程决定的,但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俄罗斯文学史赋予的使命,三巨头正是踩着这些巨人的肩膀登上了帕尔纳索斯山的巅峰。
参考文献:
[1] М・Б・赫拉普钦科,满涛、岳麟、杨骅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2] 普希金,智量译:《普希金选集》(第五卷),《叶甫盖尼・奥涅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朱宪生:《走近紫罗兰――俄罗斯文学文体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
[4] М・Б・赫拉普钦科,刘逢祺、张捷译:《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戴可可,女,1982―,湖南浏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7级在读探讨生,探讨方向: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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