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亚主义是介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一种思潮，认为“俄罗斯既非欧洲国家，也非亚洲国家，俄语毕业论文，而是处于欧亚之间，是连接欧亚文明的桥梁”。俄罗斯从17世纪开始就成为地跨欧亚的国家，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来自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作用，并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特点，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即欧亚文明。普京的外交战略思想，注重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因素，特别是对欧亚主义的继承。俄罗斯外交呈现出以欧美为主、以亚太地区为补充和辅助的倾向。外交战略的选择，关于未来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层次和范围无疑将产生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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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对外战略；欧亚主义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4-0046-08
一、欧亚主义的由来及演变
1869年，俄国思想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出版了《俄国与欧洲》一书，书中对人类的“文化历史类型”这一德国历史学家吕科尔特作过阐述的理论进行了发挥，并认为只可能存在各种不同文明的文化历史类型，而不可能有全人类文明，正因为俄国与西方历史文化类型的不同才造成西方对俄国的敌视。这种观点对后人产生很大作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接受了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因此，丹尼列夫斯基被认为是欧亚主义思想的鼻祖。
到20世纪20年代，欧亚派中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欧亚主义学说。而所谓“欧亚派”就是在这一时期侨居于布拉格、巴黎、索菲亚、柏林、贝尔格莱德、布鲁塞尔、维也纳、罗马等地的俄罗斯学者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哲学流派。1921年，在索菲亚出版了由萨维茨基、苏夫钦斯基、特鲁别茨科伊、弗洛罗夫斯基四人合著的《走向东方》一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俄罗斯欧亚主义政治思想的诞生。
从20世纪30年代起，欧亚派由于种种原因开始走向分裂。直至1937年，欧亚派已经无法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学派而继续存在了。但是，欧亚主义思想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在俄侨中还有广泛作用，同时还不断渗透到苏联境内，在那里也拥有一批拥护者。在这些拥护者中，列·古米廖夫就是代表之一，作为苏联境内最著名的欧亚主义者之一，他称自己为“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然而，最后的欧亚主义者并不是古米廖夫，当今的俄罗斯在寻找民族思想、探究摆脱危机途径的过程中，一股新的欧亚主义思潮正在兴起。
纵观其发展和演变过程，无论是之前的欧亚主义还是逐渐兴起的新欧亚主义，它们都拥有一脉相承的、独立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架构。
第一，欧亚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对于“罗斯”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巴耶尔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认为，罗斯人本来是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部落--诺曼人（意为北方人），他们以海上掠夺和贸易为职业，东斯拉夫人称其为瓦良格人（意为商人），芬兰人则称其为罗斯人（芬兰语，意为北方人或诺曼人），所以罗斯人的名称来源于瓦良格人。9世纪，瓦良格人南下征服东斯拉夫人，全部东斯拉夫人也就都被称为罗斯人，这就是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说”。而以雷巴科夫为代表的苏联历史学家则认为“罗斯”名称来源于东斯拉夫人，波利安人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罗斯人。
欧亚主义者则认为，蒙古人对罗斯和俄罗斯政治历史的作用最大。最初是蒙古人将东斯拉夫人从地缘政治外围拖入地缘政治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罗斯人被鞑靼蒙古人入侵是一种幸运，也正是这种入侵才使得俄罗斯最终成为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帝国，也使得俄罗斯集欧亚两洲的优点于一身。俄罗斯民族接受了蒙古甚至中国的作用，拥有了混杂的遗传和演变历史、特殊的气候条件和“生物场”，而这些复杂环境的作用也给俄罗斯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某种特殊的欧亚现象”。“欧洲中心主义”是欧亚主义者批判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眼中，欧洲人并不是出于客观标准把其他民族或生活方式视为“落后的”，而仅仅是因为其他民族或生活方式与他们不同。欧亚主义者批判彼得大帝开始的俄国欧化政策，也是为了使俄罗斯同现代欧洲区别开来。此外，欧亚主义者都是东正教信奉者，他们认为比起依靠权力的天主教，以和谐为基础的东正教代表了更大的自由。
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欧亚主义也强调俄罗斯是特殊的欧亚现象。从欧亚主义者的观点看，确定俄罗斯具有欧亚特点的根据是很多的，这些根据除了地理因素外，决定性的是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在地缘政治方面，欧亚主义主张支援亚非、反对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强调俄罗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解救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同欧洲相比长期处于死气沉沉的停滞状态，并未经历过真正的封建主义、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宗教改革，因此，俄罗斯的历史包含亚洲的特点；与此同时，俄罗斯又通过基督教同西方乃至基督教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又不能把俄罗斯看成完全的亚洲国家。
尽管如此，欧亚主义依然更突出俄的东方因素。欧亚主义者强调关注东方，看重东方对俄历史的影响和作用。欧亚主义者及其相关作品轻视俄历史开始时期、国家体制奠基时期的重要意义，着重强调俄罗斯国家的雏形并不是基辅罗斯，而是蒙古汗国。欧亚主义者并不接受有关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说”，而是主张应当在整个欧亚的大背景下探讨俄国历史。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时期是欧亚历史的西徐亚（约公元前7世纪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我国史书上称其为粟特人）时期、匈奴时期和蒙古时期的继续。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欧亚主义“疏远欧洲，倾向于亚洲”。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被否定后，俄出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真空。俄著名学者帕纳林认为，俄罗斯有三种文明可以选择：第一，俄罗斯西化，即“重新回归欧洲大家庭”；第二，民族孤立主义和建设“俄罗斯人的俄罗斯”；第三，在新的文明模式框架内的自觉。这种在帕纳林看来既不同于旧的西方文明、也不同于新的首先由日本体现出来的太平洋文明的就是欧亚文明。这种欧亚文明实质上就是新欧亚主义者宣扬的理念。帕纳林认为，只有欧亚文明才真正能为俄社会现代化开辟广阔前景。 新欧亚主义者称欧亚主义为“新保守主义”。他们认为，欧亚主义同新的以民族中心主义为内容的“新斯拉夫主义”相比，有许多优点：其一，欧亚主义能够使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走向一体化，并且将这些民族和地区统一到一个特殊的文明空间；其二，欧亚主义能够鼓舞独联体各族人民在继承过去文明的同时，积极创造新的文明；其三，从世界观方面来说，欧亚主义者认为形成新的文明演化过程还在继续。
正因如此，新欧亚主义者并不赞成“欧洲一大西洋主义”，坚决反对俄罗斯“全盘西化”，照搬照抄西方文明。他们认为，西方制度的有效性是以劳动、守法和职业责任感等文化为基础的，其内涵是保持“劳动的禁欲主义”和“消费的享乐主义”之间的平衡。但是，俄罗斯在向西方文化学习过程中只学到了“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却没有学到“劳动的禁欲主义”文化，这就是居民“流氓无产者化”和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文化根源。因此，在俄罗斯，照搬别的文明比创造新的文明风险更大。此外，“全盘西化”将破坏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人类文化的衰退。
历史始终对创造、探究新的发展道路敞开大门。在历史的熔炉中，不仅会出现新的国家，同时也会出现新的文明。日本和许多国家崛起充分证明，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出发，创造性地学习西方经验比被动地照搬效果要好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在二战以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就出现了与大西洋文明并驾齐驱的太平洋文明。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一开始就否定一个新的文明模式即欧亚文明模式的可能性。
第二，欧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观。新欧亚主义者认为，在俄罗斯社会历史发生演变阶段中，强调统一和强大的国家体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国家和国家思想在俄复兴过程中的影响。其观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只有具有国家观念，而不是盲目接受诸如东正教、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等思想，才能确保实现伟大俄罗斯的复兴。
其次，只有国家观念才能使各民族团结起来，才能使各民族爱国主义特征得到体现和统一，而不是按民族特征实行自治。
再次，在推进一体化以及反对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过程中，国家体制是俄罗斯完整和内部稳定的保证，俄罗斯应该是保护弱小民族的超民族实体。
此外，俄罗斯只有用实力巩固独立自主的地位和保持自给自足的能力，才能在世界大家庭中发挥新的地缘政治影响，而国家体制则是其保证。
最后，只有借助强大的国家，才能彻底实现变革、摆脱体制危机。新欧亚主义者主张把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如农业、军工、宇航、核能、采掘、加工和仪表等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以加强政府对资源利用的控制程度，并限制市场的自发势力，实现从工业化向生态主义的过渡。
关于苏联70年的历史，新欧亚主义者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他们并不否认苏联时期取得的各项成果，例如，苏联时期形成国家意识形态，建成强大国家，实现工业化等。新欧亚主义者还认为，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文明潜力”以及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目前，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都处在跨入“后工业化社会”的门槛上。在之前的现代化过程中，俄罗斯将苏联时期建成的“工业庞然大物”私有化，这同时也堵塞了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道路。除此之外，在新欧亚主义者看来，俄罗斯现在采取的回到资本主义模式是一种倒退，这意味着俄罗斯又将或已经出现“新的社会乌托邦”；在“后工业化社会”中，所有制已经失去作为社会等级标准的决定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而社会矛盾将表现为知识与无知之间的冲突。
第三，欧亚主义的经济观。在经济制度选择上，新欧亚主义者反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区别于大西洋主义。更有甚者，新欧亚主义者认为，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想要去除旧制度，必然要创立新制度。新欧亚主义者的观点是，相比资本主义制度而言，个体经济准则适合于俄罗斯复兴。新欧亚主义者主张，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不应以提供发财致富机会最大化为基础，而是应当建立起一种能使全俄罗斯每个成员都能为国家、为民族创造财富的制度。同时，创造出的财富不是为个体服务，而是要将个人欲望转化成为国家服务。这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经济制度。
这种被新欧亚主义者看重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经济制度就是国家个体经济制度，其内涵包括建立个体经济制度，在技术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全民为国家服务的机会，以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国家政权则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充分消费劳动产品，在商品流通领域实现劳动产品共享，从而使人们生活有所保障。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国家个体经济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个体经济是站在国家角度上加以考虑，这样宏观调控影响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新欧亚主义虽然有很多建设性主张和先进理念，但是其自身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缺陷集中表现在面对当今俄罗斯出现的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新欧亚主义并未提出成熟的解决措施，也没有提出合理的社会体制模式。例如，俄罗斯开始实行类似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方案，希望通过仿效中国去解决知识与无知之间的冲突。这种方案具体来说就是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改革学位制度等。然而，改革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而且遭到许多人质疑和反对。新欧亚主义者面对这种状况，同样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最终改革并没有解决知识与无知的冲突。
第四，欧亚主义的文明观。就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而言，文化交锋的胜败是由国家和地区实力的对比来决定的。弱势文化地区相对落后，因此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相遇时，弱势文化一般都会处于胆小畏缩状态。当然，在两种文化相遇时，其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主动或被动，而是一种自然状况，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受到其他文化的作用。现今的强势文化包括日本在内可简单归为西方文化，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发扬传统文化问题。
俄罗斯相对中国而言还有其自身特殊性，表现为在独联体国家内部俄罗斯是最先进的，处于一种相对强势状态。俄罗斯将其他独联体国家称为“内部的东方”，有责任对它们进行保护。从这个角度来讲，俄罗斯又成为文化的“输血者”。 据此，新欧亚主义者认为，俄有建立统一欧亚文明空间的可能性，其具有以下有利条件：
其一，独联体各国中，讲俄语的居民基本上集中于城市，而且他们属于最活跃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是最迫切希望同俄保持最直接联系的阶层，他们受过较高的教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基础，拥有统一的社会文明空间，他们有很强的意愿加强与俄的联系。因此，俄应当实行开放政策，通过文明来抵制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其二，俄语的独特影响。根据上述略论可以看出，俄语可以在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居民中产生很大感染力，再通过这种感染力作用独联体各阶层居民，使其同世界文明联结起来。
其三，“第三罗马”的思想。新欧亚主义者从美国在战后崛起并削弱其他国家过程中得到借鉴，提出“第三罗马”思想，认为美国通过自己的民族统一与强大来削弱其他国家，“第三罗马”也可以在俄罗斯复兴过程中起到另一种意识形态影响，这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新欧亚主义认为，美国的强大并非来自于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因为自由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是由美国主导的，在整个西方文明的统一中并未起重要影响，起到重要影响的是“罗马思想”。
“罗马思想”被认为是使西方文明统一的关键，其本源是具有统一基础的罗马帝国，使西方具有共同命运共同信仰的基督教罗马。第二罗马之后，东正教使得新欧亚主义者认为莫斯科具备了建立“第三罗马”的可能性。东正教提倡在独联体内开展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即通过加强欧亚超民族整体性意识，将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统一到共同体内来，使独联体民族像西欧民族一样保持双重属性。在新欧亚主义者看来，在欧亚空间中俄应当发挥“第三罗马”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精神上的相似性和起源点的共同性，因此，它们不会像二战时那样发生激烈冲突。
新欧亚主义者为了实现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建立统一文明空间的主张，提出了各种各样方案，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是“俄罗斯的双重社会文化战略”。这一战略认为，从地缘上看，俄罗斯地处东方和西方之间，但同西方相比，俄罗斯社会无论从先进性还是威信上都处于劣势。因此，一旦俄罗斯全面向西方开放，很可能就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社会和道德倒退效应。所以，俄罗斯相关于西方而言只能是文化“受血者”，而西方则是文化“输血者”。因此，在二者之间的交往中，只能采取“有选择的社会文化保护主义策略”。
这一战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外开放，一方面保护自身。针对如何处理同西方国家关系问题，新欧亚主义者重视欧亚政策，强调保持俄罗斯文明自身特殊性，认为其应当介于东西方之间。在与西方文化相联系过程中，新欧亚主义主张通过基督教这种特殊性的文化过滤器来筛选信息，保护自己。这种文化过滤器的影响就是防止强势文化的侵蚀，让人们能够看到和接触到安全的东西，不会危害到国家利益，不让普通人看到对道德和价值体系产生直接作用的信息。
总之，新欧亚主义思想虽然在经济上存在一些缺陷，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成熟的。其观点基本上反映了俄政治营垒中中间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欧亚主义不只在俄知识分子中，同时在政界人物中也有一定作用。新欧亚主义甚至得到一些独联体国家特别是白俄罗斯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欧亚主义思想也逐渐成为俄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亚主义在俄复兴的主要原因在于俄自苏联解体后，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使人们对“欧洲一大西洋主义”越来越失望；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担心“民族一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甚至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欧亚主义思想集中表达了原苏联境内民族融合、文明接近的一种愿望。2001年，俄罗斯一些具有穆斯林背景的政治家将欧亚主义思想付诸行动，他们组织成立了“欧亚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车臣战争以及最近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也限制了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
二、欧亚主义作用下的俄罗斯外交情结及其战略取向的重新定位
从叶利钦到普京，再从梅德韦杰夫到普京，俄罗斯对外战略取向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流派，即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大西洋主义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希望推动俄经济与西方经济融合，设想西方国家承认俄的大国地位，与其成为平等伙伴国。反映在实践上，就是采取了向西方“一边倒”政策。大西洋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于“圆心世界说”，也就是说俄认为世界是由三个圈构成的。最核心的一圈是西方七国（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第二圈是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第三圈是第三世界和世界上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在俄看来，中国处于第三圈，而自己处于第二圈。基于此，俄罗斯的外交目标就是尽量挤进第一圈，俄罗斯如果不和这七个国家站在一起就没有出路。叶利钦在执政后期，倾向于大西洋主义。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取向是亲西方的，全盘西化思想在俄罗斯盛行。俄对外政策核心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结盟，参与各种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或经济组织，争取成为其中的一员。
叶利钦“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一是政治上渴望与西方各国结盟，加入世界最发达国家俱乐部；二是经济上谋求西方对俄大规模援助。
尽管如此，俄与西方关系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亲密，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这样或那样分歧，无论是波黑问题、车臣问题还是涉及经济援助与合作问题，都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俄新一届领导人开始调整外交战略。从普京执政以后，“一边倒”政策开始逐步转变为相对平衡的外交政策，即在欧亚主义基础上，俄开始逐步重视东方外交，亚太地区与欧洲同样受到俄的高度重视。
欧亚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人对自己所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缘”的认识有关。这种意识和理解与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是同步发生的。俄国属起源于沼泽一湿地文化的斯拉夫文化圈。从文化归属上讲，斯拉夫文化更接近于同它相邻的西欧文化。但在所有斯拉夫国家中，俄国文化是比较特殊的，造就这种文化特殊性的主要因素是俄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俄国西部是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再西面就是深深作用它们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等西欧民族；而在东部，俄国又面对野蛮强大的东方游牧民族的不断袭扰，佩切涅格人、波洛韦茨人、蒙古人轮番对俄国发动进攻。索洛维约夫写道：“伟大的平原在东南部四通八达，与中亚草原直接衔接，一群群游牧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到达了在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广阔门户，在伏尔加河、顿河、德涅伯河下游一带占据了一些使他们感到自由自在的地区。”克柳切夫斯基也指出：“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波洛韦茨人以及凶恶的鞑靼人的斗争从第八世纪几乎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末叶，这是俄罗斯人民最痛苦的历史回忆，这段历史记忆深刻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并且异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壮士诗中。”在长期与东方人交往中，一方面造就了俄国文化的特殊性，即具有“非东非西，既东又西”的特点。俄国因此成为欧洲的东方、亚洲的西方，世界文化的两极兼而有之；另一方面也为俄国外交文化打下深深的扩张烙印。俄国外交战略的西方与东方情结，是俄国政治理论界反复讨论的主题。俄国早期思想家在提到俄摆脱蒙古统治时说：“欧洲人之所以可以战胜亚洲人，只是因为他本身也变成了亚洲人。”长时间的杂居生息，使俄罗斯民族染上了浓厚的东方色彩。血统的东方色彩和版图的欧亚部分为慢慢显示的欧亚文化准备了自然的前提。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俄又一次出现了以俄独有的东西合璧文化中的东方特色去抗衡日益严重的西化倾向的社会需要。这种社会需要的实质就是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其所倡导的欧亚主义去寻找具有俄特色的道路。国家的完整性问题是欧亚主义提出的首要的实质性问题，这也恰恰说明欧亚主义涵盖了俄罗斯民族意识中最根本的内容。
俄罗斯外交在欧亚主义指导下，在普京任期内经历了由成长到成熟的过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基本成形。虽然俄罗斯不断强调其外交战略从来不允许将西方和东方政策人为对立起来，但某些因素使俄罗斯外交战略依然明显向西方倾斜，而所谓外交上的“双头鹰”政策只是一种视觉上的误区。实际上，俄罗斯在外交战略方面非常强调外交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反映在对外政策的地区方向上，突出表现为面向欧洲的政策，并以积极的欧洲政策保障其在东方的长远利益；而在东方，俄罗斯又特别强调和重视对印度的“传统伙伴关系”。正因如此，有必要对中俄两国外交战略重新加以审视，这不仅符合我国外交战略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目标，而且也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
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在充分保证其继承性基础上，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第一，在外交目标定位上，强调量力而行的“实用主义”。普京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既是由俄对外政策总目标决定的，也是俄在实力减弱情况下不得已而做出的现实战略选择。对此，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卡列宁这样评论普京采用的实用主义外交准则：“在世纪之交，俄罗斯的最根本和最迫切的任务是现代化，以使远远落在后面的俄罗斯赶上西方国家，免得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下，不能只靠动员内部力量实现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根本不行，由于俄罗斯永远不再是欧亚帝国……它只好不断强调自己属于欧洲。最主要的是，俄不应与美国一争高下。”美国专家认为，普京强调的重点是经济现代化和融入全球经济。普京知道，鉴于俄有限的资源，俄不可能发挥更大影响，俄在设法维护其重要形象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只能采取灵活务实的方式处理国际问题。
第二，在外交基本方针方面，强调外交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尤其要为国家安全和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普京指出，俄外交的基本目标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内部的目标高于外部目标。切实的国家利益，应成为俄罗斯外交家行动的原则”。他明确提出，俄应“节约对外资源，放弃外交上为了参与而参与的做法，应该同积极的、多方位的对外政策相联系。这种对外政策应该利用一切可能，只要它能够为国家内部发展带来现实的好处。”很明显，今后俄外交的基本方针将确定为集中有限的外交资源，为确保国家安全和振兴国家经济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三，在外交的优先方向上，进一步明确了俄外交在全球和地区层次上的优先次序。在俄外交构想中，对外关系的排列次序是：独联体（首先是白俄罗斯）、欧洲国家（首先是英、德、意、法）、美国、亚洲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然后是日本、东南亚、伊朗、朝鲜半岛、阿富汗等）、中东、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鉴于“欧洲情结”深厚，俄的外交重点仍在欧洲，与欧美关系中的欧洲因素亦在上升。俄称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其平衡性”，说“这是由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要求最合理地分配各个方面的努力”。这种排列次序突出反映在调整外交战略的过程中。俄非常强调外交的继承性，即继承包括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在内的传统的欧洲政策。俄前外长伊万诺夫指出，自从彼得大帝改革时代起，与欧洲的关系就涉及选择俄“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面，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思维使用‘欧洲’这一概念，传统上不仅具有地缘的含义，而且还带有文化--文明的含义……数百年来，欧洲因素始终是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普京执政时期，更是将欧洲特别是西欧视为俄的“文明标杆”、“合作典范”和“真诚的对话者”，提出俄罗斯应当“回归欧洲”，与欧洲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空间的“一体化”。其主要做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修复和发展与西欧国家的传统关系。普京执政以后多次出访西欧，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领导人接触，恢复和加强了因科索沃战争和车臣危机而冷却的俄罗斯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二是不断扩大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普京极为重视俄罗斯与西欧国家彼此间的地缘依赖性和合作互补性。2002年5月，俄罗斯与欧盟在莫斯科召开峰会，通过了建立“欧洲统一空间”的文件，签署了“俄与欧盟能源和安全合作”文件，使俄欧关系进一步接近。三是与北约建立合作新起点。2002年5月，俄罗斯先与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议达成建立“新型合作形式”的协议，后又与北约峰会正式签署《罗马宣言》，确定俄与北约共同组成“20国机制”，为与北约建立“新型关系”创造了条件。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当前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要特点是将维护国家利益放在核心位置，这种利益包括安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这种“利益至上”外交相一致的是普京提出的“外交实用主义”理念，即现实地评估俄罗斯的实力、地位和需要，并采取切实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目前已“不属于代表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因此，他强调，应当放弃对“虚幻大国地位”的追求，转而奉行与国家实力和需要相适应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就是大力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将西方外交列为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并将东方外交作为积极的西方外交的一种辅助和补充，以增加与西方国家对话的筹码。
三、欧亚主义对俄对外战略作用
开展全方位平衡外交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准则，也是实现为国内建设创造良好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外交基本目标的需要。
首先，随着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出现，欧亚主义观念促成了几十年中一直处于争霸状态的俄美双方开始在外交上的合作，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据此，一些人认为俄美关系已经走出冷战思维，进入了长期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事实是否如此呢？从表面上看，俄美合作的确在安保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已不再是冷战思维模式下的合作。但是，从长远发展看，俄罗斯始终都是美国强大对手之一，俄语论文，两国间冲突尤其是军事对垒依然时有发生，就连反恐这个双方深入合作领域也不断偏离轨道，这些都决定了俄美关系不会长期稳定。 其次，俄罗斯在欧亚主义背景下更加看重发展同欧洲特别是德法等大国的关系。与俄罗斯一样，长期与美国对峙的欧洲，从其国际地位到国家利益的相似性更多，正如俾斯麦所说，“让我告诉你欧洲的政治利益何在，德国一定要与俄国保持友谊”。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德国对与俄国关系的重视，由此也能说明俄德关系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与欧洲各国间的关系。
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到冷战结束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俄德关系始终没有达到双方期望的高度。苏联解体后，随着国际关系特别是周边关系的不断变化，俄罗斯开始真正与德国建立起亲密的外交关系。从俄罗斯的角度看，这样的关系对其发展对欧关系是非常有利的。从经济上看，欧洲经济最强的德国同样也是在俄罗斯投资最多的国家。德国的投资不仅在现时给予俄罗斯经济巨大帮助，在未来俄罗斯经济事务中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还会发挥巨大影响。从政治上看，原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华约成员国在加入北约后几乎全部倒向美国，带有很强烈的反俄倾向，这令立志于重返欧洲的俄罗斯坐立不安。因此，俄罗斯在处理一些国际事务时已经开始考虑到平衡欧洲力量、削弱美国作用，加入德法反战同盟就是明显事例之一。而欧洲特别是欧盟也已经意识到改善俄欧关系、使俄罗斯融入欧洲关于双方都是利大于弊的，它们也愿意为发展二者的关系而努力。与美俄仅仅在安保方面合作不同，欧盟希望欧俄合作是全方位的、战略性的和互惠互利的。虽然当下双边关系还有一些隔阂，但双方都坚信最终结果会是美好的，尽管达到这种结果可能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再次，在普京再次执政以后，在欧亚主义的引领下俄明显加强了其亚洲政策。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俄要加强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但是普京的外交政策，历来十分强调民族主义的特征。俄政府虽然一再表示“发展同最大的邻国中国的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战略性方针之一”，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明显感到缺乏信任感。这种“缺乏”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源自俄罗斯。困扰中俄关系的最大问题就是所谓的“移民”问题。俄认为，这个问题触及了其国家和民族利益，甚至威胁到其国家安全。对此，俄罗斯战略和国际探讨中心主任维·纳乌姆季讲得极为透彻：“现在流行谈各种各样的战略联盟和战略利益。中国为了纯宣传的目的也大谈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实际并不需要战略伙伴，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人。到203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的一半，他们为什么需要同俄罗斯联盟？当然，从战术出发，中国可以这样说”。
在俄看来，不仅中国难以信任，日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为了经济恢复和发展，俄急于得到日本资金和技术援助。尽管如此，俄日关系的接近也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其中比较敏感的有两个问题：一是长期困扰俄日两国关系的北方领土问题。虽然俄准备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比较灵活的姿态，但要达到双方满意仍很困难。二是日美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合作方面。俄始终认为这是对其东部安全的一种潜在威胁。这也决定了俄日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与中国和日本不同，印度被俄看做传统盟友。俄罗斯认为，“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伙伴关系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关系曾为亚洲的稳定、建立总体平衡的国际关系体系做出过重大贡献”。莫斯科“国家”网站也了一篇略论文章，指出俄罗斯应大力发展对印合作，因为印度与俄罗斯不交界，两国将来不会出现领土问题，也不会对俄产生潜在的战略威胁。正因如此，两国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在俄印经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军事技术合作，已从最初单纯的武器交易，发展到两国共同研发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的新阶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也正是俄罗斯的心声。两极格局结束以后，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国内民众都已认同，只有稳定才是发展俄罗斯的最佳选择。因此，俄罗斯当前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会以安定为主，反对国际争端扩大化。现在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已经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其作用力也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俄罗斯自身依然有着诸多优势。通过努力，不断壮大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加强与战略伙伴的外交关系，俄罗斯仍然会在国际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