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研讨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探讨课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更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深层的文化内涵。本文应用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措施，大致整理一下中俄文化、文学交流的历史脉络，为大家展现中俄文化双向交流互动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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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俄罗斯作家 中国文化 文化交流
一、俄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由于受西欧国家的作用，18世纪的俄罗斯出现了“中国热”，在接纳中国文化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热情。18世纪彼得大帝从德国引入汉语人才，并派科学家来华搜集艺术珍品；伊丽莎白女皇热衷于中国文化，使俄国的艺术学出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国风格”；叶卡捷琳娜女皇则在夏宫中建造了不少中国式的建筑。这种热潮持续到19世纪，甚至更晚。“中国热”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渴求。这时期俄罗斯对中国及其文化给予强烈的关注，对中国的探讨开展起来，培养出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建立了中国学，产生了一批探讨成果。
18世纪，俄国出了两个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
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是俄国的第一位中国学家，翻译著作有《八旗通志》、《资治通鉴纲目》等，作品有《中国历史》、《满汉语的俄文转写》、《中国火药制造沿革史》等。他对中国的探讨开了俄罗斯的先河。列昂季耶夫的翻译、编译、著述具有非常广泛的内容，俄语论文范文，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刑法、伦理、哲学、民族、行政制度、文化艺术、国家关系等，如《中国思想》、《中国宗教》、《中国戏剧》、《中国象棋棋法》、《易经》、《论语》、《大学》、《中庸》等。《中国思想》的出版，引起了欧洲的轰动。他俩为俄罗斯“中国学”的建立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们的丰富作品满足了俄罗斯大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欲望。
到了19世纪，俄罗斯探讨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势头更加猛烈。在这个世纪，驻北京传教士团的规模比18世纪有所扩大，培养的“中国学”人才也多于上个世纪。在这批人才中，比邱林和瓦西里耶夫是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俩精通中国的多种民族语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饱含感情。
比邱林被尊为“俄罗斯汉学之父”。他在中国生活了14年（1808-1821）。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对于中国的作品，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语言、历史、地理、民族、军事等方面。比邱林出版了的作品、译著和了的论文有100多种，没的手稿有一万多页。值得指出的是：比邱林编纂了8种汉语词典，编写了俄罗斯第一部《汉语语法》。他的代表作有《中国，它的居民、风俗、习惯及教育》、《中华帝国政治概述》、《中国的民政和风俗概况》、《三字经》、《北京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蒙古志》等。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是俄国继比丘林之后又一个中国学泰斗，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中国学”的领袖。他的活动和作品构成这半个世纪里俄国“中国学”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内容。他在中国生活了10年，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汉学家。他懂多种语言，对中国的历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的探讨。主要作品有《藏语语法基础》、《中文方块字略论》、《汉俄辞典》、《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概论》。
在长期的中俄文化交往中，俄国汉学家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国民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作用。可以说，优秀的汉学家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
二、中国文化对俄罗斯作家的作用
自19世纪俄国文学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绩使俄国文学很快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前列。一些俄罗斯作家对中国表现了巨大的热情。
在这些作家中有不少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例如，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他拥有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八十二种。他对中国的兴趣也可以从他的创作中见到。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诗人将主人公奥涅金所受的教育与“中国的圣人孔夫子”的教育思想联系起来。普希金渴望到中国来，可惜未被沙皇政府允准。他曾获得比邱林送与的译作，如《三字经》。普希金前往中国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他的著作后来却在中国读者中广泛地流传，他的铜像树立在上海的街头。
19世纪俄罗斯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是对中国文化兴趣最浓的俄国作家。就精神上的联系而言，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众多俄国作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他重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作品，特别是儒道墨学说。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对以孔子、老子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托尔斯泰有着浓厚兴趣，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他说，孔子和孟子对他的作用“很大”，老子对他的作用则是“巨大”。他欣赏老子的“无为”思想，他的有名的理论“不以暴力抵抗邪恶”即由此而来。在认识的界限和目的上，他就引了孔子的一句话。他说，我非常喜欢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不过，我还要加上一句“知道什么应该知道，什么应该早知道，什么应该晚知道，是更大的知”。而这句话恰恰是《大学》里说的，“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该知道则知道，俄语论文范文，不该知道则不用知道，没有西方人那种无限的求知欲。庄子有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实际上托尔斯泰也是这种想法。托尔斯泰揭露“科学的骗局”时说：“而他（老百姓）所期望于科学的，是能够教他怎样去生活，怎么对待家庭，怎样对待亲友，怎样对待外国人，怎样和自己的情欲作斗争，应该信仰什么、不应该信仰什么……”“然而，我们的科学……却兴高采烈地对他解释：太阳离地球有几百万英里，光线以什么速度掠过空间，就光来说，每秒钟有几百万次以上的振动，如此等等……”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知论追求的都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征服，而是和天（上帝）的融一。他通过英、法、德等国的文字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论文多达32种，还撰写和编辑过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作品和文章。列夫·托尔斯泰亲自选编的老子作品有两种《列·尼·托尔斯泰选编，中国圣人老子格言》（1910年）和《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1913年）。他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写了《论孔子的作品》、《论〈大学〉》等文章，审编过布朗热编写的两本书《孔子的生平及其学说》、《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 确实，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无为、仁爱、克己、兼爱等学说曾激起列夫·托尔斯泰强烈的思想共鸣，他试图从中寻找生活的真理。他还曾与中国人张庆桐（著名翻译学家，著有《俄游述感》）、辜鸿铭（1857-1928，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作品有《中国人的精神》）通过信。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热烈关注并非出于猎奇心理，其起因和整个过程都与作家自身紧张的思想探究和人生追求密不可分。在托尔斯泰的有关表述中，我们也可以辨析出他对儒道墨学说的误读成分，但是从他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同样可以发现中俄文化联系的某些独特之处。列宁在论到列夫·托尔斯泰时这样说：“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字中的第一流著作。”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冈察洛夫，化学家门捷列夫都曾到过中国。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当年在前往萨哈林岛途中，在黑龙江流域与中国人有过短暂的接触。尽管契诃夫对于中国的文字不多，而且他的评价也是印象式的，但是这些文字相关于那些“美丽的想象”更贴近真实。契诃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
19世纪，最详尽地描述了中国风貌的是冈察洛夫。1853年他到过中国，并以作家敏锐而细腻的笔触，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一书中留下了对于这段生活的生动记录。在这些纪实性极强的文字中，冈察洛夫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作了多侧面的描写，谴责入侵中国的英人的骄横跋扈，对毒品等问题的略论颇有力度，对中国人民的不幸抱有出于人道主义感情的同情，赞扬上海的美丽，称赞中国人的美德。尽管这些文字中也蕴涵着居高临下的怜悯和对中国社会出路的错误判断。
承袭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传统，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同样给予中国与中国文化高度的关注。在高尔基、布宁（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伦堡（1891—1967，俄罗斯著名犹太作家，1951年到访中国，著有《中国之行印象记》）等著名作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伊·布宁、鲍·波普拉夫斯基、尼·古米廖夫和安·阿赫玛托娃，都曾受过佛教和儒家思想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近邻怀抱着友善的情感，往往带着好奇与尊重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注视着中国的近况和发展，思考着她的命运。
高尔基毕生追求真理和世界文化进步。他熟知本民族历史，了解人类文化成果，十分清楚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他探讨老子的“无为”哲学并有自己深刻的见解。高尔基是一位对本民族命运十分关切的作家，由于中俄两国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国情的相似，也就十分关心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问题。他与孙中山曾有书信来往，并对孙中山的文章《社会主义运动》文章进行评论。高尔基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描绘出许多不同的中国人的形象（如李鸿章）。
高尔基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
参考文献：
[1]陈建华.探析中俄文学文化双向交往的轨迹.
[2]陈建华.奇异的国度：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2003-5-6.
[3]李随安.洪流与溪涧：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问题.
[4]汪介之.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
[5]余一中.弗·维·阿格诺索夫访谈录.孙飞燕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