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圣彼得堡的气温逼近20摄氏度，越发漫长的阳光一点点漂白黑夜。黑海北岸小城阿纳帕（Anapa）空荡的沙滩，仍在等待候鸟般南下的游客。沿海岸向东南10余公里，阳光射穿枝叶，照亮乌特里什（Utrish）隐秘的林间，一群人在这里逡巡不去，结为“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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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并非一个有形的实体。”摄影师帕维尔・普罗科皮（Pavel Prokopchik）说，“而是追寻自由的年轻人组成的无形群落，一个脱离社会的社交网络。”正是经过“部落”中一个又一个“朋友”的链条，帕维尔结识了拉玛，并与他一起远行至哈萨克斯坦。
拉玛是乌克兰与哈萨克混血，年幼时搬到俄罗斯的罗斯托夫（Rostov），上完初中就在市场里打工，每天挣280卢布（约60元人民币）。之后，为了躲避警察，他游走到圣彼得堡，结识了一群流浪歌手，并跟随他们进入“部落”。
拉玛代表了“部落”中的一个极端类型：永远在路上。七年前，俄语论文题目，他弄丢了自己的护照，在俄罗斯境内只能搭车旅行（坐大巴或乘火车需要护照），就这样穿行了两万多公里的旅程。他睡在车上、路边、帐篷里，庞大的“部落寝网”也为他提供了各地的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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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天，帕维尔回到圣彼得堡，与另一名“部落”成员安娜以及她的一群朋友呆在一起。
安娜生于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毕业那年，她搭车去欧洲旅行，之后在瑜伽教练与“部落”游民之间切换自己的生活。苏维埃时代的高官们曾占据圣彼得堡最舒适宽敞的公寓房，叶利钦政权将他们清出去之后，这些房子成了实惠的合租场所。安娜和一群朋友们就挤在这样的一间公寓里。
夏季临近，圣彼得堡的夜色退向天际。这群年轻人从无人的街道呼啸而过，在白夜派对中尽情狂欢，直到太阳落下又升起，才沉沉睡去。
不久之后，他们收起行囊，如一支随气候而动的部落，向南迁徙，经过两天两夜的搭车之旅，抵达乌特里什。如果从莫斯科动身，行程约36小时。还有人从西伯利亚赶来，用了整整五天时间。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以血缘和领地组建部落，在物质泛滥的文明世界，部落则由意识形态划分。”13岁那年，安娜第一次听涅�乐队的唱片，就决定过上一种游离的生活，“看看高峰时段地铁涌出的那群西装革履的工作机器，他们与我们不属于一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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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特里什，与其说是“部落”的朝圣地，不如说是一个驿站，一个供他们群居的栖息之地。在误闯其间的外人眼中，这里恍若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岁月：白天，他们在林中慵懒晃荡：夜晚，酒精、烟雾与音乐在篝火上升腾。
一部分人，比如安娜，在城市中有一份自由职业，甚至有家室、有孩子；一些人只在夏天逃离城市，另一些则不愿回去。
这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出现的嬉皮风潮。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新一代嬉皮又在苏联城市的地下世界发芽，俄语论文范文，他们在黑市买下西方摇滚唱片，在墙上小心翼翼地留下涂鸦。苏联解体前后出生的一代，包括安娜和拉玛，面对重新敞开的自由世界，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走向“部落”，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只想远离灰暗污浊的城市迷宫，在这个世界之外开凿出一片净土。”安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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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中年轻人的爱情与其他人没有两样恋爱、相处、心碎、分分合合。只是，永不停息的旅途与无限延展的生活边界带来了太多的可能性，让爱情变成一条不断分岔的河流。
拉玛的两个孩子他们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在两个重组的家庭。“即使在路上，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寻找平凡的爱情，让你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安娜曾尝试过两段长久的关系，但都以失败告终。
安娜想去拉美和印度走走，然后找一片乡间的土地，种植自己的粮食和蔬菜。在一篇讲述“部落”的文章里，安娜写道：“在这个正在滑向地狱的世界里，我们决定置身其外。城市是地球的溃疡，人类在加速它的扩散。”
“我希望一直拍下去，跟着他们进入30岁、40岁，看看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摄影师帕维尔说。没有人能预见，到那时，俄罗斯将走向何处，他们又会在哪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