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俄罗斯,作为社会左翼力量的代表和现政权的反对派政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共),尽管与其鼎盛时期相比作用力和号召力已大为下降,但仍不失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俄共兴衰历程引人注目,俄共的前途更是人们所关注的俄罗斯国内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虽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由于人民爱国联盟的分裂,左翼力量严重受挫,其作用已让位于以“团结党”为主的中右翼势力。由于叶利钦的提前辞职,2000年总统大选提前到3月举行。此时,代总统普京在民众中的声望日渐高涨,加上亲政府的“团结”运动等中右翼势力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普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以较大优势战胜久加诺夫,当选新一届总统。 2001年末,议会中两个支持政府的中派政党――“团结党”和“祖国――俄罗斯运动党”合并为“团结――祖国运动”党。两个中派政党的合并使该党取代了俄共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此后展开对俄共的攻势,竭力排挤俄共议员。作为反击,俄共中央宣称:俄共议会党团将自动放弃所有议会委员会主席职务,拒绝与议会中的中右派进行任何合作。然而,俄共中央委员、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因拒不执行俄共中央命令其“辞去国家杜马主席职务”的决议而被俄共中央全会开除出党。此后,谢列兹尼奥夫等人成立了“有50万选民支持”的“俄罗斯复兴党”。俄共党内危机演变为组织分裂,使俄共的作用力急剧下降,在2003年底的议会选举中其得票率从上届的24%降至12.61%。 2003年到2004年,俄共党内围绕着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又发生了第二次分裂。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社会作用力,俄共上层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作出了一定调整,在新一届议会选举前,以议会候选人资格和党内领导职务为交换条件,吸引了一批大资本家加入俄共,试图以此获得竞选需要的资金,壮大党的社会基础和竞选实力。然而,这一指导思想的变化却引起了相反的结果。在2003年议会选举前,大资本家谢米金利用自己的资金在俄共的基层组织收买人心,与俄共中央争夺基层选民。这一情况引起了俄共上层的不满。俄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指责谢米金试图在俄共党内搞两个领导中心的破坏活动。在对待谢米金的问题上,俄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7月3日,就在俄共十大举行的同一天,一部分俄共中央委员召开了另一个俄共十大,决定提前罢免久加诺夫等俄共主要领导成员的职务,并推举被开除出党的伊万诺沃州州长吉洪诺夫担任新的俄共中央主席。虽然经俄罗斯司法部裁定,吉洪诺夫等人召集的全国代表大会为非法,但俄共内部分裂已成事实。俄共十大后,俄共中央开除了20余名中央书记的党籍,解除了部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职务。这次分裂不仅形成了两个中央,而且还波及到许多地方基层党组织,造成了俄共队伍的大分裂。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始终保持着政局的稳定,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格局。在此过程中,俄共不断遭受挤压、排斥,而与此同时俄共本身又不断分化、分裂。在大多数民众希望社会稳定和保持现有方针政策的情况下,作为议会中唯一的反对派政党,俄共在议会中的影响和作用力日渐衰退。 在2017年12月举行的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由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2/3以上议席,俄罗斯议会中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最终确立。俄共仅获得11.6%的选票,是自1993年参加议会选举以来得票最少的一次。 俄共经过十几年的内部分化,主张坚持苏共准则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和希望俄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派”都已经离开了俄共,留在党内的主要是以久加诺夫为首的“强国主义派”。 俄共兴衰的缘由 以俄罗斯广大劳动人民、弱势群体利益捍卫者和代言人身份出现的俄共,其存在和积极抗争制约了执政当局的为所欲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共产党曾经执掌国家政权70多年的国度里,俄共并没有像东欧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那样重掌国家政权,这里面的原因发人深省。 从俄罗斯国内政治背景方面看: 第一,在转轨进程中,由于社会各阶层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致使作为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的各政党本身也处于演变发展过程中,迄今为止尚未形成成熟的政党体制,包括“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内的多数政党,实质是自上而下建立的精英团体。而俄共作为一个真正的反对派政党,也同样面临着党的社会基础问题。尽管俄共一直是作为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言人而出现的,但在新的形势下也面临着社会基础日益缩小的窘境。1993年前后,因政权当局推行的激进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大量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为俄共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依靠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俄共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并成为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普京当选总统后表示,政府将考虑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从而赢得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欢迎,其中也包括俄共的大量基础选民。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普京推行的一系列消除社会贫困的方法,曾占俄罗斯社会人口35%左右的贫困阶层正在出现分化,社会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相对减少,这客观上造成了俄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的势衰也就不可避免。 第二,俄罗斯现行政治制度对俄共的兴衰有着直接作用,客观上制约了俄共执掌国家政权的可能性。俄罗斯宪政制度包含了诸如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自由选举等民主准则,同时又赋予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绝对权威。据此,俄共一方面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体制内的政党;而另一方面,总统的大权独揽又对俄共和其他反对派政治组织形成高压态势。尽管俄共在议会选举中连续占据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却无法直接参与政权管理。而执政集团却可以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舆论工具丑化、排挤、打压和分化俄共。相关于俄共,执政集团所拥有的国内外政治资源要雄厚得多。而俄共除了得到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政治资源,它在国内外实际上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很难找到同盟者,俄共不得不孤身同执政集团抗衡。 第三,来自执政集团的打压持续不断。普京执政后,对俄共采取了“打拉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在议会中与俄共党团开展建设性对话,在一系列内外政策上寻求俄共等左派党团的支持。另一方面,推动中右翼势力的联合,在议会中排挤俄共。普京上任初期,俄共曾经对其强化国家政权、结束政治混乱的方法给予支持。2000年总统选举结束后,普京便声明,表示将认真考虑投票支持自己竞争对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近30%选民的意见。他认为,有如此之多的选民支持反对派领导人,表明社会领域存在很多问题。普京这番话中表露出的对俄共的尊重,这与叶利钦对俄共的极端排斥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曾使俄共领导人看到了希望,并打算与普京政府积极合作。在议会中,俄共对普京执政之初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都给予了积极支持。随着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变化,俄共领导人对普京政府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俄共领导人很快就对普京政府的社会改革政策感到失望,他们指责中右势力在议会中对俄共的挤压做法是普京政府“对左派的背弃”。2000年12月,俄共七大宣称,俄共将做普京当局“负责任的、不妥协的、建设性的反对派”。 2017年8月,在普京的支持下,被称为另一个政权党的“公正俄罗斯党”宣布成立。该党在支持普京路线的同时,提出将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方针,以“捍卫劳动者利益、维护社会公正”为宗旨。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公正俄罗斯党”吸引了大批中下层选民,也赢得了俄共阵营部分选民的支持。而俄共坚持对“现政权不妥协反对派”的立场与大多数民众希望社会稳定的愿望不相符。近年来,俄罗斯国内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民众对普京政权的高支持率,都使俄共的选民基础大大缩小。 从俄共自身思想组织建设方面看: 第一,俄共纲领脱离社会发展现实。俄共纲领于1995年1月22日在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此后多次修改,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11月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的。尽管经过多次修改,俄共纲领仍然未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未能制定出吸引广大社会阶层的国家发展方案以及切实可行的战略和策略。俄共纲领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极端腐朽性,而缺少建设性的内容。俄共宣称,将站在反对现行社会制度的立场上,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当执政当局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国家走上正常的建设轨道上来之后,俄共的处境便十分尴尬了。俄共坚信社会主义是强国之路,社会主义会在21世纪获得新生,这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认定“国家已回到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一条导致民族灾难和俄罗斯文明毁灭的社会倒退的道路等表述,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未必能够得到俄罗斯广泛阶层的认可和拥护。从俄共纲领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缺乏深度,而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展望也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缺乏理论创新。 俄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以及它的非建设性反对派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共领导人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提出能够与时俱进、符合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正确主张。1996年总统选举时,正是俄共纲领上的这种保守性成了“民主派”攻击的把柄,俄共也因而失去了多数选民的信任,成为“守旧”、“倒退”与“恢复旧制度”的代名词。 俄共在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为一些政治投机者以及想与执政当局做政治交易的人提供了投机可能,从而加剧了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2003年尤克斯石油企业的多名高管进入俄共竞选名单参加了议会选举,导致俄共在民众的支持率急剧下降。俄共党员的人数也大幅下降。2017年俄共召开十一大时,俄共的党员人数已经由1993年参加第一次议会选举时的50多万人,减少到18.8万人。 由于俄共的核心选民来自社会弱势群体,限制了俄共的政策选择,这使俄共在处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和一系列社会政策问题上左右为难。可以说,意识形态与行动纲领上的缺陷是俄共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第二,俄共党内派别严重导致内部分裂。重建后的俄共内部在思想意识与党的行动纲领上分歧很大,各派观点不一。其中有以科索拉波夫为代表的正统派,也有以久加诺夫为首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间派,还有以谢列兹尼奥夫为首的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特点的温和派。随着谢列兹尼奥夫、谢米金等人被开除出党,由他们领导的“俄罗斯复兴党”和“俄罗斯爱国者运动”等俄共党内派别也因此与俄共决裂,在组织上使俄共受到严重削弱。 同时,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领导人把参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作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凭借在选举中的胜利,大批俄共党员进入各级权力机关,并从中获得了很多实际利益,成为党内的既得利益者。与苏联时期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从执政的共产党那里获得各种利益和特权,而是依靠反对党的作用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因此而从执政当局那里得到好处。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一部分人蜕化变质,或者说被当权者“招安”。随着这些党内既得利益者队伍的扩大,以牺牲党的整体利益来保全自己个人利益的现象日益普遍。更有一些投机者利用俄共急需资金和扩大社会作用的之机加入俄共,以谋求在议会中的议员资格,而他们的到来也更加剧了党内既得利益者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加速了俄共组织上的分裂。 (责任编辑李树泉) ，俄语论文，俄语论文网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