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贞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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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蒋介石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及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邹鲁和在广州的王柏龄、伍朝枢、欧阳格等，为拆散广州国民政府的内部团结，制造谣言，谎称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将绑架蒋介石，送往海参崴，同时假传命令，诱使中山舰自广州开往黄埔。蒋介石怀疑中山舰的“异动”与绑架他的阴谋有关，于3月20日晨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等，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正在广州的苏联访华使团团长、苏共中央书记布勃诺夫等人决定向蒋介石让步，撤回季山嘉及素为蒋所不喜的罗加乔夫等顾问。不久，汪精卫称病请假，秘密隐匿，转赴法国，蒋介石遂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等大权。
中山舰事件以其情节的诡异迷离，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疑案。事件中，当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是重要的一方，但是，多年以来，苏方文件一直隐藏在深深的铁幕中，作用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全面认识。1996年，俄德学者合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的出版，首次公布了许多俄国当事人的档案。这些档案虽存在着某些讹误；但关于我们了解苏方情况，揭开有关谜团，无疑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苏联顾问向莫斯科报告中山舰事件经过
苏联顾问团南方团副团长拉兹贡4月25日向莫斯科报告说：“上午10点整，第5团的一个连包围了东山(苏联顾问驻地)，把我们的警卫缴了械，不许我们同志中的任何人进城。连长出示了营长授权他们此次行动的命令。问及营长时，得知他乃据蒋介石将军的指示行事，但他并没有蒋介石的手令。这个连在东山一直守到下午4点钟，后来撤离，把枪还给我们的警卫。下午6点我接到伊万诺夫斯基(布勃诺夫斯基的化名――编译者)的命令去找蒋介石面谈。我见蒋精神极度沮丧，他说，他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罪，他因此地发生挑衅事件而心情非常沉重，他也负有一定责任，他要严令进行调查等等。过了两个小时，我和伊万诺夫斯基一道又去找他。他重复了先前说的话，俄语论文，我们同他约定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近来蒋介石收到许多匿名的恐吓信说要杀他，此外，他还收到海军政委(共产党员)李之龙的信，内中要蒋在3个月内把广东省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枪毙他(不言而喻这是一封假造的信)。(拉兹贡对于广州3．20事件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90页)
苏联顾问团华南组副组长罗加乔夫4月28日报告说： (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接到了一封由李之龙署名的信(是假造的)，内中建议蒋介石在三天内通过政府实行广东省公司的国有化，并威胁说，如果蒋不这样做，那就要把他逮捕，流放到俄国。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把调遣中山舰一事和那封信说成“最好的证据”，“表明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要把蒋介石逐出广东省”。(罗加乔夫对于3．20事件的书面报告，同上书第198页)
同时，据蒋介石给驻东山第5团团长签发的手令，该团应该“对东山严加监视”，但后来蒋介石又送来道歉书，为俄国人被软禁表示歉意，并把罪名转嫁到团长身上，说后者“行动欠妥”。(同上书第299页)
苏联人说：让步，但目的是为了日后除掉蒋介石
事发当天，刚到广州不久的苏联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探问虚实，二人约定21日会面。但蒋没有践约，只派人通知布勃诺夫，蒋“因故”不能到来。与此同时，一个流言迅速传播开来：“蒋介石公开宣称，不想继续与俄国顾问共事”。(索洛维约夫致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同上书第152页)布勃诺夫等考虑到这一情况，同时鉴于蒋介石同汪精卫关系紧张，“决定劝阻蒋介石并使他同汪精卫恢复合作关系”。(同上书第153页) 、
布勃诺夫使团撤掉了华南顾问组组长古比雪夫(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政治顾问组副组长拉兹贡(奥利金)。关于这一让步，布勃诺夫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被撤，是因为22日凌晨我们得到情报说，3月20日的事态有可能继续，故此我们开了一个会，得出了如下结论：广州市的力量对比不利于国民政府，而广东省的力量对比却对国民政府有利。所以必须赢得时间，而想赢得时间就要做出让步。鉴于当时情况个分清楚，矛头就是对着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来的，所以应该顺阶而下，因此我们决定撤除季山嘉和罗加乔夫的职务。由于这一让步，我们达到了某种均势。”(同上书第147页)
当时正在广州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耶夫对此也表示赞同。他事后向共产国际解释说：“当使团决定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并召回季山嘉时，是想将此举措作为一个策略，以便赢得时间，俄语毕业论文，做好准备除掉这位蒋将军。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太锋芒毕露，忘记了他们自己不过是顾问而非指挥官。我百分之百地坚信，迄今为止，我说的是近几个月来，或者确切地说是近一个月来，我们竭尽一切努力疏远蒋介石，并让他不要染指国民政府事务。现在我们自己要吃一点亏；做出一定的牺牲，以尽可能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过去的形势。”(同上书第154页)
汪精卫感觉委屈
索洛维耶夫继续报告说：汪精卫“称病卧床，医生们登门治病，他闭口不谈政务，最后则完全离群索居，表面不说离职，实际不问工作。除了我上面说的原因之外，3．20事件无疑也对他产生了作用，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尽管事发两天前他可能就知道蒋介石要有所行动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事件本身对他还是出乎意料的，也是有违他的意愿的。现在他有自己的看法并对其友好谭延闰、朱培德、宋子文和李济深说他丢人现眼了，所以应该停职一段时间。当然，很可能，如果我们当初更加温和地事先让汪精卫思想上有所准备，再向蒋介石做出让步，那样就能阻止汪精卫。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汪精卫为向蒋介石做出的让步而感觉委屈，为季山嘉的被召回而不快，因他是支持季山嘉的。于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自己也出于无奈便蜷缩起来。我认为应该千方百计把他请出来，告诉他并且向他证明，对蒋介石做出的让步是由我们犯下的错误引起的，是迫不得已的，这绝对不意味着我们改变了方针，尤其不能说明我们对汪精卫和整个国民党左派改变了方针”。(同上书第154页)
苏联顾问团开会总结
3月23日，苏联顾问团广州组开始举行会议。24日，布勃诺夫在会上讲话。他着重讲了顾问团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的“错误、过失和考虑不周”。对于中山舰事件的起因，布勃诺夫说：“我们给每――个中国将领套上了五根绳索：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如果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根绳索，你们也会喊疼的，可你们却想用这五根绳索套在中国将领这样身份的人物身上，硬拉着他们跟你们走；况且他们还
没有消除中国军阀制度的陋习。应该考虑到将领是中国人，顾问――是俄国人。……最能独立思考的中国将领都觉得出来，他是中国人，可是身为俄国人的顾问却在那里‘指手划脚’。”他说，“是俄国顾问，那你就老老实实当顾问，不要越雷池一步，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们厌烦。务必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分寸。”(同上书第145―146页)
布勃诺夫指示顾问团说：“应该马上做以下各事。第一，要根除锋芒毕露的做法，尤其是根除俄国顾问从旁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新顾问组长应该下达相应的指令；同时，要为将领们松绑，减轻对他们的监督。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要更加谨慎(不要大张旗鼓地说什么新军阀，小资产阶级特性等)。”“一定要记住，国民革命军不是工农红军”。(同上书第148页)
布勃诺夫指示：“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开展：工作，目前不应着力于在国民党左派中加强共产党的作用，而是要通过在国民党左派中的工作直接巩固国民党本身。应该说，这项工作定将颇费时日，要坚持不懈，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非常灵活、十分平稳、十分克制的策略。”(同上书第141页)
对于中国共产党，布勃诺夫认为，这个年轻的党做了大量工作，数量上发展也很快，但是党有些“太热衷于军事工作”，今后“要把党的力量均衡地重新分配到各个军去”，“还要把一定数量做军事工作的党员派到党的其他工作领域，首先派去做党内的教育工作。”(同上书第144―145页)
4月24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吴廷康也致函陈独秀说：中共一方面要从数量和质量上加强自己的组织，使它“更加独立，更加强大”，同时要与一些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做法进行斗争”。(同上书第188页)
布勃诺夫的“指导性纲领”与克里姆林宫的策略
从俄罗斯档案看，苏联顾问决定对蒋介石让步的另一原因是为了打击右派，争取被他们视之为“左派”的蒋介石，从而维护左派的团结。
4月2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吴廷康致函苏联驻上海副总领事维里杰说：“我得悉右派要同一部分左派特别是同蒋介石和解。目的是左右派联合起来。孙科从广州到了上海，公开宣称此行的目的，说是蒋介石也同意。”(同上书第178～179页)
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穆辛略论说：“蒋介石3．20的行动和此后的形势险象环生。它们暴露了国民党左派运动和广州政府的核心力量内部还比较薄弱。拥有强大军权的蒋介石派和汪精卫、谭延间、朱培德、宋子文派之间的分裂会导致国民党左派的严重分裂和广州政府的垮台”。“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广州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左派核心力量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汪精卫恢复工作，左派间修好并团结起来”。(同上书第180页)
3月27日，布勃诺夫从汕头给鲍罗廷写信，向后者传达代表团“在充分和全面调查”后做出的“最重要的指导性的结论”。信称：“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促进它巩固其内部组织性，促进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同工人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以领导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这项工作中应该有分寸，有灵活性并且善于利用一切条件，但绝对不可把自己当成助手或领导者。”(同上书第158页)
布勃诺夫的意见，后来基本上为斯大林接受。4月29日，斯大林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示称：
“3，应该说，国共分裂与否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种分裂应视为绝对不可行的。必须奉行让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
4．因此，在共产国际的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从组织上改变相互关系(指国共关系)的任何做法，都断不可行，而且关于国共两党都是十分危险的。
5．设法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曰将其开除出)国民党。
6．在内部组织问题上向国民党左派让步，即更换一些人员，以求基本保持组织方面相互关系的近况。”(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22号，特别记录第16号，1926年4月29日，同上书第202页)
5月17日，布勃诺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题为《总的结论和实际建议》的报告，其中称：
“中国共产党应当通过国民党左派开展工作，目前应当力争做到的不是在国民党左派中巩固共产党的势力，而是在国民党左派中直接巩固国民党本身。如果说国共关系是国民革命发展的首要问题，那么第二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左右派的问题。国民党已经不统一了，显而易见，右派毫无疑问正在竭力把国民党中派争取过去，走独立组织力量的道路(试图建立自己的中央，西山会议派今年3月底在上海召开的代表大会，试图通过孙文主义学会在军队中站稳脚跟，企图利用自己的作用笼络军界要人等)。国共两党依然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阻止国民党右派与左派分裂而走上独立组织力量的道路。因为国民党右派已经另开门户，有独立组织，它将成为吸引反革命分子的中心。不过，与此同时，还应当最坚决地阻止右派的企图，甚至不惜把最活跃最顽固的右派分子开除出国民党”。“现在就应该采取方法取缔国民革命军内的孙文主义学会。取缔的形式要据形势而定。但鉴于广州近况，最佳做法当为让他们自我取缔。”(注：1926年4月20日该学会自行宣布解散。)(俄罗斯总统档案，全宗3，目录65，案卷563，第123―125页，引自同上书第215页)
克里姆林宫的上述政策，后来深刻地作用了中国革命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