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9日，俄罗斯总统助理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透露，俄第一副总理维克托•祖布科夫不会离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企业董事会，何时离开将会根据企业利益做出决定。就在2017年3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经济现代化会议上宣布政府高官退出国有公司管理层，以利于公平竞争，改善俄罗斯的投资环境。随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便发布正式的书面政令，要求目前在17家大型国有公司任职的三名副总理级、五名部长级高官在7月1日前全部辞去在公司中的兼任职务。俄罗斯媒体将这项方法称为“禁官令”。 祖布科夫的表态为此次“禁官令”的未来走向添加了新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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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官令”的深层原因
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管理模式受苏联传统作用很大，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关于公司经营活动具有很强的作用力。根据俄媒体统计，目前俄政府的9名副总理在10余个国企担任董事会或监事会主席，16个政府部长在10个国企董事会任职，205名其他级别的政府官员在47个大国企任职。[1]不仅是俄政府高官在国有公司内部担任拥有决策权的重要职务，而且政府往往会制定大型国有公司的发展计划，指导其日常经营活动。可以说俄罗斯的国有公司更像是“国营”公司。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不是绝对好，或者是绝对差，俄语论文范文，都是有利有弊。集权的管理模式虽然可以使公司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但是这种管理模式有内在的弊端。首先，不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国有公司拥有优势的政治权力资源，在规则制定上作用力非常大，在这种环境中公司效率低下，而且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不利于吸引外资。从本质上讲，这种内在不公正、不公平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准则的。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外国投资者也往往是望而却步。其次，集权的管理模式也是孳生腐败的根源。不难想象，作为经营者而同时又是“裁判员”的俄罗斯政府高官会很难不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经济现代化和反对腐败是梅德韦杰夫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2]梅德韦杰夫要求政府高官退出公司管理层，符合其政治逻辑，一方面可以使国有公司经营更加独立，减少政府干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削弱政府高官的作用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高官从国有公司中谋利。
从更深层面可以看到，作为一位出生于受西方作用颇深的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经济现代化逻辑显然是不同于俄罗斯的传统的。有学者称之为“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3]历史上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领导的现代化均伴随着专制和中央集权，[4]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支配地位，内在的逻辑是经济的发展是为国家的强大服务的。缺少个人激励机制导致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和商业精神并没有产生起来，经济活动依赖于国家，这样的现代化模式催生了大量低效的国有公司。梅德韦杰夫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的色彩，重点在于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减少国有经济的成分，这也是“去斯大林化”的重要内容。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说，“不管我们拥有多少国有公司，现代化首先取决于私人经济的努力，而且必须在竞争的环境之中。政府的工作是为国内外公司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以及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5]政府高官退出国有公司管理层可以减少国有公司特权，从而使之与私有经济公平竞争，创造吸引外资的良好环境。从另一方面讲，也是为减少国有经济比例提供条件，兼任国企高管的政府高官是国有公司的保护伞，并不是所有高官都赞同梅德韦杰夫经济现代化方法的[6]，而继续私人化是俄罗斯政府既定的目标。
“禁官令”的现实原因
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管理模式，形成于普京时期，普京上台后通过打击拉拢寡头，将大型公司重新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现在的经济管理模式带有强烈的普京色彩。政府高官退出国有公司管理层削弱了政府关于国有公司的控制力，与普京主义相悖，但不能就此得出梅普产生龃龉的结论。经济现代化也是普京时期就确定下来的目标，“通过俄罗斯经济现代化，来克服慢性倒退并推动国家到达更加现代的发展水平”。[7]而且《2020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在普京总统末期由经贸部制定的。应该说普京是赞同经济现代化的，政府高官退出国企应该是梅普共同的决定。而在媒体中不少见的“梅普关系紧张”等论断有炒作的因素。
在政权内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治国理念有所不同，二者虽然在经济现代化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却有所异同。普京之所以还能接受梅德韦杰夫的经济现代化方法，一方面是迫于俄罗斯自身的需要，[8]另一方面梅德韦杰夫并没有偏离普京主义的道路。虽然梅普的分歧反映出俄罗斯未来道路选择的不同，但实现经济现代化是其共同目标，正因为此，梅普才能共同决定政府高官退出国有公司管理层。普京办公室发言人称，两人在“改善政府执行效率”问题上达成一致。“数名高官离职，不是临时决定，俄语毕业论文，而是之前就已经摆上政府日程的。”也正因为二元政权事先已经达成默契，才能够保证“禁官令”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推行，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项政策能够得到贯彻。
2017年是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年，自梅德韦杰夫2017年上台以来，一直被一些媒体视为普京总统的傀儡。而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梅德韦杰夫不可能甘心被历史视为过渡人物，而一定想有所作为。现代俄罗斯发展的大战略已经在普京时代确定下来，在这方面的大变动将意味着削弱梅德韦杰夫自身的政治基础，毕竟他的当选离不开普京的支持。梅德韦杰夫执政最初推行的反腐败行动并未收到明显效果。在任期剩下最后一年的时候，梅德韦杰夫总统按照自己的构想行动也不难理解，毕竟留给他表现的时间不多了。
“禁官令”的作用
从政策本身来看，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会议提出的十项决议，包括政府退出国有公司管理层仍没有触动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管理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所有制结构、决策体制、政企关系、管理组织、分配等一系列方面。梅德韦杰夫的这些方法只触及皮毛，未动筋骨，即使以独立经济人士代替了政府高官担任国有公司高管，国有公司仍然主要听命于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决议的十项建议都是短期计划，期限最长不过2017年年底，可能梅德韦杰夫尚未做好准备推进中长期的经济现代方法。从总体上来看，中右的力量仍然远在中左之上，梅德韦杰夫现代化之路还面临诸多困难。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会议之后，政治评论家亚历山大•纳瓦里内便认为，梅德韦杰夫的努力不会成功。[9]随着杜马和总统大选的临近，俄罗斯政权内部政治张力也在加大，两者分歧可能会日益明显。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统干涉到了总理负责的经济事务，俄罗斯内部事务可能越来越多地打上梅德韦杰夫的印迹。
从政权结构来看，政府高官退出国有公司管理层直接打击了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库德林等人的个人政治作用力，而谢钦、库德林普遍被认为是普京团队里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普京势力的削弱，二人仍旧保留政府里的职务，仍然是政府决策层的重要成员，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作用俄罗斯经济。俄罗斯政权历来有“周围的人”的传统，最高权力周围的人即使没有较高的官职，但也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作用。谢钦、库德林仍然处于俄罗斯政权最核心的部位，普京的政治势力并未削弱，相反或许能够得到加强，因为这些离开国有公司的俄罗斯政府高官能够更大限度将注意力放在政策制定上，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施加更大的作用。
政权外部不同政治力量关于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决议也有不同声音，4月4日杜马圆桌会议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分歧。商业代表和自由主义者表达了支持意见，政治略论家加卢什卡称赞为“近几年最好的声明之一”。俄罗斯共产党反对去斯大林化的计划。限于政治力量在俄罗斯议会内部力量薄弱，这两派的观点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外交部办公厅）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省略/world/detail_2017_04/05/5557827_0.shtml
[2] 邢广程.梅普组合：有谱还是没谱？[EB/OL].省略/content/51425
[3] 程伟.梅德韦杰夫‘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评析[J].俄罗斯探讨,2017:3.
[4] 省略/articles/2017/05/10/russia_modernizes_the_old_fashioned_way
[5] 省略/has-medvedev-really-modernized-russian-industry-check-out-the-consolidation-trend-in-dairy-2017-6
[6] Татьяна Становая: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ступление》,
[7] 省略/stories/afp_world/view/1019688/1/.html
[8] 冯玉军.对梅德韦杰夫‘全面现代化战略’的几点思考[J].中国战略观察,201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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