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国人在远东地区建立定居地以来，华人劳工、商人一直是当地经济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为伯力和海参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俄国政府试图限制他们，但是同时也依靠他们建设铁路、开展小额贸易和服务行业。华人和华商的存在说明了俄国阿穆尔边区政策的灵活性。 中国企业深入到伯力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建筑、食品供应和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商人与阿穆尔、乌苏里地区的当地民族建立了联系，垄断了毛皮生意。当地的猎人用毛皮交换日常必需品以及鸦片、酒和烟草，他们常常被迫欠债。华人对当地经济的控制令俄国商人和当局非常愤怒，他们竞争不过华人。而且，在俄国城镇的中国企业控制那些为城镇提供乌苏里森林产品的华人，这些产品包括毛皮、中医用的动物珍贵成分（鹿茸和虎骨）、稀有蘑菇和人参。华商还向华人和俄国人放贷。在俄国城市和乌苏里地区的当地人定居点都有中国贷款人的网络［10］。 华商还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边的定居地开展广泛的舢板交易。铁路建成之前，松花江是连接东北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贸易动脉。1900年前，俄国商人和管理当局都无法有效地控制松花江沿岸的贸易。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朝的边疆当局不愿意让俄国商人永久地在那里贸易。另一个原因是，俄国商人对在东北做生意的条件和需要缺乏了解。那些打算自己在松花江两岸做生意的俄国商人常常卖不掉货物。俄国商人不会讲汉语，不得不依靠华商做中间人。地理条件赋予华商从事舢板交易的另一个优势。松花江季节性的枯水便于舢板和小船航行。舢板交易需要人手，以及一种只有中国和当地渔民、船民才熟悉的生活方式。华商在松花江沿岸的三姓(今依兰)、白都讷(今松原)等定居地居住，雇用船员，管理舢板，为舢板贸易提供资金支持。这些舢板把农产品沿着黑龙江运到俄国的定居地。 1893年到1895年，从东北出发的中国舢板沿着松花江，给伯力运来了小麦、大麦、高粱、粟米、豆类、面条、油、烟草等等。每年松花江上的舢板交易给黑龙江沿岸的俄国定居地运来50万普特（819万公斤）的产品。1894年，通过舢板向伯力运送了16.4万普特（268.6万公斤）的农产品；第二年，运来了19.4万普特（317.8万公斤），增长了20%。从伯力，舢板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把货物带到其他定居地，与当地人进行交换［11］。 中国的舢板交易对阿穆尔边区最南端的海参崴也很重要。海参崴港停泊着中国的舢板，忙于鱼、蟹、海带和海参等海产品的运输。这些产品在中国的菜肴和医药里用途广泛。中国企业雇用了华商从渔民那里购买这些产品，加工后，运到东北以及乌苏里地区华人的定居地。在海参崴的亚洲居民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他们对海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海参崴的华商协会基本上管理了所有华人的活动。他们通过组织同乡会（会馆）进行管理，这在中国本土、边疆和海外都很盛行。会馆的成员通常来自中国本土的同一个地区，居住或者临时居住在家乡以外的地区。以一座祠堂为中心，会馆为其成员提供商业、宗教、社交和法学等方面的服务。他们建立了管理大小公司（包括贫穷和富裕的华人）的行为原则和在阿穆尔边区的各个地方，比如城市、森林和海上进行贸易的标准。 阿穆尔边区的城市里的小额贸易主要是由华人进行的。这种贸易使移民到此的中国农民和劳工有相当的流动性。根据俄国观察家沃尔诺戈尔斯基的观察，海参崴的任何一个华人在积攒了几十卢布之后，就立即开始做小额的贸易，他们经营各种产品，包括橘子、坚果、线、袜子、针等等［4］。没有技术的劳工的季节性特点使华商参与到各种不同的小额贸易中。 四、一言难尽纪凤台 华商一般拒绝加入俄国国籍。他们移民到阿穆尔边区，赚钱后，仍然返回故里。但是也有个别例外。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商人纪凤台，不仅在伯力加入俄罗斯国籍，皈依了俄国东正教，还起了俄国名字Тифонтай。虽然纪凤台在中俄边境贸易中，作为中间商闻名遐迩，但是人们对他的身世所知甚少。 1873年，纪凤台第一次踏足俄罗斯的远东。他的企业名字叫纪凤台企业，设在伯力，他是当地最有名的华商。他的业务范围很广，经营的商品包括：小麦、面粉、茶叶、酒、毛皮、建材等等。他建立了面粉厂、砖瓦厂，投资于土地和房产。1896年，他代表伯力商人参加在下诺夫哥罗德举办的大型俄罗斯商品交易会，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展台展示了毛皮。1895年，纪凤台和伯力商人波格丹诺夫组织了一个贸易探险队，乘坐电报号汽轮，沿松花江上行，此次探险的目的是推动俄罗斯在东北的贸易。汽轮经过了三姓、呼兰和白都讷等贸易中心，返回时还带了一个驳船、三个舢板，装满了牲畜、粮食、羊毛和烟草。此次探险之旅刺激了其他伯力商人，他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杜霍夫斯科伊的支持下，沿松花江开展贸易［6］。纪凤台成了这个地区贸易开发的先锋，与三姓和白都讷的华商都建立了联系。 纪凤台加入俄国国籍后，在清朝与俄国关系紧张的时候，成为在两边都受指责的人物。1904年前，他的企业在旅顺和大连修建了军事防御工事，他的贸易活动支持了沙俄在东北的殖民扩张。他效忠俄国换来的是经济上的富足。在日俄战争中，他向驻扎在东北和辽东半岛的俄国军队提供粮食。在战争期间，清朝边疆官员的驻扎位置受到俄国军事存在的威胁，他的企业在东北的业务活动不可能逃过清朝官员的眼睛。 纪凤台的一生是一个游走于两个不同国家间商人的例子，中俄两国的历史学家到现在也认为他与众不同、非常罕见。在中国，他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在俄国，他被认为是俄罗斯帝国的忠实仆人，他资助针对日本的情报收集活动，在东北招募中国志愿者加入游击队。但是，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开展和促进自己的贸易业务。为了往来于两个文化世界，他接受了俄国的东正教，但是同时他请求俄国官方在伯力建造孔庙。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自己清朝子民的身份。他拒绝剪辫子，一生中一直穿中国衣服。他自然走中间路线，能够与中国的商人和俄国官方进行联系或谈判。还在1886年的时候，他就向俄方提供语言的帮助，协助中俄两国进行对于沿乌苏里江划界的谈判［1］。后来，他在中俄两国都进行投资，把贸易的网络从伯力延伸到海参崴、哈尔滨、奉天（今沈阳）、旅顺和大连。 五、对立的根源 从经济的角度看，俄国官方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劳工和贸易。华商组织能力很强，华工很听话，工作态度很好，没有俄国工人那么多要求。华商给俄国人带来了廉价的商品，特别是东北的食品。中国人在经济上的贡献是俄国所需要的，但是随着俄国在黑龙江边境贸易的开展，俄国官方和商人对中国人越来越大的作用喜忧参半。 20世纪的头十年里，俄国对中国人的顾虑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华工的季节性。华工认为自己身处异国他乡，是此地的过客，所以在当地消费非常少，把大部分的收入都寄回或带回家乡。与新到的朝鲜人不同，华人移民和商人拒绝接受俄国的文化规范，拒绝皈依东正教，也不愿成为俄国的子民。俄国官员的另一个顾虑是中国人在乌苏里森林腹地有广泛的贸易网络，垄断毛皮生意，控制森林里的少数民族。这些妨碍了俄国将来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移民和开发。最后，华商被认为非法出售鸦片和中国的烧酒，不仅卖给华人和当地人，还卖给俄国农民、哥萨克和军队。这些华商被认为对俄边疆城市居民吸鸦片成瘾和酗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俄国的这些顾虑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上日益增强的“黄祸论”的作用，俄国官员很久以来就使用这个词，将俄国边疆城市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越来越多的亚洲人。1900年前，俄国官方开始推出方法，限制华人移民到俄国城市。1893年到1902年，伯力和海参崴通过了隔离所有亚洲移民的法学，把他们迁到城市里指定的区域居住。俄国在日俄战争失利后，颁布了更多的方法。同时，俄国的政策开始偏向俄国定居者，俄语论文，鼓励使用更多的俄国劳工。20世纪的头十年里，俄国推行了限制接纳亚洲移民的新方法：俄国城市的永久居住地只给归化的俄国子民居住；禁止当地人租房子或土地给外国人；禁止企业和个人雇佣非法的外国劳工；在边境和城市检查护照和移民文件［5］。尽管有这些方法，华人在这些城市的经济活动仍在继续。1912年，仅在伯力市就有762家华人贸易和工业公司，俄国人有1 160家。中国的小商人占了上风，开了207家小的贸易企业，俄国人只开了183家。1915年，德国的库恩斯特和阿拉贝斯企业估计了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城市的小型俄国和中国企业的潜在竞争情况。在伯力，中国企业有223家，俄国企业有220家；在海参崴，中国企业有501家，俄国企业有290家［12］。 面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和朝鲜人口的竞争，俄国政府开始推出经济方法，消除华人和华人企业日益增长的对经济的作用。1914年，贡达季总督临时禁止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捕杀黑貂。一年后，俄国与清政府达成协议，禁止在黑龙江边境线50俄里的区域内贩卖任何酒。这些法学旨在摧毁城市和森林深处中国社区之间的贸易网络。同年，阿穆尔沿岸地区立法机构通过了迄今最激进的方法：从俄国城市里驱赶亚洲人。 由于缺乏海关和警察人员，在边境和城市里，这些方法并没有得到连贯地执行。被分派到伯力和海参崴负责移民社区工作的俄国警察比较腐败，因此也没有效率。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政府在俄国远东使用中国劳工，支持俄国打击德国的战争。中国移民为俄国军队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食物。 六、当地贸易中的其他重要因素 谁控制了阿穆尔边区城市里的大生意呢？俄国政府没有对民用工程进行大量投资，当地也没有俄国欧洲部分通常都有的世袭贵族。所有的土地都租给了哥萨克，他们很少过得富裕，他们把土地租给新来的穷人，通常是俄国各省、中国和朝鲜的贫穷农民，向其收取租金维持生计。乌苏里和阿穆尔铁路的建设吸引了首批西伯利亚的实业家和商人。淘金热在海兰泡为俄国商人创造了财富，塑造了创业精神，但是在伯力没有类似的产业刺激贸易活动。在伯力，人们的工资不高，商业的积极性很低，官僚们成了城里惟一的精英阶层。 黑龙江沿岸的城市基本按照西伯利亚或俄国欧洲部分的样式建造、管理。虽然也有亚洲和西欧的痕迹，但这些城市大体上保持了俄国的特征，最高的建筑物是东正教教堂，这是俄国的象征。真正的权力在军队和政府手里，军政官员们追逐个人私利而损害了商人的利益。20世纪头十年里，一些俄国商人开始进入市政府。其中一位叫普留斯宁的就来自当地的一个商人家庭。1909年，他继承了伯力创建之初就业已存在的家族生意。他的普留斯宁企业经营木材厂、面粉厂、零售商店，在所有的临近居住区都有办公室。1914年，百万富翁普留斯宁当选伯力市杜马的主席［5］。 1905年以后，伯力的大企业掌握在几家俄国企业的分支机构手里，这些企业的总部设在哈尔滨、海参崴或者西伯利亚的老贸易中心。私人资本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企业。下表显示了1897年以前外国企业在主要的俄国城市的总体垄断情况： 资源来源:Иванова А.Торговля как стержень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города［J］.Архитектура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2,(1):59. 阿穆尔边区的遥远和落后状态吸引了外国公司家。外国商人经营的轮船运输占黑龙江航运量的一大半，其中美国公司家艾默力建立了阿穆尔船运企业，依靠外国蒸汽机船，沿着黑龙江组织货物和乘客运输。他的企业从欧洲购买设备和轮船，利用当地的劳工运营。 俄国官方对外国资本的审批非常谨慎，这为贿赂提供了机会。到俄国定居的外国人接受俄国国籍，确保了他们对俄国商业和实业的参与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在俄国远东的商人入了俄国国籍，但是保留了德国国籍。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当时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娶的是德国俄森路德维格大公的女儿。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科尔夫和翁特尔别格的德国血统可能也有助于解释该区域对德国公司家的“容忍”。 阿穆尔沿岸地区最大最早的欧洲企业是德国库恩斯特和阿拉贝斯企业，由德国汉堡的两位商人库恩斯特和阿拉贝斯于1864年在海参崴成立。该企业从事一般的贸易，把货物从欧洲运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销到俄国远东的各个地区。该企业的商业活动从管理海运、保险业务，到在俄国城市经营大型百货商店。该企业甚至还在日本海岸线附近承运了中国舢板供应的海藻。1914年前，该企业依靠俄国和中国的小商人和劳动力，在全球有40家分支机构，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 七、结论 俄国城市中，华人的存在表明了黑龙江边境无人定居的特性。华人移民、华商自由地往来于边境，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网络，同一时期，俄国的工程师、商人和实业家也在进入东北的腹地。俄国政府不满于俄国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缓慢的移民进程，认识到华人劳工和贸易的重要性，并且严重地依赖华人劳工和贸易。从一开始，俄国官方就准备把华人移民限制为干苦力的劳工。 伯力和海参崴的发展，以及缺乏强大的俄国商人阶层，让华商参与到本地的经济，并且在跨境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华人活动进行限制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阿穆尔沿岸政府出台了隔离亚洲移民的方法，但是在“典型的俄国城市”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非俄籍居民。华人不认为这些城市完全是俄国的，继续使用已经使用了一百年的中文名字，比如伯力、海参崴，从来不用俄文的城市名称。从中国本土向北进行经济移民的不限于东北。移民通过陆路和河流，跨越东北，到俄国城市，在海上从营口穿越东北，到达海参崴和乌苏里地区。中国移民回到了清朝丧失给俄国的土地。 伯力的华人越来越多，可以解释为什么俄国从来没有考虑修建从哈尔滨到伯力的铁路。这样一条铁路能把伯力变成中俄贸易又一个繁荣的中心。但是，伯力由于地缘战略的原因，只是作为行政和军事城市存在。松花江是中国商品运到俄国城市的一个主要贸易通道。 参考文献： ［1］Мясников В 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1689-19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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