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 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汉学家王西里在世界首部中国文学通史―――《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对中国儒学典籍《诗经》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在研读大量原文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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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之发源对于《诗经》的年代,古代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各个部分不一而足,如最早的“风”、“周颂”和“大雅”的多数著作为西周初期所作, “小雅”中既有西周时期的著作,也有春秋时期的著作, 而“鲁颂”和“商颂”等明显为春秋时期的著作。这些散佚在各诸侯国的民间歌谣被孔子收集后加以编辑整理,后得名《诗经》。
王西里并不赞同中国学者的观点,通过阅读《诗经》全文,他发现了许多时间、地理环境上的矛盾之处。例如在“国风”中已经出现了长江的名称,但实际上周朝至幽王的时候中国人才第一次来到长江地区。又如“大雅”和“小雅”中赫然出现了后人命名的地方,甚至还提到了周朝的灭亡。这说明《诗经》的全本至少应当是汉代人编纂而成, 也不排除是后人托古伪作的可能。
在王西里看来, 《诗经》是远古时期的中国人民生活劳作中积累的歌谣,真正的编者是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多儒学者,因为他们是唯一掌握文字技能的人。从“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来看,“雅”很可能是儒学者得到民间歌谣后仿照它们编写出来, 因为“雅”的语言比另两部分更为清晰连贯。
王西里对孔子的评价有所保留,认为他只是游历列国、谋求仕途的知识分子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于普及了教育,使文字不再是限于少数史官掌握的专利,以及用语言评价历史人物的措施。
《诗经》之训释
流传于现世的《诗经》版本,一直存在着古文经派与今文经派的争论。王西里认为这些版本其实全部经过了汉朝儒学者的篡改,《论语》、《春秋》都没有逃脱这一厄运。另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今文字的转换过程也造成了《诗经》原典的不可复原性。因此,被中国人笃信为孔子亲自修订的《诗经》其实早已面目全非,它是在天灾人祸和统治者意志的支配下流传下来的。
王西里对《诗经》的训释史做了深刻的批判。他以《采葛》和《丘中有麻》为例,指出明明是情人之间的相思爱慕之情,却被试图教化人民的统治者解释为人民对国家的热爱,将其与忠君的伦理纲常联系起来,强行赋予诗歌道德说教色彩;而儒学者好借古喻今,引用《诗经》针砭时弊,认为这间接体现了怀才不遇者对暴政的痛诉。王西里反对一切将《诗经》内容复杂化的做法,他认为《诗经》只是描写古代人民劳动和生活风俗、富有地方色彩的著作,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记录了礼仪制度的变迁,因而具有史料的价值。基于中国传统注疏的不可靠性,王西里向俄罗斯汉学家提出,要从全新角度对《诗经》加以解释。这种角度要符合整体性、时代性和逻辑性的要求,不能为了少数者的利益对原作进行穿凿附会式的理解。
《诗经》之价值
王西里非常肯定地指出,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他将《诗经》视为与欧洲《荷马史诗》并列的著作,认为它是中国习俗和礼仪的见证,体现了中国人民毫不逊色于欧洲民族的智慧力量和艺术才华,其鲜活生动的记载关于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诗经》是儒学思想本原的体现,儒学是中国文学乃至全部精神生活的基础,因此《诗经》被王西里认为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
王西里认为, 《诗经》不仅树立了诗歌的创作规范,也为近至明代出现的戏曲、小说奠定了语言基础, 《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简洁含蓄的用词成为后代作家学习的对象,即使清代《红楼梦》等民间小说中的诗词也带有《诗经》的印迹。
王西里以“国风”中的相似情节和语言说明,古代各个诸侯国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从一个共同民族向四方迁居,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俗,但依然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因此,王西里认为《诗经》是证明中国远古时期存在统一民族的文物之一,它见证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
虽然王西里对《诗经》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俄罗斯学者认识《诗经》的第一步,还有很多空白点需要后来者填补。除了对《诗经》的作者、注释和内容需要进一步考证,它与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关系、对国民性格的作用以及对社会进步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俄罗斯学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文学是广博的,外国学者穷其毕生所能掌握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王西里指出汉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代表性的作品把握中国文学的深刻内涵,而《诗经》无疑就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学精神的著作之一。
《诗经》之翻译
为了使俄罗斯读者亲身体验《诗经》的魅力, 王西里亲自动手翻译了《诗经》的部分篇章,现选取其中一例。
郑风・有女同车(原文)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 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郑风・有女同车(俄译)
我和一位女子坐在同一辆车上,
她的美貌象舜花一样。
她轻轻地回头凝望,
我看到了她佩戴的玉石―――琼和琚。
这个美人就是姜家的姑娘,
真是美丽又大方!
从王西里的译文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些特点。首先,译文最大程度地谨遵原意,基本没有译者自行编辑的痕迹,在某些专有名词上采用了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第二,采用自由诗歌体,因此没有保留汉语的谐音和押韵;第三,忽略了原作“风”、“雅”、“颂”的自然分类和中国学者向来注重的赋、比、兴的手法,代之以婚姻、爱情、讽刺、公务等类别的划分,这样可以使外国读者更加直观地掌握《诗经》的内容。
与俄罗斯汉学前辈比丘林相比,王西里的翻译并不是最出色的。但他的长处是能够选择最重要文学著作的最精彩部分加以译介。从王西里选择的《诗经》片段来看,他比较倾向于那些描写人物外貌和内心活动的段落,原因大概是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吧。1851 年,王西里在喀山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学课程,这是中国文学第一次走进欧洲的大学课堂。由于缺少学习鲜活中国语言的环境,《诗经》、《论语》、《春秋》等典籍就成为俄罗斯大学生学习汉语阅读、口语和写作的唯一教材。《诗经》以其凝练的语言和生动的情节激发了学生的极大兴趣,王西里的嫡传弟子伊万诺夫斯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等人多次回忆起老师讲授《诗经》的情景,从此开始了探讨中华文化的生涯。
王西里对《诗经》的探讨带有鲜明的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特点。他脱离了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以中西对比的方式凸显《诗经》巨大的艺术价值,将《诗经》纳入了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他不迷信任何权威结论,而是依靠史料之间的联系发现这些结论的疑点,提出全新的意见供后人参考。王西里对《诗经》的看法深刻地作用了俄罗斯人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成为俄罗斯当代汉学家探讨儒学典籍的起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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