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突然逃亡至莫斯科机场，为俄美关系添加一道新的互动“话题”，该事件的主角在一定程度上也变为俄美之间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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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斯诺登并非对抗美国的“利器”
“不请自来”的斯诺登犹如烫手的山芋，让俄罗斯有些左右为难。显然，斯诺登案牵涉到了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几番周折，8月1日，这起轰动世界的事件以斯诺登获得临时难民庇护而告一段落。
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就明确了不可能协助美国、将斯诺登扣留和引渡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与斯诺登案毫无牵连，以此事攻击俄罗斯毫无道理。并且指出，斯诺登之所以滞留莫斯科机场，责任并不在俄罗斯，而是因为美国注销其护照使之没有合法旅行证件。
不过，俄罗斯也未“落井下石”，借机高调反美，而是把处理斯诺登案当作显示其改善俄美关系、“顾全大局”的平台。
斯诺登揭露“棱镜门”计划，对美国的国际形象无疑是一记有力的重锤，但普京对其思想、动机并未因此产生“天然”的亲近感。俄罗斯非常清楚，斯诺登行为的出发点是基于其个人对所谓“人权”、“自由”的价值观念，与俄罗斯反对美一超独大、霸权主义、争取俄大国利益不仅“殊途”，也未必“同归”，俄政府根本不可能作用和控制得了这种“反美”行为。况且，与斯诺登思想一致、助其逃亡的“维基解密”也曾“披露”过对俄不利的所谓“内幕”；现在支持斯诺登的“人权国际”等国际组织也曾指责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攻击普京治理。
根据斯诺登个人经历和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性质看，他基本没有接触美国情报部门核心机密的可能。他所披露的“棱镜门”窃听行动，按照俄罗斯联邦安全官员的话说，对俄罗斯“并非新鲜”，因而，在情报“暗战”中对俄没有太大利用价值。
多年来，俄罗斯高度重视国际舞台的“人权”斗争，注意紧抓这个作用和认同越来越大的意识形态旗帜。俄罗斯不愿卷入斯诺登案过深，也是担心被视为把一个“维权活动”变为利己的“反美”活动，不愿被各种人权组织指责为“政治化”，有损其在国际人权斗争中的形象。
7月1日，普京曾以给小猪崽剪毛来形象地描绘借斯诺登案做文章的结果：除了引来一片喧嚣，俄罗斯并不能从中得到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俄罗斯一直不向斯诺登提供帮助，斯诺登长期逗留机场隔离区的状况就会变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遭到国际舆论猛烈抨击的很可能就不是美国的“棱镜门”，而变为俄罗斯对人权的“践踏”、对生命和尊严的“漠视”。可见，俄罗斯收留斯诺登与其说是“给美国一记耳光”，不如说是为避免可能的麻烦。
相关于斯诺登个人命运，俄美关系当然更为重要，特别是2017年9月的20国峰会、2017年的索契冬奥会，都是俄罗斯近20年举办的大规模国际会议，普京十分看重这些显示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平台，不希望因某些插曲横生枝节。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斯诺登到俄后不久，普京就数次亲自出面，反复阐明不希望因此事作用俄美关系的态度，并就斯诺登可能留俄提出了条件：“他应当停止目前所从事的对我们的美国伙伴造成损失的活动。”普京明确地强调：“我们与美国存在一定水平的关系，我们不希望您（指斯诺登）的个人行为损害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他还说，俄语论文题目，斯诺登抗议美国政府干预个人隐私，要为人权而战，“别捎带上我们，我们另有需要为之抗争的东西”。
关于俄方这种“高风亮节”，美国方面也予以一定程度的回应，在继续施压的同时，奥巴马表示，不愿因斯诺登一个人作用美俄关系，不会为引渡斯诺登费力折腾，美国与俄罗斯等国还有更重要的事务。同时，根据两国总统命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建立了联系机制，讨论有关处理斯诺登的问题。
在俄罗斯给予斯诺登临时庇护后，美国在“泄愤”之余还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奥巴马虽不顺访莫斯科，还是出席G20峰会；年初敲定的外长加防长会晤机制还是按计划恢复。而在这次2/2会议上，双方还讨论了为下次元首峰会准备的相关文件。
美国眼中的俄罗斯：既爱又恨
长期的战略利益和国际形势决定了俄美两国需要在所有层面和领域保持对话，包括双方有矛盾的领域。即使这些对话不能解决问题，也能释放双方的紧张情绪，缓解部分矛盾。双方也意识到，对抗会使双方都空耗资源，对双方都不利，无法全力应对新的挑战。
面对持续加快的多极化进程，不断出现的热点问题、地区问题，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单独或只与西方盟国一起应对。美国承认，没有与俄罗斯的积极协作，美国的安全就得不到充分保障；不考虑俄罗斯的态度、或者没有它的参与，就很难解决许多全球和地区问题。
俄罗斯同样意识到，美国仍然是其安全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发展遇到某些困难、政治稳定尚存某些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同时，一些战略略论家认为，由于国际格局新的变化，以及美国战略重点转移，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较宽松的外部环境，抓住而不是错过这个机会，就能为俄罗斯在未来国际格局和新秩序塑造中赢得有利的战略态势。
事实上，在许多双边和国际问题上俄美之间确有一定的合作意愿，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着较密集的对话。
然而，某些营造出来的热络往往只是舒缓一下紧张的状态，有合作的理由并不一定结出皆大欢喜的果实，也不能遮掩双方根深蒂固的矛盾。奥巴马对此没有掩饰：斯诺登问题并非导致其9月不访问俄罗斯唯一理由，俄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对话没有取得进展才是使其访问没有意义的主要因素。其实，2017年G8峰会后，华府就有人开始怀疑9月访俄的价值。斯诺登走出谢列梅捷沃机场只是使得白宫失去了对峰会的最后一点兴趣。
近年来，从反导问题争吵到叙利亚问题上的对立，从大选的恶语相向到“马格尼茨基法案”—“季马·雅科夫列法案”的针锋相对，俄美两国矛盾频发、龃龉不断，旧伤未了又添新痕。双方都承认，2017年高调宣布的“重启”已经失败。 俄美关系之所以步履维艰，除了互信的基础薄弱、利益分歧巨大，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障碍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首先，在美国社会中缺少积极发展对俄关系的社会气氛。俄罗斯几乎没有作用美国社会各界、特别是有作用力的利益集团的手段。除了冷战时期的印象，普通民众对新俄罗斯也没什么清晰的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美关系好坏对大多数美国人和精英阶层似乎没什么意义。而俄美缺少紧密的经济联系，更是使美国社会各界缺少实际的利益需求。
其次，多年来，俄美互动的话题--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依然集中在政治安全领域。尽管俄罗斯已经超过许多西方工业国家、跻身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俄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依然少得可怜。正如普京所说，俄美两国“政治对话和合作没有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双边贸易额和投资不符合两国经济潜力”。关于稳定关系、形成长期合作氛围而言，双边关系这种结构性的不足显然是有问题的。包括华盛顿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依然“习惯性”地用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视角看待俄罗斯，比如，它们对这个至关重要的全球能源供应国、拥有逾1.4亿人口市场的关注，远远不如对所谓“民主倒退”的关注。而美国习惯性地用老师的眼光看待俄罗斯，对俄罗斯政治社会进步肯定不足、指责有加的做法，更让许多俄罗斯精英不舒服，进一步助涨了社会的厌美情绪。
再次，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得俄罗斯之于美国、美国之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和依存性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即使是双边互动最密切的政治与安全领域也是如此。关于俄罗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关于美国--无论是作为“伙伴”、还是“对手”--俄罗斯都很难说是美国首要关注的对象。随着新的国际热点不断出现、特别是新的力量崛起、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俄美间这种不平衡的依存关系还在扩大。俄罗斯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美国的利益范畴内占有中心地位，在美国外交排序中的地位也逐渐后移。因此，也就可以了解，美国在反导、北约东扩、渗透独联体国家等诸个涉及俄罗斯利益的方面何以毫无顾忌地采取单边行动。
面对原地打转的双边关系，有些无可奈何的奥巴马在8月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将“暂停”和重新评估美俄关系。只是不知华府方面能否借“暂停”之机认真反思，为何“重启”失败，为何也曾对与美合作充满期待的普京，变成了奥巴马所称的带有“冷战思维”的“反美”人士。
向前走与向后看之间的博弈
在解读俄美关系、特别是两国矛盾深重之时，不少略论家都习惯性地以冷战作为一个标杆，即是否重回“冷战”。尽管俄美关系中冷战因素不时浮现，但对这对关系评判时“回头看”的措施并不符合俄美今日关系之性质。
冷战是一种体系性的全面对抗，是政治的相互对立、经济的相互封闭、文化的相互隔绝、军事的相互遏制。特别是以“相互确保摧毁”为手段的战略，更是使当年的苏美双方经常性地面临爆发大战的危险。显然，所有这些因素在今天的俄美关系中都已完全不存在。无论它们之间的矛盾如何难以解决，相互间的信任面临多深的鸿沟，俄美关系都已经完全没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质，也没有了迎头相撞、爆发武装冲突--更不用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重要的并非是它们力量的差距，而是两国关系处在与冷战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关系基础和不同的利益诉求。
最近20多年来，俄语论文题目，俄美关系起起伏伏、摇摆不定，时而暖风频吹、时而风雨交加。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背后，在双方一系列难以弥合的纷争之中，核心问题是双方的战略思维有着极大差别。这就是：是继续坚持一超称霸的思维，还是承认多极化的现实；是维持“帝国治下”的世界秩序，还是构筑“集体共治”的新格局；是试图以一己之念“统一”全球、并动辄以武力强迫“异己”服从，还是愿意平等协商、认可多元。
由此可见，困扰俄美关系的原因在于，冷战虽已过去多年，双方依然在建立新型关系的道路上摸索。一方面，双边关系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新的任务和话题，两国也都试图依据相互需求，建立起新的互动结构。事实上，双边关系也已具有了一定的“弹性”，双方在立场交锋激烈之时都有了一些容忍的“肚量”，并且在各种形式的管道内保持着对话渠道。而另一方面，过时的旧思维、旧措施又不时沉渣泛起，阻碍着双边关系稳步推进，向前进的努力往往被向后看的“惯性”掣肘，导致了两国矛盾的长期性和战略性。比如，俄美对“合作”的解读就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理解的合作是应该尊重俄罗斯应有的利益、将其视为法学意义上的平等伙伴，协商和协调是这种合作的主旨。而美国所指的合作则是对美利坚领导的追随，是遵循新霸权框架下的规则，配合与服从是这种合作的本意。以斯诺登案为例，华盛顿认为交人是“天经地义”，莫斯科则要问“凭什么”？这种“交易”能换取何种回报？
从“重启”到“暂停”，近年来电脑术语频繁用于描述俄美关系。循此“俗套”，俄美关系这台重要的电脑多年来一直不能正常工作，显然与系统中的一些病毒有关，与未能开发出可承担新任务的程序有关。它们之间无论是寻找合作点，还是就一些问题激烈争吵，其实是在建立既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又能满足各自利益需求的新型关系的尝试，是新需要与旧思维不兼容的碰撞。“庆幸”的是，双方已经知道两国关系不能向何处走，即不能重蹈对抗的覆辙；“不幸”的是，二十年过去双方尚不知该往何处走，也就是还不知道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新型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探讨所探讨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