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呈现出一片繁荣复杂的过渡局面。多元化、西方化、孤立主义、意识形态化、学术交流单向性构成了该阶段俄罗斯国际关系学探讨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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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西方化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50-05
苏联解体之后，苏式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领域的垄断地位彻底宣告结束，各种理论思想纷纷粉墨登场，试图填充俄罗斯意识形态与理论的真空。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西方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既相互融合、共生，又相互排斥、博弈，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景象。“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种深层次的角力也在潜移默化地作用着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探讨，使其呈现出西方化与孤立主义的特点。西方化特征反映了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对西方学说的依赖，孤立主义则映射出俄罗斯学者在捍卫本国传统与优势的同时拒绝与其他文明展开对话的消极态度。除了多元化、西方化、孤立主义的特征外，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探讨还呈现出意识形态化和学术交流单向性的特征。
一、多元化
和苏联时期的国际关系探讨相比，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探讨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想内容的多元化
苏联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之前，国际关系探讨虽然也曾“暗流涌动”，但一直处于官方意识形态--苏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格控制之下，因此苏式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科学思想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探讨中，除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范围内发展起来的新思想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观点和思想，如俄罗斯传统的欧亚主义思想、西方观念作用之下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思想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等。同时，每一个流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学者们的思想和观点经常各有千秋，有时彼此之间的分歧还比较大。
（二）从事国际关系基础探讨和运用机构的类型多元化
在苏联时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探讨和运用的院所并不普及，并一直存在着“科学院派”和“学院派”的分野。科学院派一般只仅仅局限于莫斯科的科学院机构，如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探讨所、美国和加拿大探讨所等，以及当时具有秘密性质的苏共系统的探讨机构。科学院派可称是该领域探讨和学术出版的“垄断者”，它们得到国家多方面的支持，有出版自己学术杂志的权利，有时可以出国交流。学院派一般指的是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
苏联解体之后，虽然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相对宽松，学者们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事科学探讨，但当时的政治经济危机却极大地削弱了科学的发展。权力机关对科研机构拨款的数额急剧下降，许多科研机构濒于绝境，大量年轻的、有才华的科研人员流失到其他领域。以苏联时期国际关系探讨的权威机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探讨所为例。苏联解体之后，尽管它仍然延续着自己的科研活动，俄语论文网站，并将学科重点转向综合性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的探讨，但是受到理论多元化、学术自由以及财政经济危机等多种因素的作用，探讨所探讨员的数量从1991年的700人下降至2003年的400人。它对当代俄罗斯国际战略方针的作用力也有所下降。相比之下，高校系统的国际关系探讨虽然缺乏国家的支持，但与苏联时期相比地位则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校有更多的机会寻求预算外收入，首先是实行的教育收费制度，其次是国外一些基金会及国际一些重大项目对俄罗斯教育的支持。
总体上，在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探讨机构中，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探讨所与国际关系学院在苏联时期所拥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由于财政的原因，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停止了国际关系模型的探讨工作，科学院系统的情况更糟，很早就有人想从科学院系统调到学院系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探讨所的地位急剧下降，虽然波兹尼亚科夫和卡萨拉巴夫还在那里继续工作。对西方理论进行探讨和宣传的‘职能’已经转移到以齐甘科夫为代表的莫斯科大学，他的科研团体意外地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探讨所学派的继承者。齐甘科夫是教研室主任，他有行政和财政能力来执行自己的探讨方案。”因此，俄罗斯国际关系探讨机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有科学院机构和高院探讨机构，还出现了许多独立的探讨中心、各种专业的学会和机构。
独立探讨中心的探讨重点是现实问题。在这些独立的探讨中心中，于1992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策划和制定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该委员会成员的主要任务是作用政治和商业精英的思想，推进当权阶层和整个社会理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促进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现在主要指的是外交与国防政策方面）。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多位俄罗斯政界、财界与媒体精英，其现任领导是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卡拉加诺夫。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类似美国的国际关系协会和德国的对外政策协会，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由不同的工作组撰写探讨报告并提交委员会大会讨论。成立十多年以来，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撰写了大量的对外政策报告，并得到俄罗斯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其部分内容收录在《俄罗斯战略：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十年》中。
除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之外，独立的探讨中心还包括从事国际安全、武器控制和防扩散等问题探讨的俄罗斯政治探讨中心、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俄罗斯对外政策基金会、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以及莫斯科社会科学基金会（2002年基金会停止工作）等。自1996年起，在莫斯科社会科学基金会下设立了非政府、非商业的组织--国际关系科研教育论坛，其目的是协助实施国际关系、安全和政治学领域的科研一教学项目。自2003年起，论坛开始出版国际关系理论杂志《国际进程》，其主编是著名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博加图洛夫。
在苏联解体之前，国际关系领域专业的协会和机构只有一个苏联政治学学会，其继承机构是1992年成立的俄罗斯政治学学会。1992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俄罗斯欧洲探讨学会，它将俄罗斯从事欧洲问题探讨的专家学者联合了起来。1994年，俄语论文网站，俄罗斯教育部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了负责协调俄罗斯各高校国际关系专业活动的教学措施论联合会，目前其成员囊括了四十多所高校。1996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了国际关系院校联合会，2001年该联合会改组为独联体与波罗的海国家国际探讨协会，其成员是独联体国家从事国际关系探讨与教学的高校代表。 （三）国际关系探讨地域分布的多元化
苏联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工作只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几所名校进行，莫斯科是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科研与教学的中心。现在，莫斯科在国际关系探讨和教学工作中的领头羊地位不可撼动，除了同时隶属于俄罗斯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大学外，莫斯科大学、外交学院、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俄罗斯总统下属的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在该领域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其他一些地方院校也开始建立国际关系院系并获得飞速发展，它们积极地开展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地位不断增强，其中包括圣彼得堡大学以及下诺夫哥罗德、喀山等地的高校。
二、西方化
西方化指的是当代俄罗斯学者积极采纳和运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概念和观点。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家对西方的一些理论抱着极大热情：单极化、多极化理论在俄罗斯国际关系探讨中十分流行；俄罗斯学者对西方学界的一些理论，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等理论进行了积极而广泛的研讨，对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安全政策、均势、霸权、世界秩序、极、稳定、国际关系系统和结构等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传统欧洲的地缘政治理论对俄罗斯国际关系探讨产生了很大作用，西方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理论也在被俄罗斯学者积极地掌握，在对西方知识理解、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俄罗斯自己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流派。在俄罗斯年青一代学者身上，西方化特征尤为明显。“正在生长中的年轻一代的学识十分渊博，他们熟悉国外古典的以及近现代著作。毫无疑问，西方的理论已经渗透到俄罗斯边远地区，在这一方面，萨拉托夫的年轻教师和乌兰一乌德的探讨生的政治学论述没有很大差别，他们都能够说出西方学者及其作品的名称。”当然，西方化给俄罗斯国际关系学所带来的双重作用也早已引起俄罗斯学者的关注。博加图洛夫就不止一次地提到西方化对俄罗斯学界的作用，认为西方的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并为此在《正与反》杂志上组织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讨论。他说：“当前的学术氛围令人担忧。虽然国外的思想观念、书籍、探讨和教学规范能够在俄罗斯自由传播，但是我们和国外同行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把握俄罗斯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国外的理论对俄罗斯发展进程的解释力也并不尽如人意。……（90年代是俄罗斯学者）对西方同行的理论集中借用、进行原初的理解和掌握的时期。‘掌握范式’的十年是物质方面遭受难以忍受打击的十年，也是职业队伍很容易受到腐蚀的十年。科学从此进入一个大众化地重新培养和教育期，为了取得成功而阅读国外著作并复述给读者和听众的努力已经做得足够多。应当承认，这个（西化的）过程使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受益颇多，不仅引进了所需的当代普通政治理论和措施论基础，俄罗斯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讨成果的熟悉程度也空前加强。”但是，“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另外一些材料基础之上的，它们能够很好地解释另外一些政治和地缘图景所产生的现实，而在俄罗斯，它们只能起到促进俄罗斯理论发展的影响。因此，首先应该批判地掌握西方同行的思想观念，弄清这些理论建构所适用的范围并修正它，以取得新的理论知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职责不是学会和宣传西方的知识……如果这样的现象再继续下去，再在自我认识和对现实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机械地转播国外不符合俄罗斯现实的形式化知识的话，再过5～7年，国内的人文科学将变成一个传输一中转站，苏式教条主义的时代将再次来临。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掌握范式过程已经起到了自己的影响，它现在已经过时了。如果再不改变俄罗斯知识界的近况，在那些仍在校园中学习的第三代年轻知识分子眼中，知识的声望难免不受到损害。虽然现实中充满着各种矛盾，但是着手探讨它，并建立自己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要再把那些无法纳入西方公式的东西看做离经叛道。茨冈科夫也对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西方化的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西方化对我国的知识和文化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千百年来西方对俄罗斯起着‘有重要意义的一方’的影响，而且迄今为止这种状况仍然不会改变，我们仍将积极地采用他们创立的知识……在我国学术界积极掌握西方知识的同时，西方化会导致我们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探讨，进而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因此西方化有可能是削弱甚至扼杀认识论发展的内部动因。
三、孤立主义
与西方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关系探讨的孤立主义特征，它指的是俄罗斯学者拒绝向俄罗斯以外的理论和传统学习，提倡捍卫俄罗斯传统与优势，忽视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俄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结构最终是二元的，是相互不同的地缘政治间的（已经明显地在纯粹地理意义上局部化的）力量（陆地一海洋，陆地强国与海上强国等的）对立。因此，他们把俄罗斯同西方的斗争看做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并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对立。这种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除此之外，在俄罗斯一些探讨全球化现象的作品中，部分作者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把复杂的全球化现象描述为西方针对其他国家的不道德图谋。茨冈科夫认为，这种孤立主义来源于俄罗斯本身根深蒂固的优越/缺陷情结。在苏联时期，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就以表达“最先进的社会阶级”的意见而自居，并在此基础上自诩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真理。他进一步指出，孤立主义倾向对俄罗斯国际关系科学发展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其最好的结果也会进一步作用本已迟缓的对俄罗斯认同问题及相应的理论发展问题的解答，而最坏的结果则会使俄罗斯回到扼杀一切创造性思想的苏联教条主义时期。
四、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化是指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俄罗斯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国际关系探讨的内容与国家利益等因素密切相关，探讨者很难做到韦伯所提倡的“价值中立”准则，西方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学者也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倾向，但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因受国家政治一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作用，其意识形态倾向则更为明显。根据美国学者克里斯多弗·黑尔和帕米拉·巴施弗等人的探讨，美国国际关系探讨人员的分类为6：3：1的比例，即六成的人在进行现实问题探讨，一成的人在进行纯理论探讨，三成的人属于两栖人员，既探讨现实也探讨理论。美国占六成的国际关系探讨人员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他们或是属于职能部门或是属于思想库。因此，这些人在思想上很难保持独立的人格，他们所写的探讨报告不得不考虑政府的好恶。对这些人来说，参与现实决策并最终得到承认是走向仕途的捷径。国际关系探讨的鲜明现实性特征也很难让人能轻易摆脱“仕途”的吸引，参与决策是许多国际政治探讨人员的最终目标。那些只占1成的、极少数的纯理论探讨学者大多数在大学里工作，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有：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和亚历山大·温特。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所探讨的理论有很强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性；二是他们基本上不参与任何政府的决策活动，但却无时不在冷眼旁观美国政府决策的结果，一生超脱地享受着独立思考、探讨和内心宁静的快乐。而在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探讨者中，像在美国这样占1成的理论家则较少。秋林曾指出，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各流派与苏联时期一样，充满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之间的争论是各政治派别围绕“权利”与“作用”进行政治争夺的反映。出于对俄罗斯国际关系探讨意识形态化特征的认同，博加图洛夫说：“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是不能划分成各个流派的，这是俄罗斯国际关系探讨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国内政治学探讨中尚未形成建立在众多不同理念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略论‘支流’，只存在大量的探讨措施（是的，相当多样），或者说是对同一现象做出各自不同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是作者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喜好以及下意识而做出的选择，一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的‘探讨结果，而不是在严格的措施论基础上对自己结论的调整’。”因此，俄罗斯国际关系探讨中各“流派”之间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政治喜好而不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学观点的分歧。博加图洛夫还认为，虽然流派不可区分的特征并不仅仅出现在俄罗斯，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及其他的国家也存在作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求通过类似“先验措施”写书的现象，“但是上述国家的科学氛围并不是由这样的作者决定的，在这些国家，除了‘根据自己意愿’而写作的探讨者之外，还存在用‘理智’写书的政治略论家，例如在美国。”正因为俄罗斯国际关系学探讨中意识形态化特征十分明显，所以博加图洛夫说：“在俄罗斯，能够正确划分流派的书还正在堆积，俄罗斯理论家的圈子像‘十二月党人’一样狭小。”谢尔古宁也认为，在俄国际关系理论探讨领域暂时还不存在“纯”学术探讨，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一个特点就是高度政治化，并认为这一特点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俄罗斯急待解决的问题与各政治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这些问题促使学者们把大家最关注的政治事件作为主要探讨对象；其次，由于历史发展、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等各方面的原因，俄罗斯学者的学术之路与政治活动密切相联。
五、学术交流单向性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展开，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和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多，交流的内容也更加广泛。但是这种学术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缺乏双向交流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学术出版物方面：国际关系学界在莫斯科大学茨冈科夫教授的引领下出版了大量以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但是俄国际关系探讨的近况并未进入西方学术界的主要探讨视野。“在西方只有少量作品论述这一问题，相比之下，倒是探讨苏联外交政策思想的作品较为丰富。在学术界很难找到国外同行们关注俄罗斯国际政治探讨的迹象。看来西方学者们关于探讨一个对西方再也不构成威胁的国家在国际上的表现和对外政策思想不是很感兴趣。”（二）学术交流活动方面：索罗金基金会、马卡洛夫基金会以及卡内基基金会等西方基金会在物质上给俄学界提供了很大帮助，特别是对地方学术界的支持，使俄地方学者到欧美国家参加学术会议要比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还容易。俄学者班金指出了俄国际关系学界学术交流单向性的特征，并进一步略论了其成因。“当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崩溃之后，人们重新明白，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而真正富有成果的学习应该是开展对话。”班金把俄罗斯学者无法展开与西方对话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西方知识分子平均的理论、措施论水平和信息量比俄罗斯学者高，许多西方学者由于诸多原因对俄罗斯的发展进程不感兴趣，双方探讨人类和社会的措施等知识传统的异同。而在他看来，造成俄罗斯学者无法与西方学者展开对话的最重要且最难克服的原因是俄罗斯人文思想的“不成熟”，包括对西方科学措施论的探讨不透彻，无限制、被动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科学的假设和原理，而不考虑其产生原因及适用范畴，或者是机械地借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俄罗斯的问题，或者是机械地予以反驳，而不去考虑其不适用的原因。
总之，苏式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地位丧失之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呈现出繁荣而复杂的过渡局面，多元化、西方化、孤立主义、意识形态化、学术交流单向性构成了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主要特征。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渐趋好转，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科也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