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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向俄罗斯泄露任何一份文件，况且，一开始他也不想来俄罗斯，更不曾预料会在这里呆这么久
在人们印象中，英国间谍是绅士的代名词，不易屈服，但比较好色；俄罗斯间谍则往往身材矮胖，留着大胡子，出身相对低微，脸上经常有刀疤；背叛者在被捕前的最后时刻，多半急着焚烧材料，而在被捕后，面临残酷的测谎实验……
7月底，在俄罗斯的居留许可到期、又获得为期3年的居留许可后，去年将全世界“耍”得团团转、曝出美国庞大窃听计划的斯诺登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接受了英国《卫报》记者的采访。这也是一年多来，俄语专业论文，他第二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在访谈中，斯诺登全盘否定了此前舆论所称“余生将要搁浅在俄罗斯，过着隔离、无聊、孤独、压抑、被酒精浸泡的生活”。
“我比以前更自由了。”他说。 “一顶棒球帽和一副墨镜”就能出门
即使已经在莫斯科生活了一年，斯诺登依旧按照美国时间作息――他的手表上显示的还是美国东部时间。
饭常由斯诺登自己动手做，而最为简单的日本拉面是其最爱。虽然在俄罗斯被监视着生活，但他也能经常外出。“我并非活在完全秘密的时空，相反，我的生活很公开，我不想变成明星式人物，不想所到之处都被人关注，更不想要媒体的过分关注。”
然而，斯诺登的愿望常落空。各国媒体时不时会刊登他的照片。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张是斯诺登在莫斯科一艘游船上，另一张是他推着购物车在街上。斯诺登并不关心这些因使用长焦而变得模糊的照片，也认为自己外出时并不需要乔装改扮。夸张的眼镜、假鼻子和假胡须是不必要的，通常，他只是戴上“一顶棒球帽和一副墨镜”就能出门。
在俄罗斯，交际用语自然是俄语，斯诺登虽然学习了一些，但自认还需提高。也因为如此，他很少用俄语在社交网站上留言――这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目前的生活，斯诺登觉得和以前在美国差不多。“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我过得很惨，目前看来，他们都要失望了。”
在他看来，这一年中，很多对于自己的报道只能说明“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前同事们工作能力太低”。“比如嘲笑我是酒鬼，或者怀疑我曾藏在玻利维亚总统的专机里。”2017年7月，从俄罗斯回国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的飞机因被怀疑携带斯诺登，被法国和葡萄牙拒绝飞越领空，不得不改道奥地利中转。
“哇，看来他们的情报糟透了，就这样还进行全天候监听？要么就是他们决定用这种方式彻底羞辱拉丁美洲国家总统和他代表的几千万民众。让总统专机在维也纳迫降并实行搜查实在是太糟糕了。而类似的错误还在继续，好像他们根本不想抓住我。”斯诺登面对《卫报》记者兴奋地评论。 来到俄罗斯完全是因为偶然
本次采访斯诺登的《卫报》记者艾文曾于一年前在香港见过斯诺登。艾文记得，那时的斯诺登没有刮胡子，没梳头，身穿T恤和牛仔裤。而一年后在莫斯科再相见，艾文感觉到，现年31岁的斯诺登已经明显“物质化”很多――身穿黑色裤子，质地和做工高级的合身西装，头发梳理整齐。只是相比一年前他更加瘦削，脸色更苍白了。
他开玩笑说：“可能我离死只有三步之遥了。我吃得不多，以前总是非常忙，现在能让我专注的工作很少了。”
斯诺登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在为俄罗斯的某个机构工作。但即便不工作，短期内他也不用为财政问题担心。除了之前做合同情报员的积蓄外，他也通过演讲挣了不少外快，此外他获奖很多，奖金丰厚。
在被问到在俄罗斯今后的生活，斯诺登沉默了。他说，自己是在监视状态下生活――同时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监视。只要行踪和日常生活不打乱，他相信，被骚扰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一年中，围绕在他身边有很多阴谋论，不少人怀疑他是俄罗斯间谍。而其他人则愿意相信，“就算他不是双面间谍，也是克里姆林宫手中‘有用的白痴’。”斯诺登反驳称，这些话“很疯狂”。“这些阴谋论不会伤害我的名誉，因为阴谋中所说的都不是我。如果真的有一丝一毫确实证据证明我是俄罗斯间谍，那么明天中午我就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
斯诺登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向俄罗斯泄露任何一份文件，况且，一开始他也不想来俄罗斯，更不曾预料会在这里呆这么久。“来到俄罗斯完全是因为偶然……这是个现代化国家，俄语论文，而且对我很友好。” 相比政府，他更信任Google
如今，斯诺登每天起床后会打开3台电脑中的任意一台。“这是出于安全因素。”斯诺登补充道，只要使用电脑打字，他都会同时进行加密。
他告诉《卫报》记者，在数字化的今天，每个人都会在网络世界留下自己的数字脚印，“不要以为清理上网痕迹和电脑历史就万事大吉，情报人员照样能还原我们的网络轨迹。”于是，为了避免留下数字脚印，斯诺登从来不会在Google或者Skype留下私人信息，也不会因为私人原因使用类似网站。
相比政府而言，他更信任Google：“跟政府捆绑是必须的，你没有选择，但是上不上Google是自愿的，你可以选择不。而且Google不会把你扔进监狱，Google也不会用无人机炸掉你的房子，如果不能确定政府的行为以及政府如何使用对于我们的数据信息，我们就不应信任这个政府。”
在以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情报员的身份泄密并逃亡后的13个月里，谨慎，不露出任何弱点是斯诺登的特征，他走的每一步，都像事先已经考虑过千万次。“他自我约束力极强，非常低调，谈话中使用的学术词汇级别很高。”这是奥利弗・斯通对斯诺登的评价。如今，这位美国导演正在筹拍一部以斯诺登为原型的电影。
采访结束后，《卫报》的两名记者送给斯诺登一块被砸坏的平板电脑电路板作为临别礼物。这是在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对《卫报》进行调查时，他们故意砸坏的――里面，记录了一年前那次惊心动魄的秘密采访内容。
看着破坏的电路板，斯诺登惊叹：“哇，这真是好礼物！”然后，他半开玩笑说：“里面不会有追踪器吧？”
之后，斯诺登询问记者，是否愿意与他握手告别。在记者们没有犹豫伸出右手后，他解释说，有关机构警告他，在合影或者握手前，必须获得他人允许，否则可能令别人陷入困境。
“这样说，好像你真的是个俄罗斯间谍？”记者笑称。而斯诺登回答道：“是的，如果你们以后想竞选公职，那么和我握过手将成为抹不掉的致命污点。”
说完，他拿起背包快速离开房间，回到他那半匿名的流放生活中，而这样的生活状态，或许还要继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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