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其实质是基于现实基础上的威权政治。普京一方面发展了叶利钦构建的宪政制度，使俄罗斯的民主建制更加完善和具有现代性；另一方面又迫使俄罗斯政体的“民主”成分更加形式化。 普京说“在一个民主生活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则会希望有强劲的对手”。但事实是普京想要的不是对手，而是支持者。以俄共为首的反对派的存在，是造成总统与议会对立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党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在培育一个可与俄共抗衡但支持总统的中派政权党。因为“只有当政党自己建立政权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政权的伙伴和支柱”，而“建立一个对人们坦诚和有效的政党体系，是国家的任务。应当说，作为国家元首我可以把这看作是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政党制改革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一个方向是通过“怀柔”政策消解俄共的对抗，同时积极促成亲政权的中派力量的联合。普京上任后对俄共采取了明显不同于叶利钦的策略，他与俄共党团开展建设性对话。在一系列内外政策上寻求俄共等左派党团的支持，这使俄共对普京抱有很大的希望。“俄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非常积极地与总统合作”，“但一年过去了……我们方才明白，资本的政权正在得到加强”。2001年7月18日，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甚至建议俄共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认为“这将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并使党朝着需要的方向迈进”。至此，普京的目的已经很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而他的策略也的确加速了俄共的分裂和势衰，如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俄共“激进派”就因反对久加诺夫“与普京政权合作”而退出并另组新党。 与俄共相反，在1999年末的议会选举中全力支持普京的“团结联盟”因得到普京的支持而获得了戏剧性的胜利：虽然成立不到3个月，甚至还没有成形的纲领。但竟成为紧随俄共其后的议会第二大党团。它的后续发展更与俄共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经过若干次改组合并，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组建了“团结与祖国党”，亦称“统一俄罗斯党”。该党的全部纲领和政策概括地说就是支持普京，而普京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个人声望为其助威，如参加其成立大会、宣布“统一俄罗斯党”是他执政以来所依靠的政党等等。在2003年的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全面的胜利，不仅稳坐杜马第一大党的席位。而且与俄共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 政党制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是通过立法制定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以加强政党的规范化建设和政权对它们的控制。2001年7月正式出台了《政党法》，该法用了10章48条对政党的组成及活动方式等给予明确规定，基本排除了小党和地方性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从而梳理了政党队伍，同时也使政府可以对政党从资格审查到内部组成实施“全程”监控。别斯兰事件后，2004年9月28日普京提出新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草案》，规定议会选举由“混合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即杜马席位全部由政党按比例分配，政党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得到加强。另外，对《政党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主要还是提高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这一系列方法都是为了支持发展全国性质的大党，但由于“政权党”的存在，所以加强了谁的地位和影响就不言自明。同年10月13日，国家杜马又通过了对《俄罗斯政府法》第11条的修正案，允许政府官员参加党派，这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铺平了道路。 第三条战线：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惩治“寡头”与反腐败――行政制改革。 寡头的存在是俄罗斯社会严重分化的有力证明。普京在竞选第一任总统时便许诺要“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寡头”，因为遵守国家的法学秩序是公认的游戏规则，而“我们要让游戏的所有参加者……谁也不能有任何特权。”他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的结果。但要求寡头“平等地远离政治”并支持政府让普通俄罗斯人富裕起来的努力。但当时寡头们都不相信，别列佐夫斯基曾说，“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但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翻不过，事实是普京在2000年5月，即就任总统当月，就开始追究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经济犯罪责任。6月13日，普京就任总统第38天，“桥”新闻媒介控股企业总裁古辛斯基被捕，其后流亡国外：曾担任叶利钦总统顾问、独联体秘书的“寡头之首”别列佐夫斯基在遭到起诉之前就逃往英国，并继续其反普京政权的活动。对此，普京说，“就让他继续忙活吧，……如果他能够找出我们做的某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只会对他心存感激”。2003年10月25日，试图干扰政治的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拘捕入狱，现正在西伯利亚监狱服刑。 这一系列举措结束了寡头政治，且通过对寡头的经济剥夺实现了苏联解体后的重新国有化。如拍卖了尤科斯企业等。但关于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另一种挣钱的方式仍然很流行”，即权力机关的“地位寻租”。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反腐败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改革开始启动。在2004年总统选举前夕，普京大规模改组政府，裁减行政人员，明确执行权力机关的职责和权限，实施高薪养廉政策等。但总的来说，成效不甚明显，政府效率低下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官员腐败甚至有上升趋势。 (二)普京的政治改革与民主 普京的政治改革起先被概括为“可控民主”，这是一个典型的矛盾搭配概念，原本是国内反对派对普京政治改革的嘲讽，但赞成者也拿来使用。反对者认为，普京在“走回头路”，在这种制度下，虽然能保持稳定和政权的生存，“但它绝不能迎接新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模式，而不是修复我们的国家大厦”；赞成者认为，“普京的战略不是独裁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在不改变俄罗斯宪法的情况下建立能够发挥影响的有效民主”。 “可控民主”虽然喧嚣一时，但普京并未对此表态。事实上，关于“民主”这个复杂而重要的概念，在2017年以前普京并没有费心去论证它。在他看来，民主已经是明确的社会价值追求，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俄罗斯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如何落实它。他认为俄罗斯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它是“从上面来的”，“我们之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俄语论文范文，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学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2017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稍微详细地论述了对于民主的一些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他对攻击自己反民主的一种回应。他指出，俄罗斯遵守所有通行的民主规则，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将就如何贯彻自由和民主准则作出独立的决定，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这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及其他国情出发。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具有“独立性”。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根据普京的论述创造了“主权民主”的概念。在普京的智囊、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的解读下，“主权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法学等内容。实际上涵盖了普京治国战略的所有方面。 “主权民主”概念一出台就引发了激烈的争吵。 一方面，普京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和理论界人士将之提高到俄罗斯民族的新意识形态的高度，如现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就把普京价值观归纳为主权民主、强大的经济、强盛的军力“三大支柱”：另一方面，右翼势力、反对派及一些政治精英怀疑或不接受这一概念，如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就认为这是在否定全人类的价值，右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丘拜斯则斥其是庸俗专制的代名词等。 实际上，“可控民主”与“主权民主”所隐含的都是集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道路问题。早在1989年当整个苏联社会还笼罩在“只要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就可以一步跨入民主制”的想法中时，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年6月，伊・科里亚姆金与安，米格拉尼扬了一篇名为“是否需要铁腕”的记者访谈录，其中谈到从专制走向民主需要过渡，而在过渡时期必须强化政权，即权威主义是通往民主的桥梁。虽然这一观点很快被当时的激进民主浪潮所淹没，但在革命激情冷却、社会重新开始理性思考之后，它又被很多人提起。普京就谈到民主是有条件的，“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当然，有一些不能不遵从的民主基本准则。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想保障这些民主准则是不可能的”。而为了不以“法制、来之不易的稳定、平稳地推行现行经济方针”为代价，“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是建立有效的法学及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都是对民主过渡道路的一种探析。 三、“普京特色”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一)“普京特色”的普遍性与局限概括地讲，所谓“普京特色”就是基于俄罗斯现实的威权主义。这是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像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印尼的苏加诺还曾提出过类似的“有领导的民主”。当然，“普京特色”除了具有威权主义的普遍特征，也拥有自己的独特性，这是由俄罗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决定的。很多学者都论述了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文明、历史文化特点以及集权与专制传统等与普京现行政策的关系：关于俄罗斯人来说，当自由民主政治陷入困境时，威权主义政治会自然成为首先考虑的一种求生道路。普京获得的广泛民众支持并不是通过“高压”实现的。它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叶利钦也试图这样做，虽然不太成功，但他所留下的1993年宪法，为普京提供了很大的可操作的政治空间。 不过，虽然威权主义模式是很“有效”的，但同时它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中已经有所体现。 首先，强势总统和中央集权的执政模式需要解决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效率和廉洁问题。国家权力的加强，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行政权力的加强。普京所有的改革方法依靠的都是国家强力部门和官僚力量。而与行政权力膨胀相对应的又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削弱，这使滥用权力和腐败成为摆脱不掉的噩梦。行政改革步履维艰的原因正在于此。对此普京非常明白，“现行国家机关的工作安排助长了行贿受贿之风……人们都在用贿赂来克服种种障碍。障碍越大，贿赂数额就越大，收受贿赂的人的级别就越高”。并且“对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整个民主来说，主要危险基本上来自执行权力机关”。 其次。国家政权、官僚集团、财阀、寡头以及地方官僚、地方精英等之间的关系，需要真正理顺。显而易见，普京的所有政治改革方法都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这虽然理顺了一些“扭曲”的关系，但同时也埋下了矛盾的伏笔：联邦制改造压服了地方势力，同时也制造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政党制改革压制了俄共等反对党派，同时也抑制了民主机制的发展；打击寡头结束了财阀对政治的干扰，同时也带来了国家政权与商界的隔阂。整个政治制度最终成为一种缺乏弹性的“刚性”结构，国家权力集中到普京和他精心挑选的人即所谓“强力寡头”的手中。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表明那些“扭曲”的关系其实并没有真正理顺，只是强行拉直了而已。而只靠普京或“强力寡头”是不够的。即使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强力的管理者――斯大林也不可能独自把国家管理好，斯大林的“悲剧性经验证实了一个人准则上不能把整个国家和整个国家管理体系偷换成自己”。 第三，快速而全面改革引起的一定程度的社会不满情绪。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应当说，在短期内完成大规模改造社会的任务，这正是威权模式的优势，但这种做法也可能促使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一定意义上说，普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是以弱化民主制为代价的。他所倡导的“法学专制”有时是通过直接破坏法学的手段实现的：根据总统令而引入的新法学对严重滞后于现行法学的变更，这意味着总统令及其衍生的法学在很长时间内是违法的。在一定程度上，普京执政这些年所取得的社会稳定是拿国家的“石油收入”换来的。但正如“面包还是自由”的无解循环一样，到头来拿了面包的人又会发现“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 第四，无论是“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俄罗斯都将面临西方的批评和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压力。随着普京第二任期各方面改革力度的加大，这种批评与压力也与日俱增。尽管普京可以抗议说，“狼同志知道要吃谁”，“今天连武器都冠以倡导民主的口号”，但在当今这个民主价值非常重要的时代，俄罗斯的民主状况的确关系到它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它能否作为一个正常的文明国家与欧洲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建立联系。事实上，当前俄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发展状况决定的。当然，如果俄罗斯足够强大，它将不必忍受这种外部的压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探讨一种“专门的接口”与之打交道。但今天的俄罗斯毕竟不是苏联，普京和他的俄罗斯将不得不忍受这一点。 (二)普京政策的连续性与俄罗斯政治发展前景 随着2017年的临近，俄罗斯甚至出现了一种社会性的焦虑，人们不能想象，没有了普京该怎么办?“强人政治”下，民众对强人的期望远远超过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信任。于是各种挽留普京的提议以及可以延续普京政策的各类总统候选人提名纷纷出笼。大多数人都相信如果普京提名谁当总统，他就能成为下任总统。但是正如没有一种理论预料到了苏联解体一样，即使是俄罗斯媒体也没有一次猜中过普京的人事任命。 不过，2017年1月，普京在访问印度期间的讲话表达了自己在未来仍然会发挥其作用力的意愿，他说“我感到仍有责任为2017年后国家发生的事情负责”。事实上，普京已经为延续自己的政策作了一些准备。一方面是人员的准备。一些俄罗斯专家推测，普京的接班人很可能会从政府内部产生，因为“这是一条已被证实了的确保权力延续性的简单道路”。近两年来俄政府高层领导的变动显出一些端倪。如2017年11月将总统办公厅主任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升为第一副总理，2017年2月将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也升为第一副总理。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动还可以列举很多，而“上升”官员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普京信赖的人。另一方面是政策的准备。2017年底，在普京的提议下，俄罗斯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从而为极端主义分子进入国家机关参政、议政设置法学门槛。2017年2月，普京在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同政府成员们讨论了国家的发展远景以及一些作用深远的议题。而按政治惯例，这些都应该属于下一任总统的工作范畴。 可以预料，俄罗斯还将在“主权民主”的道路上走一段时间：不会回到过去的专制，民主化也许会渐渐发展，但大幅度的进步不太可能。普京的强国目标还没达到，现在的政治体系比西方式民主更能提供有效的支撑。一个引人遐思的问题是，如果不满意继任者，普京会怎么办?普京是否会应用自己的作用力撤换掉犯了错误的人?西方媒体还有一种它们自己都认为不太可能的推测，就是反对派候选人当选下任总统。这也许是普京班底的“鹬蚌相争”致使“渔翁得利”的结果，也许是独联体兄弟“颜色革命”的再现。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任何有足够分量的反对派，但近期“反普势力”的发展的确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 刘荣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