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解体后，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激进民主、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的逻辑演进。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许多规律性的启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启示性意义 由于俄罗斯的特殊国情，使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演进路径表现出比其他转型国家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实践无疑为世界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又一丰富的素材与样本。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许多规律性的启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一个大国要完成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造，必须以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并保持对改革进程的自主性控制为前提。 谋求政治发展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共同任务。西方学者以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为样本，以诸多指标与参数来界定和理解政治发展，将政治发展看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等，并以这些参数去衡量、透视甚至指导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进程，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我们不否认西方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程度，然而却反对盲目的模仿和照搬西方政治形式。政治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要求。 独立初期，俄罗斯在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出于对西方政治的模仿与崇拜，推广和照搬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定距离的政治形式，多元化政治对权威的鞭挞和蔑视致使政府的政策难以真正落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对政府实施各种计划形成了牵制。由于民主政治本身仍不完善，各种政治势力对权力资源的争夺，政府权威的失控，加上经济转轨造成的社会动荡，使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维持转轨时期社会的稳定和法学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进发的政治热情导致频繁的街头政治、流血冲突和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给国民带来普遍的创伤。由于在实践中未能把民主、效率、秩序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俄罗斯社会处于一种危机四起的不稳定状态。在种种危机的压力下，俄罗斯政治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掣肘，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明显减慢。 正是基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惨痛教训，“可控民主”、“主权民主”得以催生并取得良好的绩效。普京认为，应使“国家成为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成为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在行动上，俄语论文范文，普京致力于消除寡头政治、压制反对派、建设垂直管理体系和统一法学空间，初步建成了具有俄特色的“可控民主”、“主权民主”。“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的提出与实践对俄罗斯社会有着重大意义，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中都起到了拨乱反正的影响。俄罗斯再也不能继续沿着过去那条盲目追求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了，否则便难以制止社会动荡。“可控民主”、“主权民主”强调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的可控性、渐进性，强调了民主、效率、秩序(稳定)的统一，为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确保其强国战略的顺利进行。俄罗斯政治改革的事实证明，要在一个大国完成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造，削弱、瓦解中央权力，动摇稳定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一个大国要完成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造，都必须以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并保持对改革进程的自主性控制为前提。 (二)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和相互适应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 回顾俄罗斯政治发展路径，初期是在所谓历史的终结、西方民主成为终极模式的叫嚣下，俄罗斯完全遵循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西方模式的普适性在俄罗斯发挥到极致。但是，俄罗斯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西方民主的蓝本而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西方的民主政治设计以及体现的政治理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俄罗斯?类似的现代化发展困境问题同样出现在照搬西方的拉美学者的思考中，并形成了深具作用的依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论。 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生成和移植是非常有限的。在“后进的民主化国家里，过激地模仿西欧的文明制度，结果会使既有的传统社会结构急速崩溃，这难以架构具有连续性的民主国家。社会的崩溃和不能重建的步调相一致的结果，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和不安”[3]。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全部采纳西式民主的所有价值和制度标准，而只能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以反映人类整体文明的“现代化”来吸收传统性，在兼容并蓄中实现政治现代化，而非政治西方化。俄罗斯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其政治发展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在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和直接干预下，把西方国家的制度原封不动地“嫁接”过来，企图通过全盘西化来急剧推行制度变迁，没有考虑到借鉴的制度与本国国情的相容性，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转型期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从总的发展脉络来看，是一个试图以西方政治模式取代苏联传统集权政治模式的过程，但在俄罗斯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特定的现实国情影响下，这个过程表现出相当大的复杂性，民主与权威、自由与集中、变革与稳定、西方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既相互融合、共生，又相互排斥、博弈。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是外来的民主政治价值与自身的权威主义政治价值激烈博弈的过程。激进民主、“可控民主”、“主权民主”就是此博弈的阶段性选择。俄罗斯十多年实践证明，体制转型过程要远比任何非社会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复杂得多，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和相互适应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 普京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对俄罗斯而言，其政治发展之路，必须兼顾到西方民主价值与俄罗斯本土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特别是必须兼顾到俄罗斯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潜在而深层作用。“基本文化模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又比基本政治结构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沉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作用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俄罗斯急剧变革之后，无论是民众，还是政治家，不仅缺乏对国家以往发展成果的继承性，而且缺乏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必要的了解，导致暴风骤雨式的俄罗斯改革被固定在无效率的状态。而“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的推行就符合了俄罗斯数百年来的崇尚权威、强调集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心态。对俄罗斯而言，最终的结论也许是：在现实的时代条件和深远的历史文化的共同影响下，既借鉴西方积极的价值取向，又注意本民族的“寻根”，才能使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 (三)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由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制过渡中，需经历权威主义政治的过渡期。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译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并非同义语。尽管它也强调国家至上、中央集权、行政权威和政治权威集中于某一领袖或统治集团，但其生长在政治多元化的过渡性社会，权力来源更强调竞争的合法性。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威主义具有特殊的含义。它通常是指介乎极权主义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观点，精英一权 威模式是对民主政治模式失败的一种反应，或者说是从民主政治模式的崩溃中脱胎而来的，是对前者的否定和取代。于是，权威主义模式使成为俄罗斯民主政治陷入困境时首先考虑的求生之路。俄罗斯政治发展在经历自由民主的挫败后，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权威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权威主义导向越来越明晰的特征。叶利钦后期、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运作都彰显了鲜明的权威主义色彩，无论是“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本质上都是权威政治。梅德韦杰夫也强调俄罗斯强大的国家政权与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强大的总统制至少要维持到2020年。总之，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决定着其权威政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得以延续。对俄罗斯而言，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权威的空缺和虚弱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关于俄罗斯这个由多种民族地区建制组成的“帝国”来说，它“只是靠严厉的政治权力机构把社会系统的诸种成分以机械方式聚合在一起，就像用铁箍把木桶箍在一起一样”。如果“企图立即建立民主制度，我们就把社会体系给完全破坏了，正如同从一个桶上取掉桶箍一样”。“应当在权威主义的最大限度的监控之下拆除极权国家，否则这条道路将不是通向民主，而是通向混乱和人为的灾难”。 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和起飞也大都是在专制政体条件下或民主政治没有真正形成的情况下完成的。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在欧洲大陆，和在大部分当代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威权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关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关于进步也是必要”。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欧美式的民主政体直接移植过来，他们以为只要模仿发达国家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良好的主观愿望却代替不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些国家除极少数获得成功外，大部分都遭到了失败。与此相反，选择权威政治模式的国家则创造了经济的奇迹，普遍获得了成功，在经济现代化后，这些国家才开始建立民主政治。这方面最典型的有韩国、巴西和阿根廷。 俄罗斯的现代民主转型发生在其深刻而又短暂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后，直接迅速地由苏联时期的集权制走向西式民主制的建构。俄的转型明显跨越了后发现代化国家所经过的权威主义时期，后来在残酷的现实之下不得不向权威主义回归。俄罗斯的实践再次表明，在向民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权威主义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稳定影响。 责任编辑 黄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