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些智库的学者清单上，气宇轩昂的傅立民是人们想要拜访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早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他就是代表团的首席翻译；他也深谙中东局势。在海湾战争期间,他出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30多年的外交生涯，使他跻身为少数对广泛的国际事务有独到见解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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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民在华盛顿的居所典雅而充满了亚洲文化艺术的底蕴。在谈论中东局势时，他的评论不时掺杂着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类比和对比。
他说，阿拉伯世界就像是过去的中国，过去的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而中国在经历了现代化的打磨后，已经变得很守时，很在意时间的流逝，而阿拉伯人并不太在意时间。
从他个人学习语言的经历，傅立民归纳出中国人与阿拉伯人态度的不同，而态度决定命运。他说，“我从1969年1月开始学中文，我的中国老师说，愚公可以移山，只要努力你就会成功。20年之后，我开始学阿拉伯语。我的也门老师说，阿拉伯语非常难学，连阿拉伯人自己都说不好。我们会尽量尝试，但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二者的区别在于，阿拉伯人认为，真主已为你规划好了未来，无法改变。就像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基督教教义――上帝决定你的命运。但是工业革命使事物发生了改变，不过它还没有改变阿拉伯世界。但这迟早要发生，傅立民说，阿拉伯世界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
埃及乱象
《财经》：5月23日至24日，埃及迎来后穆巴拉克时代的首次总统大选。但观察人士发现，选举的初步结果在进一步撕裂埃及社会。一方面，埃及人走向投票站，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决定由谁领导国家；另一方面，埃及的局势动荡似乎让人更加失望。
傅立民：在世界版图中，中东和北非是最后一块抹去殖民主义印迹的地区。英国一开始是埃及的“保护国”，黎巴嫩殖民始于法国，叙利亚也被法国统治了多年。总之，这些国家都曾受到外国的掌控，之后他们都摆脱了外国的统治。当然可以看到美国不时插手其间。
1922年，埃及脱离英国恢复了独立，但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因为英国通过控制埃及军队来左右埃及。随后的1952年，纳赛尔推翻了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的统治，并向苏联靠拢。后来，萨达特（Sadat）掌权，主张亲美路线。在他去世之前，埃及一直处于军阀统治当中。
革命往往由左翼发起，但却往往在右翼手中终结。所以，穆斯林兄弟会成了埃及主要的政治力量。现在，埃及人决定要治理国家，但我们还不清楚最终选举的结果会如何。
《财经》：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军方一直统治着埃及。大选后军方的作用会消解吗？
傅立民：军队在埃及的角色类似于某些国家党的组织――在每个村庄，掌权的都是一名军官。军队的级别设置、扮演的角色都与这种党组织很像。如果从经济层面看，埃及有一批庞大的国有公司，但这些公司实际由军队控制，军队也借此拥有埃及10％的经济产出。因此，如果要赶走军队，任务量巨大，实施起来很难。
《财经》：在革命爆发后，埃及面临着巨大的政治挑战，而埃及的经济前景似乎也无法让人乐观？
傅立民：由于政局不稳定和局势的迅速恶化，阿拉伯语论文题目，埃及旅游业遭到灭顶之灾。埃及的另一大支柱是金融和银行业，但是同样由于政局不稳定，目前没有人愿意来埃及投资。
我认为埃及应向中国学习。埃及的国有公司太多，市场成分不足，管制过多，例如不允许人们创业，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如信用问题等。在埃及，军队直接控制公司，这不是什么好事情。他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是实行经济改革，但是埃及官僚主义盛行，政府曾推行过一些举措，但远远不够。
《财经》：现在回头来看，埃及革命带来了怎样的变数？
傅立民：这个问题换个方式问就是，埃及革命意味着危险吗？是的，但它只限于埃及人，并不是所有人。以色列的局势会变得很棘手，因为如果埃及不再依赖美国，那么埃及就没有理由继续对以色列心慈手软，甚至会站在更为敌对的立场上。
如果政治走向持续摇摆不定，经济情况日渐恶化，在历史上，如果上述两件事同时发生，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甚至会产生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革命，一场右翼革命或内战。
革命的纠葛
《财经》：说到革命，两年前始于突尼斯的变革波及北非、西亚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现在是否已然翻过了革命这一页？
傅立民：埃及和突尼斯正在走出这一阶段。利比亚不是革命，而是种族纠纷和内战的结合体，他们反抗的是一个怪人――卡扎菲，与埃及和突尼斯不同，也门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和种族以及宗教分歧。也门处于半部落制，半民主的状态，是个十分独特的国家。
叙利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其他革命的启发――特别是也门，叙利亚与也门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点在于，领袖巴沙尔・阿萨德代表少数派，尽管民众并不爱戴他，但却又对其下台后的局势心存疑虑。他是少数派的代表，而少数派可能占总人口的11％或12％。叙利亚大约还有15％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如库尔德人、犹太人以及逊尼派教徒，这些俗家教徒并不是非常虔诚，大约占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口非常虔诚，有时还有极端分子，因此少数派关于阿萨德下台后的局势也心存不安。叙利亚是否会步伊拉克的后尘，即由什叶派掌权，而逊尼派则会遭到镇压？存在很多未知数。就伊拉克而言，该国基督教徒占人口比重很大，但他们都已经离开了伊拉克，流亡到了国外。
所以，每个国家面临的局势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都还没有步入正轨。在很多方面叙利亚并不是最棘手的，最棘手的问题是谁将会统领这块区域。阿萨德很可能还会在任相当一段时间，但他很难统领这一区域，他已经失去了不少民心。
《财经》：你本人对阿拉伯地区的哪个国家比较担心？
傅立民：我觉得最有看点的要数巴林。巴林人口多数都为什叶派。大多数人来自于阿拉伯地区，包括伊朗、沙特东部省份，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受害者，积怨较深，他们一开始与国王谈条件，继而发展到要推翻政权，虽然我认为目前的局势与伊朗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目前伊朗的意识形态已成为巴林一些反对派的意识形态。
这其中的关系纵横交错，非常复杂，也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事实上，目前的局势是什叶派对抗逊尼派君主统治，同时在巴林还有沙特阿拉伯的部队驻守。一方面，由于有什叶派，伊朗觉得有责任对其保护；另一方面，作为什叶派国家的伊拉克也会对此局势感兴趣，这给了伊拉克和伊朗合作的机会。
另外，巴林极其富有，其经济主要由银行业和旅游业两大资源支撑。但如果人们对其政府的安全存在疑虑，就不会使用该国的银行系统，其金融领域也会因此枯竭；而对游客来说，如果有催泪弹袭击的风险，他们也不会去那里旅游，旅游业也会受创。如果巴林的内部问题得不到解决，其结局可能要么是成为伊朗的战略傀儡，要么是由沙特阿拉伯接手。这都比较危险。
《财经》：巴林以外的其他海湾国家看来都还平静。
傅立民：海湾地区的大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都非常富有，也没有重大骚乱。阿曼存在着劳力问题，但他们处理的很好，没有出现动荡。沙特整个国家系统没有大的问题，但他们正处于政权交接阶段，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毕竟天子不同，朝纲也会不同。科威特的问题在于国会与国家元首埃米尔之间的较量。卡塔尔似乎一片和谐。所以，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中的五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把目光再放远些，你会发现，虽然处于峰口浪尖，约旦仍然比较平静。相对来说，阿尔及利亚一直没什么动静。黎巴嫩也没有多大的问题。摩洛哥一片和谐，他们实施了改革，举行了大选，国王赋予了国会些许权力，所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财经》：这种平静有多少是要感谢这场革命的呢？
傅立民：我认为这是革命的非常积极的一面。每个国家的领导者，包括像沙特这样未发生过革命的国家都意识到，阿拉伯语论文范文，从现在起必须重视民众的心声。这些领导者深知，一旦出现纰漏，国家的大街小巷将不得安宁，外国保护伞也难以奏效。
民主的误读
《财经》：在你看来，埃及是走向西方式的民主还是会走向宗教统治？
傅立民：埃及存在着很多问题，最明显的莫过于政治问题。不过，埃及人民所创造的体制是伊斯兰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如果它能吸收西方民主的元素，那也是拜土耳其所赐，而不是欧洲或北非，比如，军队在埃及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西方世界要重要得多。因此，埃及并不是以西方为榜样。他们在寻找自己的模式。
《财经》：这是埃及的特例还是阿拉伯世界的共性？
傅立民：说到阿拉伯世界，现在才真正有一个阿拉伯世界。他们之间通过社会媒体相互连接，在突尼斯，当革命爆发时，当地人引用了两句古诗。30秒后，埃及和也门也开始吟诵这个作者的著作。3.4亿阿拉伯人之间现在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他们因而知晓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但每个国家又有不同，每场革命都有其不同之处，他们在技术上进行交流，这是新鲜事。
但是这跟民主无关。
《财经》：为什么？大多数人将此定性为阿拉伯人追求民主的斗争。
傅立民：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中国和西方的反应都有点过度。
其实，这些国家都在寻找民族自决权――包括个人的、部落的和国家的民族自决权，这同时也意味着结果并不一定就是民主。
100年前的印度和中国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国家走的都是反西方路线，并通过反西方路线达到了西化的模式。马克思主义是反西方的，而中国却应用了这个西方人的哲理。印度应用了国会民主，转而将枪口瞄向了英国。这两个国家都拥有自身文明至上的情结，而西方入侵后践踏了这一理念，因此两个国家对西方又爱又恨，很有意思。
中国将一系列从西方借来的东西进行合成，从而跨越了反西方这一阶段。印度还没有跨越这一阶段。阿拉伯人现在也已跨越了这一阶段，他们正努力开发真正属于自己的伊斯兰模式。
《财经》：西方媒体曾欢呼，阿拉伯之春意味着一个新中东的诞生。
傅立民：阿拉伯之春听起来像是布拉格之春，斯洛伐克之春。这是一个西方概念，意指阿拉伯世界正在开展民主运动，具有误导性。现实并非如此。
模式的取舍
《财经》：如果这场运动是阿拉伯人在寻求民族自决，他们是否有先例可寻？
傅立民：实际上，伊朗曾有过民族自决权。伊朗抛弃了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模式，创建了自身的模式。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一模式，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拥有自己的模式，从这一点来看，伊朗已领先其他阿拉伯国家30年。
这具有启发意义。当霍梅尼来到德黑兰时，他并没有采用任何外国模式，而用了波斯人的模式。因此，在看待阿拉伯世界的这场运动时，他们并不打算直接借用国外现成的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财经》：有多少阿拉伯国家也找到了自己的模式？
傅立民：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各自的文化传承。沙特是完全本土的文化――地球上唯一一个西方传教士没有去过，或没被西方军队占领过的地方。以前，沙特甚至不允许商人跨入国门。当西方与沙特接触时，他们打着雇用帮手的旗号。沙特政府体制完全是本土传统的继承。他们从没有从国外引进过任何理念。
中国政府借鉴了苏联的结构模式、宪法和政体，而现在这些都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认为这些都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因为中国曾有过科举制和科举官员。
而在沙特，传统就是道理，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沙特很富有，因此，国民既有钱，又不用交税，那还会有谁反对？
自90年前摆脱英国殖民以来，埃及一直受军阀政府统治。阿尔及利亚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革命。在军阀政府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叙利亚奉行列宁主义，其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在构架上与共产党如出一辙，而这是另一种模式。
但是每个国家的模式都不尽相同。除了沙特和少数海湾地区的小国以外，这些国家用的都不是本土的模式，而是西方的模式。现在，他们正在寻找来自于本土的传统。
《财经》：是否存在一个阿拉伯世界可以普遍接受的模式来运转国家？
傅立民：目前，土耳其在中东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力，在政治上为这个区域的人民树立了榜样。土耳其政府不具有宗教倾向，始终保持中立并同时对宗教表示尊敬。
政教分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法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仅限于其信徒，而且其信徒应低调行事。教徒在家中怎么做都可以，教徒可以去教堂、庙宇或清真寺，但是宗教不应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是土耳其以前所采取的方式。
现在，土耳其更像是美国模式。政府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并尊敬宗教信仰。教徒可以在公共场所祈祷，或戴有宗教意义的饰品，没人会过问。土耳其现已采取了这种模式，它对很多阿拉伯国家来说也是个好的模式，另外，这些国家也喜欢土耳其式的民主。
《财经》：土耳其和伊朗，哪个国家分量更重些？
傅立民：土耳其曾是穆斯林世界的中心。随后，在一战期间，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爆发了革命，结果，土耳其开始彻头彻尾地反对宗教，成为了无神论国家，鄙视宗教。虽然基本上所有的土耳其人都是穆斯林教徒，但在军队的迫使下，他们都变成了反穆斯林人士。此后，正义和发展党（AKP）尊敬宗教，将土耳其变成了民主国家。土耳其实际上吸收了美国模式，抛弃了法国的政教分离模式。
阿拉伯世界很欣赏土耳其的做法。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很多人很保守。
伊朗的角色不容忽视。伊朗的历史不同。首先，它既是一个文明，又是一个国家。我们有一个阿拉伯世界的概念，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代表阿拉伯世界。而伊朗是波斯人的国度，波斯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伊朗。其次，在过去的200年中，他们一直遭到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迫害。因此他们对这段历史耿耿于怀。当然，他们存在宗教传统，而且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同。
革命之后
《财经》：从大的国际背景看，阿拉伯革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傅立民：首先，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力急转直下，这也意味着总体上外国势力的作用被削弱了。同时这也是民族自决的前提条件――这一地区因此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治。
其次，从阿拉伯世界之外来解决问题变得困难了，诸如阿拉伯-以色列问题目前就无法通过外力解决。相反，很多问题必须从内部着手解决，这也是与美国作用力的削弱形成了互动。当然如果不是美国插手，也有可能会是其他国家。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全球化的今天，阿拉伯世界将发展多元化的外交关系。他们正在与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建立紧密的联系。而这些国家并不是他们传统意义上的伙伴。
一直以来，阿拉伯世界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一部分是与西方世界接触时而产生的，但是大部分问题还是自身的。
《财经》：如果传统意义上的外部势力，包括美、英、法都在减弱，是否意味着中国等其他国家有晋身空间？
傅立民：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必须调整外交政策。我觉得他们开始强调与中国、与俄罗斯协商，这很有意思。
但是以叙利亚为例，叙利亚问题很复杂。中国打的是主权牌。俄罗斯的立场更为复杂――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有利可图，包括军事利益、政治利益和很多人脉关系。
而沙特为此十分愤怒。沙特试图推翻叙利亚政府，中国并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结局会有两种：一个是叙利亚来寻求中国的帮助；另一个是中国将无法避免就此事声明自己的立场，因为中国已陷得很深。而在现阶段，中国不能只是摆摆准则上的立场，它必须付诸行动，而这必然招惹麻烦。
《财经》：阿拉伯革命后是否有些迹象也让你不安？
傅立民：民粹派日渐盛行。民粹派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而且民粹主义通常对少数派毫不留情。
《财经》：这些国家在寻找民族自决的同时，是否也会同时拥抱市场？
傅立民：我们都知道政治动荡带来的结果。实际上，伊斯兰世界非常反对集权，不喜欢计划经济，也不愿意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对市场十分青睐。
阿拉伯文化是一个贸易文化。阿拉伯国家喜欢做贸易，这是很久以前就有的传统。他们有必要放开市场经济，将国企私有化，同时还需要保护某些领域的国有公司。他们还应该在吸引外资方面下功夫。
《财经》：未来中东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是上升还是下降？
傅立民：从石油的角度来看，中东的地理战略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下降，而不是上升。这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人们将继续从中东进口原油，也会有原油贸易，但市场将变得更为多元化，也更大。
实际上，原油市场正处于转型期间。2020年底，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输出国。美国刚刚宣布他们正在修建所谓的“液化天然气火车”用来运输液化天然气。他们为此而正在打造的第一个冶炼厂主要是为了处理来自于美国的原油。原油方面，美国可能会在2030年底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
就时间框架而言，当然，在未来的几年中，中东仍将一片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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