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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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月4日，我和雅克一起抵达北京，负责日内瓦援助计划的具体细节。
难民署在河内是作为联合国的先头部队，如今我们在中国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和雅克都觉得要争取成事。这种责任非我们的工作水平和等级所能承担，但为形势所逼，将我们置于这样的角色，我们定要努力完成，只为了好好的表现，法语里的说法是叫“出色的姿态”。
中方没有一个人曾和难民署打过交道，也并不了解这个机构。所以我决定，从一开始就必须开门见山。这就意味着必须跟他们强调三件事：第一，难民署不会在中国运作项目，而是中国来运作项目，由难民署提供援助。所以由中方确定需求和该怎么做去满足这种需求。第二，我们的角色是代表国际社会的，在这一基础上向中方为难民的付出提供一些援助。第三，我们不负责具体的运作。我们不参与项目实质性的执行，但会为那些执行项目的参与方（如今为民政部）提供援助。
在我们抵达北京的次日，我们去了南宁。以南宁为起点，连续八天都在路上，早出晚归，奔波于各个国有农场。
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国有农场，情况都同样令人沮丧。突然之间多了好几百个难民，越语毕业论文，更别说是来了上千个，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别无他物，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农场资源濒临枯竭。这里没有多余的房屋，难民们暂时驻扎在学校或社区大楼。政府为农场提供了紧急食物援助，还给孩子们送来了牛奶，但只能作为权宜之计。新来的难民没有工作可做，所有可用的土地都已被耕种，如果想要开拓新的土地，就得用到灌溉设施和肥料，但这两种东西都很短缺。这一切形势加诸起来，就呈现了一幅画面：一个灰心的好人试图解决这些不利情况。
经过长达一个星期在路上的奔波，我们来到了港口城市北海，我们抵达这里的次日一早，便去了港口。那里密密麻麻地停放着数百只小船。那里的人告诉我们，共有916只船从越南北方驶过来，载着11000名难民。实际上，虽然是在大船上工作，许多渔民都住在陆地上的，也拥有着自己的小船，这样可以直接捕点鱼。他们正是乘着这些小船逃离的，航程长达一个到两个星期之间，要看海浪和风向而定。他们全都在北海靠岸，想以此为中转找到一个更好的目的地。如今他们住在船上，仍未确定未来去处。
在没有更好的去处时，政府正考虑将他们转移到内陆的国有农场，难民们对这一选择充满忧惧。
“我们不是农民，而是渔民。我们只懂得怎么捕鱼，”其中一名难民说道，“让渔民待在农场，就像是把咸水鱼放在淡水鱼塘里。”他补充道。当我和雅克询问政府，为什么他们不打算把这些难民融进水产业里，他们说这不可能。难民们逃难过来的船只派不上捕鱼的用场，必须造一些更大的船，但北海的港口又不适宜停泊更深的船。最后还有捕鱼设施的问题，以及在何处存放鱼群的问题。
吃过午饭后，我和雅克赶出了一个计划。现在正好趁这个时机向他们提出来。
首先，我同意他们将难民们安置到农场的决定，但我也强调了这是照目前形势而没有更好选择的前提下。但是，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考虑其他选择。
“这些难民们，”我说，“都是渔民，他们能为中国作些贡献，他们最擅长就是捕鱼，很快就能自给自足。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要想让他们仍做渔民捕鱼，需要些什么呢？渔船。我知道北海缺乏木材，但我们可以从马来西亚进口一些，这样就能在当地造出更大的渔船。我们还可以购置一些渔网，从日本进口一些船舶发动机。如果港口太小，我们可以找些混凝土建个码头，也可以租个挖掘机来挖深点水位。至于如何存放捕上来的鱼，我们可以设立一家冷冻厂。经过一段合理的时期，这些渔民不仅可以自给自足了，还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出一分力呢。”
我这番话可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与其告诉他们把渔民安置到农场不怎么行得通（其实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了），我决定提供给他们这个更好的方案，如果他们能接受的话。
次日早上，长长一路上尘土飞扬，颠簸不断，终于到了南宁，在那里开了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中方应该是通宵达旦思量了我们的方案。他们仔细评估了我们的每一个提议，然后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项目。他们负责提供部分基金，剩下的由难民署来支付。
这是我第一次与中国有工作上的接触。
二
三天过后，我和雅克带着一本写满数字的记录本回到了日内瓦。雅克比我更擅长将所有的记录转换成一个完整的援助计划，所以由他操刀完成后，我上交给了上司达亚尔。
10月，中国代表团来到了日内瓦，与哈特林（1973—1975年担任丹麦首相，1978年，成为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会面时直指要点。他们说，中国政府会为26万名从越南逃过来的难民提供大部分的安置费，但希望难民署也能出资5000万美元。哈特林固然有许多优点，但我却不认为反应敏捷是其中一个。但我之前错看了。虽然这笔钱远比他预期的要大得多，但他还是眼皮都不眨一下就答应了，“是，在五年里分期提供。”这个处理方式实在太天才了。他并没有与中国人讨价还价，而是爽快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但选择了五年分期付款的方式，这是难民署的经济状况承受得起的。中国人当然很乐意。他们请求资助5000万美元，请求通过了，至于分期支付只不过是技术性细则而已。
哈特林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公布将现有的亚洲区一分为二的决定，成立东亚部分。虽然我已早被钦定为这部分的负责人，但按机构要求还是走一套标准程序，做做样子。
我很凑巧地是联合国难民署里唯一符合条件的职员。人事部负责人面带微笑地告诉我，委任会已决定选择我出任这个职位。然后就是我选择手下的职员了。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行政秘书。难民署里有很多，但是能说中文的项目官员只有一个符合。当我还在河内出任代表时，李玉燕当时正是负责越南的行政工作。她是行政秘书的唯一绝佳人选。很快地我不但申请到了三个舒适的办公室，还拥有了一个运作团队。我所要做的就是确定最终计划，以及确定一个驻扎在北京的代表。 到了11月初，我和雅克回到了北京。自从我们上次访问后，中国一刻没闲着，结合我们分期五年支付援助款的情况，重新制定了他们的援助计划。他们做得很好，工作也很负责，不像越南的每个部门都独立运作，中国的各个部门之间是互相协助的。
在中国的工作已稳定下来，日本就留待其自己打理好了。
不同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上岸以待中转的难民，在香港着陆的难民都是来自越南北方的，因此不能说他们的逃离是因为南部被共产主义者所占领。然而，根据1979年联合国大会的决定，所有乘船外逃的越南民众全部都被认定为难民，这就使得从越南北方逃离的民众也是和南方的一样有权被安置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理论上是为香港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越南北方乘船逃过来，越语论文网站，难民们并不想被安置到美国。此外，当时香港还在受英国“殖民统治”，于是，众人的感觉是该由英国来决定接收他们中的大多数。所以，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相比，将难民从香港转移到西方国家安置的事宜比预期中的要困难得多。
不同于在该区域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的营地是“开放”的，难民可以先自由地在当地找工作，等候安置。特别是越南北方的难民，本就来自越南最穷的地区，这可真是个天赐良机。他们如今有了工作，收入还算不错，可以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食物和住房。所有这一切都比在越南老家好多了。
除了设立更多的难民署安置点的强烈要求是香港能够满足的，其他的香港就无能为力了。只要越南不严肃制止非法逃离，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越南民众乘船逃到香港。而河内方面也没有理由会这么做。
三
我负责的区域里的事态差不多稳定下来了。当达亚尔叫我去他办公室时，更叫人欢喜的事还在后头。他通常会微笑着向我致意，但这次他笑容满面。他告诉我：“中国邀请哈特林前去访问了，”他又补充道，“这次可是以难民署高级专员的身份了。”
有雅克在北京坐镇，我就无须太费心去安排哈特林的访问事宜了。除了他抵达北京的两天前，我忙活了一下，之后就不用操心了，只是静观事态发展。
1981年8月31日下午晚些时候，哈特林抵达北京，他的妻子和达亚尔随行。这次从机场出来后，并没有先去酒店，而是去了一个政府的会客宾馆。这宾馆是一栋苏联风格的建筑，配置有很宽敞的房间、厚实的毯子、黑色皮沙发和长毛绒地毯，周围是一个整洁的大花园，有很多服务员安静地穿梭于宾馆之中。
中国人未向我们讲明将与什么人会面，我们的期望也没有特别高。当到了访问的第二天，我们被引领到人民大会堂，来到一间灯火辉煌的宏伟的房间，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和贴满锦缎的浅黄色的墙壁。一个身材瘦小的人正在等候我们，一见我们进来，就起身走向哈特林，笑容满面，伸出了双手。他就是邓小平。
1974年哈特林出访中国时，是由邓小平接待的。两个人之间相处融洽。虽然没有什么议题需要磋商，但哈特林由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接见的象征性意义非同小可。
在过去一年里，我与中国详细地谈了对于加入难民公约的事，他们总是回答“为什么”，而我总会反问“为什么不”。我主要强调他们这样做并不会损失什么。所有西方国家都遵循这个公约，而以苏联为首的多国联盟准则上是反对它的。中国如果也要遵循，只要做做表面文章，就可以更进一步表明中国已与苏维埃体系渐行渐远。
我并不指望这些交流能带来什么好结果，因此当那天下午，一个中国官员转向哈特林，口气好似只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直接提到中国决定遵循1951年的难民公约，这可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哈特林神采飞扬。在难民法方面，他算是创造了历史。
为了让中国遵循难民公约，我的主要说服点是他们很容易规避其必须承担的义务，所有的签署国都是这么做的。实际上公约只不过是要签署国承担两项义务而已。第一项就是任何被定义为难民的人有权接受听证，以确定他的难民身份是否属实。第二项是，一个人被确定是难民之后，即使为了躲避因政治、种族或宗教的迫害而出逃，也不会被遣返回一个身陷危险的地方。当每个非法移民被正式认定是难民的那些日子里，既无法保证不被遣返，也不能在认证未定时延长停留的时间。如果一旦认定留下了，中国既不会承受不起一次难民潮，也不会没办法应对。
在北京待了两天之后，我们乘飞机去了南宁，然后转车去北海。在下午晚些时候到了北海，我都要认不出这个城市了。如今这里有了个合适的港口，设立了长长的码头和防洪堤来保护入港。遍地建起了混凝土制的公寓楼，三层高，外墙涂成白色。在港口边上，有个大型冷冻厂正在开工，嗡嗡作响。很明显，他们刚与香港签订了合约，为其提供冷藏的虾，得到的部分利润会重新分给工人们。在两年前和雅克一起到北海时，我拍了一些这里的照片，这次也带在身上。哈特林也有点震撼。中方的工作做得很出色，简而言之，短短两年的时间，北海就成为一个繁荣的地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