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武温（ Alexander L.Vuving）认为，后冷战时代越南的对华政策并非由单一战略主导，而是不同战略之间的竞争和妥协的结果，“这种局面是越南统治集团内部政治竞争使然，而不是统一的领导层在战略上的深思熟虑”。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越关系最为复杂、微妙。越南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高层权力格局的演变，越语毕业论文，是造成中越关系复杂、微妙的一个重要原因。越南革新开放进程的深化，也给中越外交互动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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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性政治”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越南强大的北方邻国，历史上两国无论是敌是友或非敌非友，巨大的实力差距一直是常态，这也是至今仍然作用越南对华外交的大背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根据中越关系的这一特征，总结出“非对称性政治”理论。沃马克认为，中国与越南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造就了一种“非对称性结构”，这种结构在每个历史时段塑造和作用两国关系。他甚至认为中越关系不是“一对关系”，而是“两对关系”，即中国对越南的关系和越南对中国的关系，因为这两对关系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
在沃马克看来，这种由于地缘和历史因素造成的“非对称性”的作用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往往不被人们所意识到。沃马克认为，这种特征往往导致越南对中国的行为过度敏感，而中国则对其政策给越南造成的作用不那么敏感。
历史地看，中越关系的“非对称性”塑造了越南在应对中国时“对抗与尊重并存”的模式。在面临安全威胁时，越南往往选择对抗，但同时又表现出对中国这个强大近邻的尊重，以免遭受更大的威胁。越南“对抗与尊重并存”模式的现实版，则是越南在对美与对华关系上走“外交钢丝”。一方面，越南希望引入美国势力以弥补自身实力的弱势，另一方面也谨慎地不因此而引起中国的反弹。
虽然中国和越南近年来因南海问题摩擦不断，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进入了平稳发展轨道。沃马克将目前的中越关系称为“成熟的不对称”，双方对对方的行为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预期。不过，沃马克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也指出：“全球化改变的是‘不对称关系’的内容而非本质，‘不对称性’是中越关系的永恒特征，中国和越南都融入了国际体系，这既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机会，同时也会造成脆弱性。”“实力上的落差会导致强势方与弱势方在利益和认知上的系统性异同。”
“二元”战略格局
胡志明去世后，越南语论文题目，越南逐渐形成了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三驾马车”高层权力格局。1986年革新开放后，这种权力格局得到强化。这种没有领导核心的权力格局，是越南对华外交战略表现出分歧一面的制度性因素。武温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后冷战时代越南政治的特点就是国家战略的‘二元’特征，要理解中越关系的复杂性，必须注意到越南统治精英之间在外交战略上的内部分歧。”在他看来，“保守派”更加注重越南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主张与中国接近，而“改革派”更加重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倾向于与欧美以及东亚发达国家发展关系。
把越南领导层划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或许过于简单，但也基本上反映了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对华外交的总体特征。事实上，越南对华外交的确形成了看似“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两国执政党、政府以及军方之间交流的制度化程度远比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成熟；另一方面，越南通过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制衡”中国的意愿，也是中国周边国家中较为突出的。武温认为，在战略层面，越南外交由核心领导圈控制，但这些高层决策者代表了不同的战略思路，越南的对华外交表现出的“不协调”多于“协调”。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越南领导层内部在对华外交上的不同取向不无关系。
越共前总书记黎可漂曾公开表示把中国作为越南革新开放的榜样，但被誉为越南革新开放设计师的前总理武文杰在发展理念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武文杰效仿的对象是日本和韩国，希望通过建立韩日那样的大型公司集体把越南经济带向国际市场。现任总理阮晋勇对越南造船工业集团这样的大型国企寄予厚望，也是出于同样的发展理念。武温认为，改革派不像保守派那样在乎意识形态，既然中国经济发展也学习韩国和日本，那么越南为何不直接学习后者呢？发展理念上的异同也会体现在对华态度上。
革新开放的深化
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南外交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1988年越共政治局会议颁布“13号决议”，主张调整与中国、美国以及东盟的关系。1992年越共“七大”三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多样化、全方位”的外交方针。但这次会议依然把中国、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当作越南最亲密的伙伴，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第二梯队，其次是东南亚其他国家，美国仍然属于“敌对国家”。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大国优先、邻国优先、传统友好国家优先”的外交方针。2003年越共九届八次会议是越南外交战略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新形势下国防战略决议》，首次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界定敌友的标准。
越南革新开放的深化，不可避免地会作用越南的对华外交。虽然中国与越南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合作在两国关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类合作渠道的分量很可能会逐渐降低。在越南对中国的认知中，“友好邻邦”的色彩已经虚化，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务实态度的“合作伙伴”。沃马克认为，把双边关系放在开放的政策背景下，对中越两国来说都很重要，“革新开放帮助越南在对华政策上走出了敌友的‘二元’认知，加入东盟使越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加自信，也更加不容易被孤立”。
（摘自《南风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