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驻越大使馆政务参赞（1989年12月至1993年10月）和驻越大使（1995年12月至2000年7月）期间，曾先后与越共4位总书记阮文灵、杜梅、黎可漂和农德孟（时任越南国会主席）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他们4位经历不同，性格和作风也各有特点，但都为越南的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越南的革新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继中国之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是越南全党、全体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但人们不会忘记革新开放的倡导者和创始人――阮文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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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阮文灵也并不陌生。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期间，身为越南党南方局书记的阮文灵化名十菊，曾不止一次秘密来到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对越援助问题。
阮文灵于1915年7月1日生于河内， 1986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1991年6月在越共七大上主动提出不连任总书记职务，被推举为中央顾问， 1997年12月在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辞去中央顾问职务。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越南工作期间，同阮文灵有过一定的接触。根据我的了解，阮文灵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努力探究革新道路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全国统一后，未能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当时的领导人一方面制造了柬埔寨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内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要用20年在全国范围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渡。这些过左的政策导致越南经济、社会陷入了深重危机。在1976到1980年的5年中，越南国内年均生产总值只增长1.4％，国民收入只增长0.4％，物价则年均上涨120%。通货膨胀达到3位数，1986年通胀率竟为774.7％。商品物资奇缺，许多公司和手工业合作社被迫停产或关闭，百姓生活日益艰难。大量有产阶层逃亡国外，许多小业主为免受打击，忍痛将产业“献”给国家。至80年代中期，越南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种局面令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的阮文灵深为焦虑，对当局过左的政策和全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感到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北方农民只关心5％的自留地，而对农业合作社的大片土地无动于衷；也不理解为什么像胡志明市这样拥有经济实力的城市，却无法养活自己。在困难面前，他一方面向中央建议推迟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度，另一方面大胆支持各阶层群众采取灵活的生产、经营方式以改善生活，并允许胡志明市一些公司在完成计划后，可以到市场上寻求原料，越南语论文题目，并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这种做法调动了公司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改善了工人生活，受到热烈欢迎，却遭到了越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非议，认为这种“松绑”背离了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准则，为资本主义“开绿灯”。一些人甚至说，从河内到胡志明市，一下飞机便可以闻到“资本主义气味”。为此，阮文灵在1982年越共五大上只当选为中央委员，而被排挤出政治局，直至1985年6月才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但阮文灵并未因遭受不公正待遇而退缩，他继续在胡志明市进行试点，逐步探究，积累经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1986年7月，阮文灵邀请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南方，直接听取试点公司家的报告。结果，阮文灵的革新做法和思路终于得到了在场领导人的认可。
领导革新取得初步成效
阮文灵1986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做法，逐步在全国推进革新政策。
阮文灵强调首先要正视现实，勇于修正错误。他指出：“必须正视现实，要看到主观上的错误是严重的和长时间存在的。为了革新，必须要有勇敢和彻底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必须坦诚地承认我国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作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这些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政治局。这种公开承认错误的诚恳态度得到了越共党内外的一致好评。
同时，阮文灵指出革新的关键在于思维的转变，必须革新思维和改变工作作风。他提出“革新思维和改变工作作风的目标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要大力革除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建设为关键”，“以民为本”，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国家。
当时，越南尚拿不出完整的革新政策和方法，但阮文灵从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和举措，主要是：
一、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政策，承认越南有5种经济成分，即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和小业主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国有经济起主导影响。但各行各业不分所有制形式，在法学面前一律平等，一律自主经营，互相合作，健康竞争。
二、农业上虽继续保留生产合作社，但实行包产到户，明确规定15年不变。承认社员为独立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自行确定生产经营方式、规模和措施。社员除向国家纳税和履行合同规定义务外，其余产品可以自由流通和自由出售；开放粮食市场，取消城乡之间粮食流通的各种限制。
三、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针对有人担心开放会带来诸多消极作用，阮文灵指出，打开窗户是为了透气，引进凉风。当然打开窗户之后，苍蝇和蚊子会随之进入室内，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把窗户重新关上，而在于如何防止和消灭苍蝇和蚊子。他特别强调，革新开放绝不意味着改变颜色，融入国际社会绝不允许被“融化”。
四、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彻底改变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路线，明确提出“越南愿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表示越南不把任何国家视为敌人。按照新的思路，越南于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95年同美国互派大使并加入东盟，之后又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迄今越南已同1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顶住苏联解体的压力，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越南一直同苏联保持密切的关系。越南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援助，对外政策上也同苏联保持高度一致。黎笋当政期间，曾提出同苏联全面合作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基石”。由此可见越苏关系对越南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对越南造成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每年20亿卢布的苏联援助彻底告吹，外援几乎全部停止。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党内外思想更是异常混乱，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越共中央领导层中也有人鼓吹自由化，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公开在报刊上文章，攻击越南的革新是“半吊子”、“只革新经济，不革新政治”，像跛脚人蹒跚走路，鼓吹要像苏联和东欧那样进行“改组”。在这种情况下，阮文灵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形势作出了清醒的判断，在紧急关头坚定、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系列重大问题。
1990年3月，阮文灵主持召开越共六届八中全会，明确指出，虽然社会主义正处于困难阶段，面临严峻考验，但社会主义一定会经受住考验，逐步克服困难，越南语毕业论文，继续前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肯定越南将继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接受社会主义道路以外的任何其他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接受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经济工作上，强调当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政治改革方面，指出政治体制的改革十分复杂，必须逐步进行。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丧失政治稳定，必须吸取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在组织上，对主张自由化、多党制的越共领导成员陈春柏给予撤销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职务的处分。
阮文灵在1990年纪念胡志明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又重申：“全党、全民将永远沿着胡志明主席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从柬埔寨撤军，改善对华关系
阮文灵清楚地看到柬埔寨问题给越南带来的恶果，并充分意识到要解决柬埔寨问题，必须首先改善对华关系。为此，他推动越南国会于1988年12月22日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序言中对中国不友好的词句。1989年他宣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之后他又排除内部阻力，于1990年9月与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政府前总理范文同一道前往中国，同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李鹏举行内部磋商，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道路。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成都会晤。会晤结束时，江泽民总书记引用了中国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便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阮文灵任期内，越南还调整了对华人的政策，决定归还没收的华人财产，并逐步改善了华人的生存和经营环境。
我先后六次见到阮文灵。第一次是1990年5月19日，我以大使馆临时代办身份出席在越南主席府举行的纪念胡志明主席诞辰100周年招待会。越南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丁儒廉把我引见给阮文灵。当时阮文灵正在思考如何打破中越关系的僵持局面，便对我说，他要安排时间会见张德维大使。第二次是1990年9月3日，我作为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到河内国际机场，为前去参加中越领导人成都会晤的阮文灵、杜梅、范文同送行。第三次是阮文灵于1992年访华后，我作为大使馆政务参赞，参加张德维大使在官邸为阮文灵夫妇举行的家宴。第四次是1996年春，我作为新任驻越大使，前往胡志明市拜会阮文灵顾问。第五次是1997年8月25日陪同中国医疗组前往胡志明市，为阮文灵看病。第六次是两天后，阮文灵到中国医疗组住地看望大家，并和医疗组全体人员合影。
我清楚地记得，在上述场合，阮文灵多次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感谢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他说，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他曾多次前往北京，商谈中国援助问题。毛主席、周总理对援助越南考虑得十分全面、细致和周到。除武器、弹药外，连越南南方战士的蚊帐和长途行军时所需的压缩饼干都一一考虑到了。如果没有中国巨大、无私的援助，越南不可能取得抗美斗争的胜利，越南党和人民对此将永志不忘。
1998年4月27日，阮文灵在胡志明市逝世。江泽民总书记及时向越共中央发了唁电。按照越方安排，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在胡志明市举行，外交使团则由越方安排在河内向阮文灵的遗像致哀。考虑到几十年来阮文灵为发展中越关系所作的努力，我向国内建议，让我前去胡志明市吊唁阮文灵，国内同意了我的意见。到胡志明市后，越共政治局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阮晋勇单独会见了我。他感谢江总书记发来唁电，也感谢中方派大使专程到胡志明市吊唁阮文灵，称此举再次体现了越中两党、两国的深厚情谊。
（责任编辑汪文庆 文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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