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不甘偏安孤岛一隅，时刻想重返大陆再造“中华民国”的大一统之梦。其在台湾的基本政策除了竭力维护“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正统”地位之外，就是要将台湾建设为巩固的“反共复兴”基地，为“反攻大陆”做准备。但是，从一开始，蒋介石的“反攻复国”种种企图就一直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和百般阻挠。虽然冷战初期美国将台湾纳入西太平洋战略防御线的重要一环，承担着“防御”台湾的主要责任，但是战后美国历任政府都不愿被蒋介石拉上“反攻大陆”的战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虽然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及澎湖列岛，但却屡次拒绝蒋介石派兵赴朝鲜半岛参战的要求，唯恐国民党借机将战火引燃到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总统虽曾表示过“放蒋出笼”，但此举亦仅是对中国大陆作出的威胁姿态，实际上仍不准蒋“反攻”。肯尼迪时期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困难局面发动大举“反攻”，其行动仍受到美国政府的牢牢束缚。台湾当局顽固力争的结果仅获得美国对其小股侦袭活动的默许，而再次失去“反攻大陆”的“黄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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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多年来的争吵和交涉，到约翰逊继任总统前夕，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当局在“反攻大陆”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了然于胸。白宫知道没有美国的“通行证”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但美国也很清楚蒋介石决不会就此动摇“反攻大陆”的决心，因为“中华民国”只有同时坚持重返大陆和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才能维持其在台湾的统治。而且60年代中期促使国民党对大陆发动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仍然存在：中苏分裂、大陆经济的困难局面对蒋介石而言依然是良好的可乘之机。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蒋介石唯恐岛内民众对“反攻大业”的热情将日益淡薄，他本人的心情只能越来越迫切。
国民党也明白美国人不会轻易为其火中取栗，但约翰逊上台后，台湾当局又不失时机地开始向华盛顿发动新一轮的游说。这不仅仅因为总统的更替为美国应允其“反攻”要求提供了一线可能，更主要是由于越南战争的升温为其“反攻大陆”提供了新的契机。
国民党当局暗渡陈仓
肯尼迪时期，国民党当局多次向华盛顿提出各种鼓动性的建议，要求向大陆发动直接军事进攻。但是经过两年多来对美国政府的反复试探，台湾当局总算认清美国仅容忍其在一定限度内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袭窜扰，而不允许它向大陆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由于大陆军民严阵以待，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党对大陆的窜扰活动屡遭挫败，至1963年中后期其规模逐渐减小，大有将“反攻大业”无限期后推之势。1963年12月，时刻监视着台湾动向的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向国务院报道说，“近期没有迹象表明蒋介石正考虑对大陆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蒋介石却一直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筹划新的“反攻”计划。由于对美国态度心知肚明，国民党曾经酝酿过一个撇开美国单干的计划。为此，台湾军方于1961年4月1日在偏僻的台北县三峡地区成立“国光作业室”，开始避开美国单独拟订“自立”“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而且，为了掩护“国光计划”，台军方还另外在台北县新店碧潭成立“巨光计划室”，与美军共同研拟美台联盟“反攻”的作战计划，藉以对美方隐瞒台湾正在预备单独向大陆发动进攻的军事意图。此后国民党一面游说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一面则抓紧“国光”战略行动计划的探讨。其间，蒋介石于1963年5月2日提出开战指导，亲自指示参谋研拟如何先炮击大陆3天到4天后，诱发大陆对台湾进行炮战。然后，国民党再向世界宣布大陆“对台挑衅”，作为台湾行动的借口，接着是空军反制作战，数日后展开登陆战。但蒋介石这一指示在该年5月30日被“国防部”参谋推翻。一向被人评为“乾纲独断”的蒋介石，这次却破天荒采纳了高参的意见。
虽然蒋介石明白等待美国吹响“反攻”的号角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由于“国光作业室”迟迟拿不出一个可行的计划，再加上美国驻台“大使馆”和军事顾问团对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国民党也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单独起事，只好将“反攻”的日程表一天一天地后推。然而，1963年底1964年初的一系列“外交”挫折很快就使台湾当局无法安于近况，中法建交以及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外交对台湾士气民心造成强烈的冲击，国民党不得不再图策略以稳定局面。但在“自立反攻”尚未成熟之时，国民党不得不仍然坚持以游说美国为主。
对华府新一轮的游说
中法建交之后，台湾当局向美国提出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地位以遏制“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之大厦将倾之势。1964年2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先后向华盛顿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由美国牵头组建美国、韩国、南越和台湾的“四国同盟”，各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由盟国支配；其次，如果美国不赞成参与“四国同盟”，可由韩国、南越和台湾三方缔结“盟约”，美国则允诺给予海空力量的支持；第三，请求美国支持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即支持台湾和南越、韩国分别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鼓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和台湾建立“外交”或贸易关系；美国出资赞助台湾扩大对南越的技术援助规模等。美国明白蒋介石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名为加强其远东“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实际是想为“反攻大陆”做准备。因此，白宫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及其相关“协定”已足以满足东南亚的“防御”要求为由拒绝了组建“四国同盟”的建议，同时也反对台湾和韩国、南越等拉近关系，唯恐其惹事生非。
此举未成，台湾当局于1964年3月直接向美国提出将在海南岛采取军事行动，谓倘若美国对北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共在海南的力量将对美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并要求美国给予海空军和后勤支持。但是，当国民党当局将行动计划提交给美台军事协商机构“蓝狮”委员会时，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却一口回绝。他说“蓝狮”委员会的职责仅在于探讨万一大陆民众“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并为约翰逊总统和蒋介石提出准确的评估报告。如果台湾想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用于防御台湾之外的其他目的，“蓝狮”委员会无权作任何评论。
国务卿不甚愉快的台湾之行
既然赖特不愿意替国民党转达其“反攻”意图，蒋介石则只好等待更合适的机会向美国国务院直陈其意。恰值1964年4月16日至17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抵台“访问”。这是约翰逊上台后美国高级官员对台湾的首次“访问”，国民党当局十分重视。蒋介石试图通过说服腊斯克来改变美国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态度。
因此，蒋介石在与腊斯克会谈时一再指出：中共政权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部队军心动摇，华南地区民怨沸腾，只要国民
党稍加鼓动，华南各省人民将立即“揭竿而起”。他要求美国支持其对大陆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运动”。他向腊斯克悄悄提出其军事计划，即国民党拟向云南、广西和广东地区，空投10个营共5000人到1万人的力量以激起当地的“反共革命运动”，并切断中共通往越南、老挝和缅甸的运输线。接下来便可乘机占领沿海省份乃至整个长江以南地区。腊斯克生怕美国被国民党拖入与中共的战争，马上表示异议说，除非美国军事力量直接大规模介入，越语论文范文，甚至使用核武器，不然国民党军队不可能在大陆站住脚跟；他驳斥蒋介石的第二个理由是，台湾对大陆的行动将使中苏握手言和，他说如果台湾进攻大陆，“赫鲁晓夫很可能重新倒向毛泽东，整个北半球将因此陷入战争的火海”。蒋介石辩称，国民党在偏远的西南省份创造“反攻”的机会，这些地区过于偏远，都不是苏联人感兴趣的地方，美国没有必要担心苏联的干涉。他还进一步对腊斯克说：只有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才能“清算”中共。腊斯克满腹狐疑，揶揄道：“如果其他国家能够顾及自己的独立与安全，美国就不必操心替它们采取行动。”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实际上，腊斯克抵台之前，白宫就已预料到蒋介石将会借美国新总统上任之机重提出兵越南、“占领”海南和建立台湾、南越、韩国“战略联盟”等要求。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罗伯特・柯默尔建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在当天的星期二午餐会上告诫国务卿腊斯克：虽然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将使腊斯克的台湾之行“不甚愉快”，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对国民党让步。
取道越南
由于没有获得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则暗地里自主加强和东南亚“反共势力”联系的努力。1964年4月19日，即腊斯克返美的第二日，老挝右派将领库普拉西斯・阿贝发动军事政变，首相富马亲王被软禁，副首相富米・诺萨万被解除部分职务，阿贝宣布自己为新政府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并声称其政权得到台湾、越南和泰国等的支持。美国获知消息后，立即警告国民党当局，要求其马上停止在老挝的行动，协助美国处理好混乱的局势。但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曾经支持过阿贝集团。
然而，台湾的报纸却一直在鼓噪：“国军入越作战将可能开辟第二条反攻道路”。《征信新闻报》5月7日题为《国军人越作战问题》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台湾海峡对面的海岸变成一个设有工事和重兵防守的阵地，突破这个地带将是很困难、代价很高的。而中南半岛与东南大陆接壤，地理形势复杂，且为一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关于国民党军之“反攻”具有极为优越的群众条件。而且，“国军入越作战，将有助于我国与东南亚各反共盟邦进一步团结合作关系的建立，此举在政治上将发生极大的影响与作用”。《新生报》5月8日也报道，台湾“亚盟”收到了许多公民来信，要求组织“志愿军”入南越参战。
华盛顿的警告
1964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华盛顿对台湾当局在东南亚的动态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止国民党对局面的搅扰而引起中共的干涉。《纽约时报》5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突击队正在台湾的深山老林中秘密训练国民党特种部队，并猜测这些经过挑选的突击队员可能将被偷偷送到中国大陆。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洛斯基立即于当天声明加以澄清，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台湾，而不是为了用于“越南共和国”。7月上旬，越语论文题目，美国再次拒绝台湾当局要求其帮助说服马来西亚与台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
美国驻台“大使馆”一直都在密切监视着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小规模袭扰行动的进展。赖特注意到1964年以来国民党“反攻”政策有了显著的变化：1962年末和1963年初那样大规模的军事准备行动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了，而且近期台湾对大陆发起的小股窜扰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他不认为国民党当局就断绝了“反攻大陆”的欲望，因为“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横渡海峡的两栖军事行动转向东南亚，尤其是老挝和越南”。果然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越战升级，在东南亚的国民党残军蠢蠢欲动。9月4日，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报告国务院，缅甸当局对驻扎在缅泰边境的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表示担忧。腊斯克立即致电赖特，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反对国民党残军进入这一地区，以免引起美缅之间的误会”，并要他警告国民党“立即中止在东南亚采取过激的轻率行动，以免局势更加复杂化”。10月12日，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也通过国民党“驻美公使”沈铸警告台湾不要和老挝右派政要交往太密切。
经过先前对肯尼迪政府的反复试探和在大陆的多次“小打小闹”，国民党当局认识到直接横渡台湾海峡对大陆发动军事进攻获得美国支持的机会微乎其微，胜算极其渺茫。因此，1964年以后，台湾当局在抓紧筹划“自立反攻”的同时，也改变游说美国的重点，将注意力从东南沿海移向西南边陲，从两栖作战转为插手越南。但是，约翰逊政府在反对国民党“进攻大陆”这一问题的立场上与其前任并无二致。而且，如前所述，约翰逊政府已经将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与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对台的经济、军事援助为杠杆规范国民党当局的行为升格成为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国家”政策。因此，在根本目标针锋相对的情况下，美台之间将不可避免地上演一出吵吵嚷嚷的历史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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