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下半年，我们北大历史系64级的学生突然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整建制地去当越南留学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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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辅导员可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那个年代，留学生辅导员的资质首先是一定要出身根红苗正，政治条件得过硬，表现要好，最好是共产党员，学习成绩优秀，普通话也得有一定水平。这样条件的辅导员，从学生里百里挑一也很难满足需求。实在不行，学习状况和普通话水平可以将就,但政治条件务必保证。我们班有两个从部队特招来的同学，其中一个就当了尼泊尔留学生的辅导员。他是党员，原来是部队的一个连级干部，入学后先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后来是年级党支部书记。学习虽然很努力，可由于基础太差，成绩可想而知，还是一口苏北普通话。他能当留学生辅导员，主要是其突出的政治条件。当留学生辅导员的情况还保密，他不说，我们也不打听。后来只是听他自己说，所有的留学生都住在校园东南门甬路东面一座楼里的二、三层，每人一个房间，辅导员都在一楼，两个人一个房间。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让我和另一个同学陪他与那个尼泊尔留学生一起到北京动物园玩儿。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因为这个同学预先嘱咐我们不要多说话，所以这次动物园之行特点就是沉默寡言，每个人都无精打采，与那天的天气一样，挺没劲的。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当留学生辅导员，使命感、优越感很强，又有某种神秘感，可也让人感到太拘束，太压抑。
可我们给越南留学生当辅导员就不太一样。多年的宣传与教育让我们认为，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有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1965年，正是我们国家与越南关系的蜜月期，当年2月的一天，我们奉命参加首都干部群众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集会，声援越南人民，“抗议美帝国主义支持吴庭艳反动集团占领越南南方”，阻碍越南祖国统一。我们接受任务后，是扛着校旗系旗，从海淀边走边跑去参加集会的。那天，北风呼啸，寒风凛冽。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都出了一身大汗。一停下来，湿衣服贴在肉上，特别难受。可是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都在天安门上迎着寒风而立，上面的风更大，真是“高处不胜寒”，一些领导人被风吹得把军大衣的领子都竖了起来，风急时，他们不得不背风而立。看到中央领导那么大年纪了，还如此坚持，我们也不觉得多么冷了，反而觉得满怀豪情。
我国政府不断加大抗美援越的力度，接受数量较大的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也是内容之一。面对如此众多的越南留学生，仍像过去那样挑选辅导员肯定是不现实的。估计是出于这种考虑，学校才让我们整个年级的学生都去担任辅导员。当然，选择哪个系哪个年级，也一定有所考虑。大概我们历史系64级大部分出身好，在学校与系领导眼里，我们表现也不错，“革命化程度高”，因而才有幸被选中。
学校有关部门与年级辅导员首先给我们“吹风”，告诉我们这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是用实际行动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要求我们一方面把自己的学习搞好，一方面还要关照好越南留学生。具体就是，与他们住得近一些，他们学习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向上反映，当然态度要友好热情。住在一起也是为留学生提供一个较快地学好汉语的环境。当然也告诫我们，与留学生接触时，还是要注意内外有别，把握好分寸，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我们当时的纪律性都非常强，都是“言听计从”。
为了方便，我们也从原来的38楼（当时北大的学生宿舍称斋）统统搬到了越南留学生住的28号楼。刚开始，我们觉得这个留学生居住的楼还不如我们原来住的38楼，38楼走廊宽敞明亮，房间大，洗漱间、厕所设施档次也高（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住的38号到42号几座楼，才是学校给留学生盖的宿舍，越语毕业论文，后来上级有关部门认为它们的位置太靠近海淀大街，一出西南门就到了，“不适合”留学生居住，才让我们捡了个便宜，而留学生就只能委屈一下，居住到北大原先盖的靠里面的一些旧楼里了），而28楼走廊窄，房间小，洗漱间、厕所装修档次都低。但后来才感到了它的好处：原来38楼虽然宽敞，但是冬天暖气烧得不热，后半夜常常冻醒，而现在的28楼为了怕生长在亚热带的越南留学生冻着，暖气烧得热。夜里被子常常盖不住，不少同学都上火了。我们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每天晚上把洗脸盆都盛满凉水，放在屋里，降低温度，增加湿度。另外，38楼冬天早晨起来洗脸没有热水，而28楼则是24小时供应热水。还有，我们原先都是6个同学一个宿舍，现在3个人一屋。跟着留学生真是享福了。28楼是一座南北向的工字形的楼房，坐西朝东。我与另外两个同学（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杨树升）住在4层走廊西面一个寝室，走廊对面就是我们要“辅导”的越南留学生的宿舍，可谓“近在咫尺”。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辅导”对象，我的那个叫“郑廷清”，跟我的名字读音差不多，后来听老师说是特意这么安排的，便于沟通。他40多岁，据介绍是个抗法老战士。对此，我肃然起敬。曾经问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他笑着回答，记不清了，偶尔也会讲几句他用手榴弹炸死美国鬼子和南越伪军的故事，可能由于语言障碍，或许他比较谦虚，即使谈起此事也是三言两语，从来没有绘声绘色地讲述过。他个子不高，长着一副典型的越南人的脸。当然，如果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人们也许会把他当做广西人。与他住同屋的是另一个同学的“辅导”对象，姓武，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公子。中等偏上的个子，白净子，一表人才，在越南留学生里，是个出类拔萃的漂亮小伙子。很显然，这是两个在出身、资历、文化层次、个人修养等方面都有区别的人。郑是工农兵出身，受过革命与战争的考验与洗礼，肯定是作为领导干部培养的；而武则是知识分子出身，文化程度高，将来是要在科教文战线上用知识为祖国服务的。我问过那个姓武的小伙子，学成回国后干什么，他毫不避讳地说，或者当工程师，或者搞科研。学习上，他明显地要比我那个对子郑廷清领悟得快得多，成绩好得多。遗憾的是，也许是接触得少，我另一个同室同学的辅导对象阮文龙却记不清什么模样了。
他们在来北大以前，曾预先在我国的语言学校学过汉语，用中国话与我们做简单的交谈没有问题。他们在中国的一切费用，都是中国负责，这个他们也知道，并表示感谢。印象很深的是，平时，他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越语毕业论文，上身里面白衬衣，外面一身蓝色的斜纹制服。冬天到了，每人一件蓝色的带栽绒领子的大衣。应当说，比我们这些当辅导员的中国大学生穿得好得多，也整齐得多了。自然，我们那时也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合情合理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何况是我们的近邻呢！
郑廷清我们两个人同姓，名字读音又相近，确实好沟通，接触也是最多的一对。我经常敲门到他的屋里，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但是，他虽然表示感谢，却很少提什么问题，我们曾经一起到第一体育馆打乒乓球，他用的是大刀片，打削球，可能是年龄比我大，没我反应敏捷，跟不上我的节奏。后来，尽管我本着“友谊第一”的准则，放慢速度，像喂球一样，他仍然觉得吃力。我还没过瘾，他就挂了免战牌。他自己承认，他的技术比我差不少。我安慰他说年龄不一样，不可比。好像是春节了，系里举行联欢晚会，他们编排了一个节目，是越南军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其中郑廷清演一个越南老百姓，可剧中人服装不好找。他曾看见我穿过一件家中自制的对襟上衣，提出借用，我自然满口应承。这件褂子是我嫂子自己织的纯棉白布做的，上面还有一道道细细的蓝色条纹，只是不太明显。说老实话，我那时已经觉得这样的衣服土气了，很少穿，没想到给留学生演节目派上了用场。当郑廷清在舞台上，操着不很精通的中国话，穿着我那件中国农家特色、下前摆撅撅着的上衣，有些生硬地表演节目时，我在下面忍俊不禁。
1965年国庆节那天下午，我们去参加天安门游行当仪仗队回来，都累了，在宿舍休息。突然听到走廊被有人大声喊：快来，这个屋子里失火了！我们赶紧爬起来，一看，是一间越南留学生的宿舍里，正从门缝里向外冒烟。那天他们可能被越南驻华大使馆邀请赴宴去了，人都不在。按规定，留学生不在，我们是不能贸然进入他们屋子的，有人急忙找来辅导员，自然是救火要紧，可是没有钥匙，踹了几下，还踹不开。一个同学急中生智，站在凳子上，一拳把门上边的窗户玻璃砸碎，冒着浓烟爬到屋内，打开房门，大家七手八脚泼水的泼水，扑打的扑打，好在火还没有着得太大，一会就扑灭了。失火的原因，好像是这个宿舍的留学生用电熨斗熨衣服，集合赴宴时忘记拔电源了。幸亏我们的同学发现抢救得快，不然，损失财物不说（那时候大家都不趁多少财物），作用了越南留学生的学习，甚至酿成中越外交事件，麻烦可就大了。据说，那个忘记拔电熨斗电源的越南留学生，受到了很严厉的处分。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着诡秘的变化。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好像那些时候北大校园里已经有大字报上墙了。我记得有一天，郑廷清很神秘地说要告诉我一件事，说苏联留学生用衣服上的纽扣相机在给大字报拍照。我对此将信将疑，因为众所周知，在中苏两国产生分歧并逐步升级之后，夹在中间又出于本国本党利害考虑，越南的态度十分暧昧，在我们看来，他们甚至有些偏向“苏修”。这样，郑廷清作为一个老牌的越南劳动党党员，怎么会向我们揭发苏联留学生的间谍行为呢？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向他表示感谢，并把他说的情况尽快反映给了我们的年级辅导员，辅导员似乎并不惊讶。后来听说，那个时候，到北大学习的不少国家的留学生，名义是留学，实际都是做情报工作的，苏联的更是如此。
让我难以理解的有两件事：一个是，郑廷清学习上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可他基本上没有找我问过（可能是有纪律，包括别的越南留学生，几个月内，一次也没有到我们中国学生的宿舍来过）；另一个是，1965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记得他送了我一件什么礼物，“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回送了一件，好像是一个纪念章之类的，不想他却原物奉还。这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还纳闷。
1966年初，随着我们历史系又被学校作为半工半读的试点去了昌平，我们这段给越南留学生当辅导员的日子就结束了。听我的同室同窗说，我们去昌平半工半读以后，他还与他的辅导对象阮文龙通过几封信。几个月之后，文革恶浪祸起北大，席卷了中国，我们就再也没有与这些越南留学生见面。据说，他们很快也中断了留学生活，回国了。
责任编辑 林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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