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月20～28日在河内召开。图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政府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生雄等人在投票。供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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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2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举行，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空前的关注。谁将登上越共权力顶峰，未来越南将如何发展，对中越关系将产生怎样的作用等问题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而就在前不久，媒体对越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热议也还余温犹存。相比之下，同是我们的邻居且正在实行社会主义革新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也于近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完成了换届选举，但却鲜有人关注。由此可见，越南引起中国媒体如此大的关注，并非只是因为它是我们的邻国或社会主义国家，而更是因为越南已经具有了足够的作用力！而这一切，便是30年前开始的那场革新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本次大会选出了越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由1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阮富仲再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被外界称为“保守派”的阮富仲继续留任而非“改革派”总理阮晋勇当选，这实际上出乎很多观察家的意料。透视这个国家走过的30年历程，也许能从中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谁启动了越南革新的历史车轮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之后，1976年7月，越南在赶走美国大兵之后完成了国家的南北统一。因战争结束，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而美国对越南开始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靠外援来支撑的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尽管越南有“世界两大谷筐”――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但本国生产的粮食却满足不了需要，每年进口粮食100多万吨，各种生活消费品极其短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短缺问题，越南尝试先从流通和分配领域开始改革，实行价格、货币、工资联动改革，结果失败了，导致货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率超过了700%，引发了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越南北部地方的一些农民私下偷偷实行了承包合作制，而胡志明市的生产公司也暗中尝试进行生产环节的合作承包，结果大大激发了社员的积极性，解决了部分粮食和日用品的短缺问题。越南呼唤具有改革思维的领导人出现，对民间的这种做法进行肯定，并上升到中央而成为国家的政策。1986年7月，在胡志明去世后就长期掌控越南权力的“亲苏派”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一位新的人物被推到了台前，这便是“因对中共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其仰慕而改名为长征”的越共领导人邓春区。在黎笋执政时期，长征因“亲华”长期受到排挤，被降职为越南科学委员会主任。而长征原本是早期越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了《论八月革命》、《论越南革命》等专著，在理论界工作的这段经历造就了一位具有理论功底和改革思维的领导人。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长征接任越共总书记顺应了越南的天时地利和民心，越南自此步入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全新时期。
1986年8月，长征组织召开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指出，越南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从越南和世界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择适合越南国情的发展模式，越南面临的是思想领域“新与旧之间的一场斗争”。接着，长征着手改变黎笋的路线，组织人重新撰写越共六大政治报告。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这被认为是越南革新正式全面开始的标志。在越共六大上，长征主动退出总书记职位，把同样具有改革思维的原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推上了该职位，而其他老同志也跟着退出越共中央领导岗位，由此开启了领导班子定期轮换的先河。阮文灵上任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如调整人事、经济政策和外交路线等，带领越南从危机和被封锁状态逐步走了出来：从198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到100美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到2017年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且多项经济社会指标达到了世界较为先进的水平，其中人均寿命超过了73岁;还有评测机构认为，越南居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前列。过去几年，越南被多国投资者视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尤其是在2017年10月TPP协议达成之后，很多机构更看好越南的发展前景，如渣打银行预测，越南2017年有望成为亚洲增速第二快的经济体，仅次于印度。这些数据足以证明越南革新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回顾越南革新的30年历程，从越共六大到今年召开的十二大，越南革新的重点和政策方法虽有不同，但革新的总体目标和方向依旧是对越共六大的坚持。因此，越南学者把阮文灵比喻为“越南的邓小平”，称其是越南革新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有学者提出，长征才是总设计师，因为是长征在越共六大报告中提出全新的改革思路，提出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尊重商品经济、竞争规律、价值规律，提出“越南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等改革的重要思想。不论长征还是阮文灵，他们都是在黎笋去世后上台执政、在越南革新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历史给了越南一个契机，而越南具有魄力的领导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从而最终启动了越南革新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
是谁在越南革新进程中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
越南革新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此次阮富仲获得连任，背景与越共七大召开时非常相似。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严重的危机。在越南国内，不少人对越南共产党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否正确产生了疑问，越共党内出现了剧烈的思想路线斗争。党内高层一些人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人物包括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原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吕方，越南共产党党报编辑、南方退伍军人俱乐部重要成员裴信等。经过激烈的斗争，最终在1991年召开的七大上，74岁的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被推举为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会上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明确坚持越南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而主要不同政见者先后被开除党籍或免除党内职务，一部分人则流亡美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加入或成立海外的南越政权反越共组织，继续进行反越共的活动。 2017年4月30日，越南举行阅兵游行，庆祝越南战争结束40周年。供图/东方IC
此后，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思想路线斗争就会死灰复燃，一些人企图改变越南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为了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1996年越共八大上，杜梅连任总书记，并在1997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把总书记职位让给了军人出身、作风果断的黎可漂。由于黎处理事件和对外政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党内一些老同志的不满，其在2001年召开的越共九大上意外出局，被农德孟取代，成为越南革新以来任职时间最短的总书记。农德孟在政治上持温和立场，在2001～2017年的10年时间里，越南政治和经济平稳发展。在此期间，阮富仲担任国会主席，他积极推进民主化改革，提高国会的作用力，启动了越南社会民主的进程。在2017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上，阮富仲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开启了党内领导体制的改革。与此同时，阮生雄主持下的越南国会的改革也按照阮富仲的思路继续推进。因此，过去十年来，越南的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同时得到了快速推进。在对外方面，自2017年以来，越南加大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强调“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西方民主思潮也随着外资流入了越南。在国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越南各种社会思潮活跃，海外敌对势力和南越政权旧势力趁机而入，利用宗教和少数民族等问题挑动社会分离;同时，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越南社会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资源，进行官商勾结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导致贪污腐败盛行，越语论文，形成国难。上述各种力量相互交叉，渗透到了越南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在越共党内高层产生了一些利益集团和不同思想路线间的派系斗争，共同作用越南的政治生态。面对这些情况，2017年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对于当前党建工作中若干紧迫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党内为数不少的干部存在被“和平演变”和“自我转变”的危机，贪污腐败严重，思想道德蜕化，严重作用了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提出发起打击贪污腐败、加强党员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党员道德和政治素质的运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共党内一些元老和精英们希望越共政权能够平稳过渡，因此，他们最终选择了阮富仲继续留任总书记。正如阮富仲在十二大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他本人年事已高，身体力量有所不足，但中央执意挽留，为的是使政权能够平稳过渡。相比之下，此前被西方看好的总理阮晋勇却因作风激进且家族成员与商业关系密切等原因无缘总书记职位。理论界一向以最高领导人的更替来判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走向，然而，这次阮富仲留任，却被外界解读为“越南的第二次革新”，其间所暗含的意思，无不是寄希望于阮富仲能够把已经出现了种种偏离轨道迹象的越南革新进程，重新推回正确的发展方向。而阮富仲本人，也必将成为越南革新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重要人物。
阮富仲再次掌控下，越南革新的历史车轮将如何转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来剖析阮富仲长期执政的原因。阮富仲2017年当选越南国会主席，此后又连任五年，并于2017年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位居越南权力核心的“四驾马车”（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之一的位置，越共十二大上再次当选总书记，即使像外界推测的那样在任期中退出，其位居核心也将有11年以上，甚至可能因做满任期而达到15年。阮富仲执政时间如此之长既有越南的历史条件原因，也是时代背景的要求，而其个人因素更是不可忽视。
从越南历史条件上看，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越南形成了北部、中部、南部三大政治和经济中心，形成了权力格局中的不同“山头”，导致在人事安排上出现了“南北党”现象。因此，长期以来越南政治权力中枢存在着多头政治，即所谓的“四驾马车”。即使胡志明在世时，国家的领导权也被分散在几个人手中，这易于形成“集体领导”的制衡制度。此外，根据越南革命的历史经验，越南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革命之初，力量单薄，但通过发动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国内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广泛参与，最后“打下了江山”，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越南学者认为，这就是“越南式民主”的经验，即通过发动民主参与，最终实现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也就是说，“以民主的手段实现了集中领导”。而阮富仲在执政期间，始终强调发扬民族大团结精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并将之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可见，阮富仲的思想理论符合越南历史文化传统。
从时代因素来看，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催生了越南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由于长期缺乏一个稳固的领导核心，在越共内部的不同派系中逐渐形成了强调协商的政治局面，间接推动了领导制度的民主化。与此同时，越南不断加大对外开放，而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而有力地冲击着越南的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压力和趋势逐渐形成。因此，阮富仲在执掌国会期间，大力推动民主化制度改革，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也因此获得了党和群众的支持。
从阮富仲个人的条件来看，一方面，阮富仲让人感觉温文尔雅，不温不火，能够让不同派别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从阮富仲的教育和工作背景来看，阮富仲早年留学苏联，获得了党建专业的副学位。在担任国会主席之前，他长期在思想理论探讨领域任职，曾担任越南共产党机关杂志《共产主义》的主编、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等，因而是越共党内最为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又具有国际视野的思想开明的领导人。
其次，我们来总结一下阮富仲以往的政绩。在思想理论方面，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阮富仲非常重视理论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他曾经派出代表团到世界各地考察，了解各种发展模式和道路。在他的领导下，越南理论界不断挖掘、丰富和充实胡志明思想，提出胡志明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越南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既继承了越南的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人类文明的精华，并且结合了时代的因素，从而是革新时期越南的指导思想。经历了多次领导人的更替，越南始终打着坚持胡志明思想的旗号，并没有随着领导人的更替而提出新的思想，领导人的个人色彩也因而被淡化。而这一点也非常符合越南社会的心理。相比之下，阮晋勇的各种作为则显得个人色彩非常浓厚。 在提高国会影响和推进越南社会民主化方面，阮富仲在执掌国会期间推出了多项实质性的改革，主要包括：实行国会质询制度、对领导人实行信任投票制、进一步增加选举的差额比例并扩大国会专职代表比例、对国家重大事项进行表决等，2003年通过《国会监督法》，加强了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扩大了人民代表当家做主的权利，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而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国会主席阮生雄沿革了他的路线，并强调提高国会办事效率和对国家重大事项行使否决权，从而使越南国会“甩掉了橡皮图章的帽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征求民意法》，并从2017年7月1日开始生效。从内容上看，该法可以对宪法全文或其中重要条款或国家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因而具有了一般“全民公投法”的性质。尽管由于该法规定必须有三分之一以上国会代表提议或者得到国会常务委员会或国家主席或政府提议才可以举行民意征求，并且有半数以上公民同意才有效，同时规定国家在紧急情况下不举行民意征求，海外越南人也没有资格提出选举，因而在当前条件下几乎没有启动的可能性，但是，从法学上来说，这却为否定国家制度和党的领导权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且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现实。而这一点，可能在今后对阮富仲的历史评价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进党的领导制度改革方面，阮富仲在担任总书记期间，以其一贯的改革和民主作风，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主要包括：试点直选党的代表、简化党的机构、提出党员19条禁令、实行党内质询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等，旨在把党对国家的领导纳入法学制度，即通过法学来管理国家，从而以“法治”代替“人治”或“党治”，最终建立起“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尤其是2017年越共中央通过了新的《党内选举规则》，把党各级领导干部的选举法制化，其中包括对中央政治局和总书记的选举都逐一明晰规定。越共十二大的选举，正是在新的规则下进行的，更加民主化、公开化和具有竞争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竞选的意义，从而开启了越共党内选举的新历程。
可见，阮富仲在担任国会主席和越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已经从法学制度上逐步地推进了越南的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在越南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做出了重大的突破。
与此同时，在阮富仲此前掌政期间，伴随着越南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各种思想也鱼龙混杂，导致越南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其中夹杂了实行西方民主化、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主张。与此同时，不少党员干部对西方“和平演变”不以为然，党内多年贪污腐败现象未能得到扭转。在经济方面，去年越南已经签署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而一旦得到12个成员的认可，TPP将成为美国应用其国内法主导亚太地区经济的一个平台，越南也将被纳入其中。而TPP条款中涉及了工会制度、国有公司以及党和国家权力被限制等条款。这些都是当前越南国内的政治形势，正摆在阮富仲新一任期的工作面前。因此，阮富仲在十二大闭幕式上总结时提出：越南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他希望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能够团结一致，克服重重困难，挑起越南人民和历史交给他们的重任。
在越共十二大上，阮富仲提出了今后工作的六个重点：一是加强建设和整顿党，制止和打击党内政治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风的蜕化以及“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的现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他们工作的能力和品质。二是精简政治系统，提高工作效率;继续加强防止贪污腐败、浪费和官僚作风建设。三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能和竞争力。四是坚决斗争，牢牢保卫祖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提高新形势下融入国际的效果，提高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五是吸收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所有创造力，关心并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解决百姓紧迫性问题;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发扬民族大团结精神。六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视人的因素，越语论文，加强建设人们的道德、品质和能力，建设良好的文化环境。
不难看出，上述六个工作重点覆盖了越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其中，党员干部的思想能力建设被摆在第一位，而第二位便是国家行政机构的建设。可见，阮富仲把党建和政治系统改革作为今后的首要重点目标，而这正是当前越南面临的最为紧迫性的问题。为此，在新的一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加强了公安和国防安全等部门的力量，并且设立了包含21人的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可见，以阮富仲为首的新一届越共领导班子已经明确了目标和方向。今后一到两年，究竟是由阮富仲还是其他人来主导越南政治和革新的发展方向，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探讨院探讨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