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与越南曾经在越战中兵戎相见，但双方在战争结束后即恢复了正常关系。此后，随着国际及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两国外交与国防政策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双方政治军事关系不断升温。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2017年3月21日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史蒂芬·史密斯在堪培拉与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举行会谈后声明称，澳有意加强与越南的国防工业合作，并为越南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相关培训。日益密切的澳大利亚与越南军事关系，不仅作用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会作用到我国战略利益，特别是南海地区的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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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战场对手
追随美国出兵越南
冷战初期，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先后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澳大利亚出兵越南，是澳历史上第一次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战，也是冷战时期澳首次派遣军队前往东南亚地区作战。
1962年5月24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阿索尔·雷恩宣布派遣30名军事教官前往越南，帮助南越训练军队。1965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戈登·孟席斯正式宣布出兵越南。孟席斯在陈述澳出兵越南原因的演说中声称：“南越政权被推翻，将是对澳大利亚和所有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直接军事威胁。这必须看作是共产主义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挺进的组成部分。”此后，澳于1966年派遣第二批部队前往越南作战；1967年再派第三批军队与100辆坦克前往越南。直到1973年1月23日尼克松宣布越南停火时，时任澳总理的艾德华·高夫·惠特兰才宣布撤回所有驻越澳军，正式退出越南战争。
澳大利亚在越南战争中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和资源，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越南战争中，澳大利亚共有约4万多名军人参战，伤亡率约为1/9，共有474人阵亡，4307人受伤。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争夺远东霸权的政策，不仅阻碍了澳与亚洲主要国家关系的发展，也损害了澳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国际形象。
越战后的反思
越战的沉痛教训，迫使澳政府对国家外交和国防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澳政府认识到，澳国家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依靠军事条约或者军事大国的庇护，而是需要建立在亚太地区和平、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上。同亚洲各国加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流，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此后，澳大利亚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增加，经济动力开始在澳亚关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越战也使得澳大利亚对越南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在澳出兵越南之前，决策层关于越南在澳大利亚国防中的重要性做出了错误的略论和评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越南历史与文化的忽视乃至漠视，简单地将北越政权视为共产主义向南扩张的组成部分。战场上的较量使得澳大利亚对越南的反殖民主义政治传统和民族主义情感有了切身体会，从而逐渐摈弃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逻辑，开始以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处理对越政治军事关系。
澳越关系的改善
早在1967年东盟成立之时，澳大利亚对越政策就已经开始进行调整。虽然东盟国家与澳大利亚都推行反共政策，但都认识到需要对越南采取合作而不是对抗的策略，从而建立彼此互信，实现国家和地区安全。此后，越语毕业论文，澳大利亚开始对越南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以反共名义继续在越南战场作战，一方面又出于区域稳定的需要，开始对越南采取接纳的态度。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强调：“希望加强与东盟和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在共享安全利益的基础上促进地区共同体的建立，还希望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共同参与地区事务。”东盟与澳大利亚对越南的外交政策不谋而合，让双方在没有内部纷争的情况下一致对外，也为澳越两国在冷战时期改善关系和开展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
1973年，就在澳军全部撤出越南的当年，澳大利亚与北越建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北越建交的国家。澳希望借缓和与越南的紧张关系来保障自身安全利益。1975年11月，约翰·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上台执政伊始即宣称，如果对越南采取排斥、忽视或是孤立态度，都将对澳大利亚或东亚地区无益，并宣布澳开始对越南提供经济援助。此后，在1978～1981年间，越南入侵柬埔寨，澳大利亚是接受战争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此外，澳大利亚寻找澳军越战失踪官兵的工作，也得到了越方的支持，从而为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进一步扫除了障碍。
新世纪的快速发展
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与越南的军事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是2017年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澳，双方签署协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澳越两国还签署了最新安保合作伙伴协议，同意加强双方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的联系。两国政府声明表示，两国希望能够在安全情报共享、警察事务、保安、海关、移民事务以及边境管理等方面增进联络，在打击跨国犯罪、偷渡、反恐、严格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方面加强合作。2017年10月，澳越签署了《国防合作联合谅解备忘录》，称双方将进一步展开务实性防务合作。2017年2月，澳越两国启动了国防与外交战略对话机制，提出了未来四年的具体合作方式。
军事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澳越军事关系升温的重要表现，就是两国军事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史蒂芬·史密斯曾介绍称，澳越军事合作范围广泛，包括澳为越南培训军事人员，加强战略探讨合作，推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扫雷和战场救护，以及在维和、维稳和海上安全方面交换经验，等等。
在军事交往方面，两国不仅建立了军方高层互访机制，双方海军交往更是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自1999年以来，澳大利亚军舰几乎每年都要对越南港口进行访问。2003年10月，负责监管澳大利亚海军部署作战的澳海军海上司令部司令雷登·盖茨少将曾亲率“阿伦塔”号护卫舰和“托布鲁克”号两栖登陆舰访越，并与越方举行了会谈。 在军事训练方面，双方的合作已经扩大到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两军特种部队之间的交流。澳军不仅为越方培训候任维和军官，还对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越南陆军部队进行军事培训，包括首次部署任务和后续任务的培训。澳国防部长史密斯在2017年8月访越期间，曾造访越南国防大学、特种部队军官学校和越南人民军陆军学校，研讨继续扩大两军训练交流的可行性。
推动国家关系整体发展
在澳越军事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两国国家关系也在稳步推进。2017年5月，澳大利亚总督布赖斯访越，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两国在经贸、工矿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包括为两国农产品、海产品顺利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便利，充分利用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便利，加大贸易投资力度。双方还承诺将继续加强在司法、预防自然灾害以及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2017年12月10日，越南财政部与澳大利亚国库部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据此加强在预算管理、金融市场管理、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改革政策等方面的技术合作，合作方式包括咨询、考察、代表团互访、举办研究会和教育培训等。
2017年3月1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鲍勃·卡尔在澳越建交40周年之际接受采访时表示，40年来，澳大利亚与越南建立了多方面合作关系，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60亿美元。目前，澳大利亚正在与越南加强教育、援助发展、贸易、国防安全、预防跨国犯罪和人权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继续蓬勃发展。
双方的战略考量
澳大利亚亚太战略的需要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一直被澳大利亚视为“前哨阵地”。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独占一整块岛状大陆的国家，向外敞开的广阔海岸线使他几乎无险可守。长期以来，澳大利亚防务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澳必须争取尽可能远地“向前”防卫。东南亚作为拱卫澳大利亚的北部屏障，自然成为澳国防的前哨基地。这也是澳大利亚传统的前哨防卫理论。其中，印支半岛被澳视为东南亚防务的关键，而越南则首当其冲。1952年，澳国防部在《战略基础报告》中指出，“占据印度支那，就使澳大利亚获得了防卫纵深。”冷战时期，澳企图通过出兵越南，实现本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越战失败后，澳对亚太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寻求通过开展经济与安全合作，巩固和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越语论文题目，为澳防务提供支撑。
澳大利亚在2017年发布的题为《在亚太世纪保卫澳大利亚：2030年军力》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澳国防力量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包括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护澳大利亚公民，提供灾害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实施维稳干预行动，通过为东南亚伙伴国提供必要的援助来应对“外部挑战”，等等。白皮书还建议决策者与地区伙伴建立安全合作关系，针对地区安全、稳定挑战和跨国威胁开展联合行动和训练，从而推动建立相互信任，实现共同目标。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明确提出将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作为这一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国防部也在竭力强化与本地区国家的防务关系。越南自然成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寻求开展军事合作的对象国之一。正如澳国防部长史密斯所言，“越南在东盟及其相关论坛中正在成为具有强大作用力的力量。随着越南继续发展，澳大利亚欢迎其在地区稳定和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
越南加强对外军事合作的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政府积极调整国防政策，加速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努力打造地区性军事强国。积极开展对外军事合作，是越南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越南不仅继续保持与俄罗斯、印度等国的传统军事关系，还积极恢复与美国的军事接触，同时拓宽军事合作渠道，寻求发展更多的军事合作伙伴。
澳大利亚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不仅与美国有着长期的军事同盟关系，与英联邦国家也有着传统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关系。发展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关系，不仅可以直接或间接获得西方国家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还可以促使其他西方国家在越南防务市场展开竞争，为越南对外军购提供更多的选择。例如，欧盟公司2017年获得了价值5300万欧元的对越防务出口许可，2017年又获得了价值3400万欧元的许可。而在2004年，该项许可价值仅为200万欧元。
此外，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东南亚国家在处理地区安全事务时需要借重的对象之一。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英国早在1971年就签订了《五国防御协定》，建立了联合军演机制，对维护有关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发挥着应有的影响。印尼于2017年首度参加澳大利亚组织的“漆黑-2017”多国空战演习。菲律宾更是在寻求与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此情况下，致力于打造地区强国地位的越南自然不甘落后，基于同澳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积极发展双边防务合作关系，既可以借此提升本国的地区作用力，也有利于实现其“大国平衡”战略。
对南海问题的作用
澳大利亚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目前，南海问题正呈现出扩大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的态势，这不仅源于包括越南在内的某些南海声索国的单方面行为，与区域外部势力的介入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区域外国家之所以介入南海问题，也是为了寻求争取和拓展本国的战略利益。就澳大利亚而言，南海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南澳航线是澳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对澳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南海地处东南亚的核心区域，是澳安全防卫的重要区域；介入南海事务，还有助于澳大利亚提升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实践中，澳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两面性—一方面与美国保持相近的立场，紧随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有关行动，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衡，另一方面也在倡导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希望避免因南海局势恶化引发美国军事介入，这导致澳不得不面临“选边站”的困局。 澳越军事合作在南海问题上的表现
近年来，随着中越南海争端的进一步凸显以及澳大利亚对南海问题介入程度的加深，南海问题已成为澳越军事合作中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实上，澳越军事合作在南海问题上同样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澳越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防范心理。澳在2017年国防白皮书中专门就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的“海上武断行为”将引发“同邻国甚或美国的冲突”。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南海问题专家卡尔·泰尔教授甚至指责中国巡逻舰制止越南在南海的非法勘探行为是“进一步侵犯越南的升级行动”。
另一方面，澳也在积极呼吁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澳前总理陆克文2017年1月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指出，“为避免南海事态进一步升级，中国和越南当前要悬崖勒马，两国政府应启动务实谈判，以制定联合开发机制。”澳国防部长史密斯在2017年8月访越期间，在与越南总理阮晋勇和国防部长冯光清会谈时也表示，“鉴于中越之间领土争端不断升级，澳大利亚希望看到双方根据国际法和海洋相关法和平友善地解决争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定要遵从联合国公约。”
澳越军事关系对南海作用的复杂性
澳越军事关系的发展及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进一步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众所周知，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开发了南海的岛屿礁滩，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然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却罔顾这一历史事实，强占我南海岛屿，掠夺我南海资源。为了增强抗衡中国的实力，这些国家积极施展所谓的“大国平衡”战略，企图争取区域外部大国的介入。澳大利亚虽然并非在亚太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鉴于澳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所扮演的角色，澳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由于美澳军事同盟关系的存在，南海局势的发展还存在着美国借助澳越军事关系的发展在背后进行实际操控的可能。因此，澳大利亚对南海问题的介入，无疑会加剧业已十分复杂的南海态势，给南海争端的解决带来更多困难和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为寻求南海局势的稳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双边友好协商来解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南海分歧，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争端。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有关国家鼓动用所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争端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已多次声明，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关于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的海洋主权权益争议，应由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和双边谈判的方式妥善处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是规范国家间领土主权争议的国际条约，也不可能成为裁判此类争议的依据。事实上，中国始终致力于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寻求妥善解决有关争议的办法，认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切实维护南海安全稳定。这一立场，应成为有关国家推动南海问题妥善解决的努力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