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攻势遭遇“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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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要由北越共产党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注定要遭受外来干涉。继法国之后，美国积极扶植南越政权实施反共内战。美国总统约翰逊惟恐南越伪政权垮台而导致东南亚出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于1964年8月借口“东京湾事件”发动对北越的全面空袭，越南语毕业论文，同时美军地面部队进入南越参战，企图以“南打北炸”的模式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屈服。从那一刻起，越南国内革命战争演变为冷战背景下的国际性局部战争。
尽管祖国统一事业和越南武装力量遇到最强大的敌人，已是北越国防部长的武元甲坚定地表示：“你们（美军）杀死十个越南人，我们只能杀死一个敌人；你们想打十年仗，我们就奉陪十年，但最终放弃的是你们。”由于南方游击运动的压力陡然增大，北越不得不加紧扩军。到1964年秋，4个正规师新编完成第304、3138、324、325师。这些师在完成训练后将主力派往南越，只留下编制架子及训练教官，以此为基础再重新招募新兵，培训完毕后再派往南方，周而复始，以确保南方战线的兵源。到1967年底，北越先后招募了44.7万人入伍，组建了10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师以及不下100个独立团，其中10个师里面有6个师位于北越，负责训练新兵和提供兵员。
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完全迥异于法国的敌人，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和先进的军事战术，而且投入的兵力之多也超出河内预期，这场战争令充满自信的北越也感到有些身心疲惫。到1967年底，河内再次面临重要的战略选择：以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Le Duan）、国防部长武元甲、越共总司令陈文茶（TranVan Tra）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发动以北越军为主力的大决战，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另一方面，以北越军总政治部主任阮志清为一方则认为应采用更为耐心的方式去消耗敌人，阮志清仔细探讨过中国八路军时期的战略战术，对“农村包围城市”十分推祟，他认为南越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持久战”和对敌长期消耗的基础上。然而在1967年最后的日子，阮志清因心脏病去世，使得这场论战完全倒向激进派一边，武元甲开始策划他的大兵团战役。
武元甲把总攻日期定在1968年1月底，即农历春节，按照以往惯例，多数南越军在这段时间处于休假状态。越共和少量配合的北越军将攻击所有南越省会和大城市，进而掀起南越全民“总奋起”（大起义），而沿“胡志明小道”迂回渗透过来的北越军则主攻位于越南与老挝交界的美军溪山要塞，以分散美军注意力。在春节攻势发动前，北越军干部和越共游击队员以“蚂蚁搬家”的方式悄悄潜入西贡、顺化等南越城市，他们化装成难民、农民、工人及休假的南越士兵，差不多有5个营的北越军和越共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到西贡城里，他们的武器也分别装在花车、棺材、表面盖有蔬菜和大米的卡车里运到城内，众多南越秘密警察竞对此毫不知情。
1月31日凌晨，即越南旧历新年的第一天，春节攻势全面展开，北越军和越共共投入8.4万名作战人员对36座省会、64座大城市以及50座村镇发动了攻击。在广治市，越共以第812团为先锋发动攻击，但很快被击退。在古都顺化，北越军用6个师，外加越共特工队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但同样被粉碎。但在南越首府西贡，250名越共工兵发动对美国大使馆、南越总统府以及国家电台的攻击，此次进攻虽然被美军打退，但也产生了轰动效应，美国各大报纸头条纷纷予以报道，美国电视台将西贡巷战的画面传递给世界。
最为惨烈的战斗发生在溪山，几乎两个半的北越军步兵师围攻只有区区一个美国海军陆战团的要塞，溪山居高临下，控制着老挝通向南越波来古高原的9号公路，是北越军早就想拔除的“眼中钉”。武元甲决心在溪山制造“第二个奠边府大捷”，仍旧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借围困溪山要塞来引诱美军大部队增援，通过伏击战把溪山守军和援军一起歼灭。为此，北越军不惜将视为珍宝的第202坦克团投入战斗。可是美军构筑了坚固的环形工事，美国战略空军还出动B-52轰炸机对包围溪山的越军进行狂轰滥炸，北越军付出巨大伤亡，但围攻77天后仍不奏效，不得不在4月8日撤围。
从战术角度看，春节攻势完全成了武元甲的“滑铁卢”，北越军和越共阵亡4.5万人，被俘近7 000人，侵越美军统帅威廉・威斯特摩兰评价说：
“武元甲是残忍的人，换任何一位美国将军，都不会用如此大的牺牲去打三个星期的血战（这正是‘春节攻势’主要战事的时间）。”可是面对西方记者有关“春节攻势”的评论，武元甲冷静地回答，无论法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把战争打到底的意志。而作为人民军的统帅，他却充满了耐心，愿意为国家解放忍受无尽的痛苦。无疑在这一点上，武元甲比威斯特摩兰更有远见，此次突发战事对美国政治造成极大冲击，特别是西贡、顺化等地巷战的画面在美国电视台上轮番播映，美国民众失去了将越战继续下去的斗志。1968年3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领导的顾问小组向约翰逊总统提交一揽子越南战局探讨报告，结论是美国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现在看来，北越集团远比任何人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丧失党和军队的信任
作为北越军事决策者，武元甲不甘心“春节攻势”的失败，他耐心地选择新的机会。1972年，筋疲力尽的美军从南越撤出大部分地面部队，武元甲说服党中央，决心利用苏联和中国援助的军事资源再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攻势以“阮惠”（Nguyen Hue）命名，此人是越南西山农民起义的领袖，曾于1789年在河内击退清朝乾隆皇帝派遣的干涉军）。该攻势在战术上与1968年“春节攻势”截然不同，如果说1968年北越军和越共企图以人数取胜的话，此次则主要以机械化步兵和炮兵的强大火力为攻击矛头，争取一举摧垮丧失美军撑腰的南越政权。1972年3月29日，“阮惠”攻势全面展开（美国称“复活节攻势”）。铺天盖地的130毫米炮弹倾泻在南越军阵地上，使之迅速瘫痪。在攻势开始的头四天，北越军可谓势如破竹，尤其是三个主力师经柬埔寨直插西贡门户安禄，没想到美国出动B-52轰炸机对其进行地毯式轰炸，加之南越军殊死抵抗，到6月底，物资使用殆尽的北越军不得不结束“阮惠”攻势，他们损失了不下600辆坦克装甲车辆。正是经过此役，武元甲丧失了党和军队的信任，他掌握的指挥大权开始被一步步剥夺。 等到1975年美国再无一兵一卒留在南越时，北越终于下定发动最后一轮“统一战役”的决心，而此次攻击的策划过程，武元甲完全被晾在一边，而是由后起之秀文进勇、黎仲讯担当。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打进南越总统府，当消息传到河内总司令部时，只是充当“宣传偶像”的武元甲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与战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们都哭了（这是人生的宝贵时刻），本世纪最长的战争结束了”。当时，河内广播电台还中断正常广播，播音员一改往日的腔调，用泣不成声的声音欢呼道“我们胜利了！祖国统一了！”整个河内处于欢乐的海洋中，上至严肃的政府官员和将军，下至天真活泼的年轻士兵，每个人无不用欢笑和泪水来庆祝属于越南人民的伟大胜利。
亲华？反华？
在越南，武元甲的名字几乎是一种信仰和崇拜，可是他与中国的关系似乎非常复杂。从公开资料看，武元甲的对华态度颇为强硬，在一些公开文献中也能找到他对华强硬的证据。例如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中越关系迅速恶化，越南人民军接管南越侵占的南沙岛礁，并就南海问题与中国发生争端。1978年，越南出动2075大军入侵支持北京的柬埔寨，导致中越关系进一步恶化。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在这期间，武元甲的职务是国防部长兼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未离开越南军队高级决策层，因此许多军令都是由他下达的，他在公开场合的表态也不时展现出对华强硬的一面。他曾经同意将中国以前援助给越南的武器交给苏联克格勃进行“探讨”，以换取苏方提供苏制武器。
越南《青年报》曾提到，早在1975年3月，武元甲就向北越劳动党（后改名越共）中央政治局提议，派部队“解放”南越占领下的南沙岛礁。他的这一提议甚至被写进当年3月25日的政治局决议中。他还要求人民军总参谋部和国防部提供与南沙岛礁相关的文献记录，以方便部队采取行动。此后，中越因南沙、西沙问题爆发激烈争端。1977年，按照武元甲签署的命令，由29艘舰艇组成的越南海军舰队在西沙群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这次演习“严重刺激了中国”。1979年2月17日，由于越南一再在边境挑衅，忍无可忍的解放军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此时身为越南国防部长的武元甲了不少过激甚至污蔑性的言论。比如他污蔑解放军“在越南攻击平民”。当然，他的这些言论事后被证明毫无根据，连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西方媒体都拒绝相信。武元甲还对一些越军士兵“作战英勇”大加表彰，扬言一些越军士兵“1个人可以对抗150名中国士兵”，“许多越军部队的对敌杀伤率达到1：30甚至1：50”。然而，在武元甲的吹嘘声中，解放军突破越军防线，拿下龙山等越北重镇。后来中越战争以解放军完成既定作战任务，撤回国内告终。但武元甲仍然嘴硬，1979年7月22日，他宣称越军在柬埔寨的行动取得“完全胜利”。1982年，在接受保加利亚电视台采访时，武元甲再度放出狠话，要求中国“不要试图重新挑起冲突”。
但据一些后来定居法国的前越南官员回忆，相关于反华领导人黎笋，武元甲对中国的态度其实相对温和。首先，武元甲强烈反对黎笋的“反华亲苏”政策，主张越南要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笋成为越共最高领导人，他和武元甲的私人关系原本很好，但1975年之后，两人因为政见不同逐渐产生分歧。尽管武元甲主张抢占南海，拓展越南的国防纵深，但他对黎笋迫害越南华裔的动作感到不满，甚至公开抨击黎笋的这种政策“欺人太甚”。越南、柬埔寨关系恶化之初，武元甲也一度反对出兵柬埔寨。
到1978年，中越关系已经恶化，武元甲察觉到巨大危机即将降临，遂提议“应该缓和与中国同志的矛盾”，并因此遭到黎笋的严厉批评，但武元甲依旧我行我素。1978年3月，徐向前出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对此发出贺电，当时在整个越南高层中，只有他发出贺电。1978年11月，越南高级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与苏联签订政治军事同盟条约――《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核心领导层中有两人缺席此次出访，一个是武元甲，另一个是外交部长阮维桢。其次，在中越交恶之际，武元甲在越南军队中的地位其实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么高，他的许多行为其实只是执行越南高层的决议。1969年胡志明逝世，武元甲失去了“靠山”。新上台的黎笋觉得像武元甲这样的“元老”难以节制，一直试图扶植新人控制军队。1972年北越人民军在武元甲的指挥下发动“复活节攻势”，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未能达到既定目标。于是，黎笋开始逐步剥夺武元甲的兵权。1974年，黎笋正式任命武元甲原先的副手文进勇取代武元甲，担任北越人民军总司令，而武元甲只保留国防部长的职位。正是在文进勇的指挥下，北越人民军发动1975年的春季攻势，最终统一越南全境。而在1978年越军入侵柬埔寨的行动中，文进勇所起到的影响也比武元甲大。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身为国防部长的武元甲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越南的国防科技领域。1978年1月，武元甲在胡志明市视察了科技大会，接见了与会的国防科技界的知识分子。
黎笋与武元甲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980年，黎笋对武元甲再下狠手，免去其担任34年之久的国防部长一职，越语论文范文，同时撤消武元甲的中央军委书记职务，仅保留其中央委员的身份，黎笋还任命亲信文进勇为国防部长兼军委第一副书记。第二年，黎笋任命黎仲迅为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从而取代武元甲大将的政治盟友――黄文泰大将。武元甲对黎笋的打压并未妥协。1981年，武元甲在政治局公开反对黎笋入侵柬埔寨的政策。此后，武元甲还经常在公开场合称“越军在柬埔寨前途并不光明”，这对黎笋等一批对华强硬派的威望是很大的打击。1982年，武元甲被挤出政治局，只保留了副总理的职务。1986年，他在越共“六大”后退休，从此进入政治上的“休眠期”。
1986年，黎笋病故，属于温和中间派的阮文灵上台，一直在黎笋反华活动中保持沉默的“亲华派”人物长征重新出山掌权，中越关系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已经赋闲在家的武元甲大将找到当时的总书记阮文灵，告诉他自己愿意为中越关系的恢复发挥影响。199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武元甲大将作为越南政府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在开幕式上，武元甲作为越南政府代表出席，宣告中越关系恢复正常。武元甲对昔日的中国战友也充满感情，2001年8月，他几经努力，向原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的夫人许其倩赠送了两本回忆录，里面深情回顾了自己与韦国清共事的历史。据越南《西贡解放报》援引前武元甲大将办公室主任黎文海中校的话说，201 1年8月是武元甲百岁寿辰，为给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国内外贺寿人士写回信，从生日到来前一周开始，已躺在病床上的武元甲仍坚持给每封感谢信签上自己的名字，用黎文海的话说：“由于手很抖，签名也不像以往那样漂亮了。”
正如英国BBC越南语频道所指出的，武元甲是个让所有朋友乃至敌人都为之景仰的将军，像在越战中成为武元甲阶下囚的现任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就表示，武元甲是个“值得我们尊敬的敌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