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南的革新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通过对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略论，归纳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提高薪资待遇。2017年3月，越南颁布法令要求官员与国会代表从4月起公布其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及其他个人财务，以加强监督。此外，越南还制定了“高薪养廉”政策。从2003年1月1日起，政府公务员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40%，即从原来的21万盾提高到29万盾[8]。两项制度的推行使得腐败案件大量减少。 赋予媒体更大的监督权。从2000年越南出台《新闻法》开始，越南新闻自由度逐步放开，新闻媒体监督在反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贪官污吏首先被媒体曝光，媒体成为了监察部门的得力助手，深受百姓欢迎。 4.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变机构人员冗余近况。照搬前苏联行政体制使得越南各级部门人员冗余、效率低下。越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地方各级部门权责模糊、行政流程繁琐。于是，越南行政体制改革在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干部与公务员改革以及公共财政改革四方面同时进行。首先，精简机构，2017年越南将11个中央部委精简为6个，6个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整合为2个，中央国家机关从26个部委精简为22个，其他机构也相应精简，总体幅度达10%至15%[6]31。其次，引入单位预算制度和新闻监督机制，双管齐下，以杜绝公款吃喝、过度接待等不良风气。改革后，越南政府部门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三、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 （一）“一党执政”政治模式与民主政治模式并不矛盾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越都历史性地选择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者和捍卫者，中共和越共都必须保证其执政地位的稳定性，否则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会动摇。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党执政”与“人民民主”依据具体国情进行完美融合。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一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民主不民主的标志，不是多党制民主，一党制不民主。关键看执政党是否真正地为了人民的利益”[9]。越南就较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它一方面用宪法进一步确立越共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另一方面采取国会代表普选，领导人差额选举以及“质询制”等方法使人民切实感受到民主。 “一党执政”模式与人民民主并存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将自身优缺点呈现在民众面前供其评判。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除了概述取得的巨大成就外，越共也将其执政中的失误公之于众，并着重从自身寻找原因，不但未引起混乱，反而赢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当前中国共产党在信息公开方面还有待加强，工作报告中对自身缺点的认识还不足，民众缺乏了解。我们可以借鉴越共的做法，扩大信息公开度和透明度。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们在多领域开放的大背景下开展政治体制改革，西方多元文化思潮不可能不对改革施加作用，所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党员、群众中的指导地位，关于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越南在改革过程中就下大力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创新，1996年越共成立中央理论委员会，并由资深专家担任委员；2017年又成立了新的理论委员会，由越共总书记担任负责人，直接为党代会的理论工作服务，并直接服务于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在继续推进政体改革过程中，也要始终抓住思想政治建设，特别是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学习工作不放松。 （二）机制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是打破政治困境的“金钥匙”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以及监督制约机制的不成熟，目前我国党内腐败有严重化的趋势。近年来，反腐部门接连“双规”了大批贪官污吏，贪污数额越来越大、贪官层级也越来越高，不能不发人深省。究其原因，这些人大都手握重权，但是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尚未形成。我国官员的选拔大都靠上级委任，人大代表的产生也都依靠组织上的人事安排，选举没有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有的学者称之为“确认性选举”或“安排性选举”[10]。这也使得他们很多情况下“为上不为下”，造成奉承、行贿等不良官僚习气的蔓延，无法做到“为民请命”，甚至造成官民矛盾尖锐等不良后果，同时纪检部门也受到政府制约，对官员的监督影响大打折扣。这些问题也曾在越南出现，越南规定各级议员由群众选举产生，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这就促使议员更好地代表人民利益；赋予议员更大的监督政府的权力，如质询权；提高党外人士的比例，使政府不敢小视；司法独立，可以不受政府约束而直接对可疑官员展开调查，财产不明者将被直接逮捕。另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也大大减少了贪污案件的发生。可以看出，政治体制如同一部精密的仪器，只有每个环节得到改进，仪器才会高效运转。 （三）民主的关键是制衡机制 民主分为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两种民主的实现都需要权力的制衡。在每个国家，权力的失控和滥用都会导致腐败。在一党执政国家，党内民主是防范权力滥用的第一道“防线”。党外民主则是第二道“防线”。越南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相结合的体系极大地促进了越南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党内民主提出早于越南，曾发展较快，近年来有所减缓。此外，我国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影响大多表现在递交提案方面，“橡皮图章”的特征还较为明显，在反映民意方面也有待加强。在这些方面，越南的方法可以提供借鉴。 （四）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其他国家，但要从本国国情出发 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兴亡，不可草率，但一味闭门造车也不可取，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借鉴是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借鉴外来经验时要以本国国情为落脚点，对外来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探究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越南从本国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引入了权力制衡、全民普选、司法独立以及官员财产申报等制度，摒弃了多党制等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政权的做法，并依据具体国情对外来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造，收效颇丰。我国在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也要时刻遵循“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略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法则。 （五）要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就曾经明确表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但其政治体制改革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展开，要时刻注意政治稳定，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倒退。政治改革不宜采取疾风骤雨式的行动，因为改革的每一小步都会对整个体制施加连锁作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国情复杂，更需要我们仔细考虑多方面因素，草率的行动可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越共在推行改革时就强调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越南社会发展水平低，对剧烈变革造成的社会动荡承受力弱，宜采取平缓、渐进的政治变革。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何登说：“在改革中要反对极端和激进的民主化倾向。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利用‘民主’、‘人权’在政治上制造混乱，破坏我国制度或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9]283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其一直以来比较慎重、稳妥的改革步伐密不可分。 （六）努力营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和恶性互动的结果大相径庭。没有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济改革需要以政治改革为依托，否则前者带来的经济效益会被不合理地分配，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低下的行政效率也会使经济发展止步不前。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民主的拓展必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调动群众积极性，推动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激发的社会机体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也将推进政治体制革新和民主建设。越南正是坚持了在经济改革中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两者相互促进、相互配合，才有今天的成就。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政治改革趋于缓慢，越语论文题目，加快我国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七）充分依靠群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效益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更好地实现百姓参政议政权利，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要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其巨大能量能够保证政治改革的高效进行。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群众参与项目的大量增加，如国会代表的全民直选、代表与群众的互动、群众对代表的罢免权等；调解民众矛盾、打击社会弊病、管理就地改造对象等工作可由当地居民执行或由国家委托、协助。这些都是越南大力发扬基层民主的体现。政治革新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增加人民的政治利益。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在经济生活飞速发展的同时，人民政治利益的实现途径还较为有限，政治生活还有待丰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赋予国民一定的政治利益”[12]。越南拓展群众政治生活的做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此外，越南各级官员还经常深入群众询问施政方针是否顺应民意，并征求改进意见。越共九届七中全会提出“重民、近民、知民、学民、对民尽责”的方针，越共十大强调革新事业的目的是“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13]。这些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指导准则和“民知、民谈、民做、民检”的要求[6]7。我国也采取了不少民本方法，但不少流于形式。这些问题需要我国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加以重视。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成熟之处。我们在借鉴越南政治改革经验时，要加入中国国情，探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 参考文献： [1] 李文.亚洲政治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75. [2] 刘新宜.社会主义国家演化简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86. [3] 周新城.越南、古巴社会主义近况与前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105. [4] 梁柠欣,利文.越南的革新开放及其启示――来自对越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考察报告[J].南方经济,2017,(10). [5] 李家忠.越共十大和越南的革新开放[J].马克思主义探讨,2017,(6). [6] 古小松.2017越南国情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5. [7] 任大立.越南对中国改革的借鉴与超越[J].学习月刊,2017,(3). [8] 越南政府将公务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40%[EB/OL].新华网,（2003-01-16）.省略/w/2003-01-16/ 161533921s. shtml. [9] 李慎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9. [10] 俞可平.中国政治发展30年(1978―2017)[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34.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43. [12] 曹晓飞,戎生灵:政治利益探讨引论[J].复旦学报,2017,(2). [13] 古小松.2017年越南国情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69. 责任编辑：林华山 收稿日期：2017-11-04 作者简介：任云飞（1986-），男，山东聊城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探讨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