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越边境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以来,中国与越南毗邻村屯边民之间缔结的跨国婚姻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嫁入到中国家庭。本文着力研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嫁入中国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越南妇女的处境。由于制度等各种条件限制,她们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最终沦为尴尬的“无国籍女人”,这对中越边境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作用. 二、建立在地域认同基础上的跨国婚姻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与其他诸如涉外婚姻的跨国婚姻明显不同,它存在特殊的地理人文因素。中越边境两侧北高南低,跨越边境高原山区,就是地势平坦的越南红河平原。越北山区与中国边境相连,在地形地貌上完全相似,地理位置条件为边民跨境通婚提供了便利。中越边境地区与内陆地区受到地理条件的隔绝,所以在客观上促成了跨国婚姻的发展。历史上同一个村子被国界线一分为二的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龙州县金龙镇和上思县十万大山边境村屯就多有这样的情况。 龙州县金龙镇金龙峒的下其逐屯与越南的上其逐屯鸡犬相闻,反映出相互毗邻、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的纽带是一种亲属联系的纽带,而这种源自共同血缘、起源和部族的血缘纽带是排他性的,它往往强调的是历史根源,而地缘上的联系比起血缘上的排他性具有更大的宽容性。如果我们将中越两国之间的国界线隐去,就会发现中越两国边民在互相支持和地域合作实践中形成的地缘纽带是广泛存在的,双方边民在危机来临之际往往采取自发的行动,互相援助,这类行动往往不是官方的。这种援助行为不是因为什么特殊的习俗、历史或责任,而纯粹是出于一种好意,这种好意已经超出了血缘联系的纽带,是超国家的地域认同,这也是跨国间地缘政治经济合作的先决条件。 在田野调查中,经常能够听到“土人”(本地人)和“生人”(外地人)的区分,这种区分不是建立在国族或民族的基础上,而是以对某一地域的熟悉与依赖程度作为标准。比如越南的苗族瑶族虽然从体质形态上显然属于“生人”一类,但是他们长期到中国一侧走动,听得懂而且会说壮话,对当地情况也很熟悉,所以中国的边民不会把他们归入“生人”这一行列,而是当成了“土人”,但是关于非边境地区的内陆人,虽为中国同胞,但还是被当“生人”看待,这种划分就是基于地域认同。成边境地区 “男人交友,女人嫁人”,反映出族内或族际交往的密切程度,中越双方人员往来时,“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工种”体现的是一种地域上的“天下大同”,这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共融意识,他们在介绍新朋友时从来不说哪个国家,一方面反映了彼此对国界一侧的状况较为清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在思想上也意识到了“国家”,这种政治上的划分会作用彼此间的信赖程度,所以有意隐去双方在“国籍”上的差别,干脆就以界碑为地标,或以“这边”、“那边”为区别,营造一种“本地人”的地域联合。“打老同”则是通过虚构的兄弟关系,互相帮助,互相依靠, 多发生在同一民族不同成员间虚拟血缘关系的构建。现在“打老同”不仅可以在壮族各支系之间,他们如果与越南一侧的越(京)、苗、瑶等族的同龄人性情相投, 一样能够构建这样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 使之更加密切。因此笔者认为“同”除了亲缘构建外,还有“认同”之意。现在念井人称越南对面的苗、瑶为“老苗、老瑶”变成了一种习惯的称呼,并没有轻慢之意,恐怕这也是基于“本地人”的认识,也把他们当成了异族的朋友,所以才把“老同”的“老”加在其族称的前面吧! 民族学人类学探讨 在那坡的平孟、百都、百南、百省等乡镇,“壮加瑶”、“壮加苗”这种异族的跨国婚姻形式并不少见,反而是“壮加岱”的数量很少,念井村人说“布岱哪里是壮族啊,他们在家里说越南北京话(越语)”,“那坡对面的布岱住平地种水田,这里住高山种玉米,人家怎么回嫁来这里”,但是在龙州县却是大量岱族姑娘嫁到中国这边.究其根源,“布岱挂金链条,壮侬挂银链条”的历史传说,揭示了“壮加岱”婚姻形式数量少的原因与那坡对面的岱族占据优势地理位置有关。岱族他们迁移得早,山谷平地、沿河两岸已被耕作为水田,岱族姑娘所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所以她们更倾向于红河平原那些地势更为开阔平坦的地方来择偶。壮(布侬) 、苗、瑶来得晚,只能依山傍岭居住,不成为岱族姑娘择偶范围。念井人说岱人讲的是“越南北京话”(就类似于汉语普通话一样,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所以念井人把北京当成普通话的标准),言下之意是岱族已经“越化”,就类似于汉化一样。“吃稻谷”和 “吃玉米”、“住平地”和“住山上”当然存在生产生活方式的区别,那么那坡对面的岱族就不可能像龙州对面的岱族一样被认同为本地人,他们来中国走动的频率就少,在念井互市点,就很少能看到岱人的身影,连经济生活都脱了钩,就更不用说跨国婚姻关系的达成。 所以说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并非纯粹是经济上驱使,而是出自对地域认同的一种完全的信赖。作为自然人,在熟悉环境中产生的一种自在感与安全感,大多数跨国婚姻家庭的女方就是中国边境附近村寨的越南人,就近选择可以规避“文化震撼”带来的各种心理上的不适应,有效降低陌生环境带来的各种负面作用,保证自身处于安全状态,这种安全即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正如非边境地区的外地游客,在没有相关手续的办理和身份的证明下,断然不会越过国界,特别是有界碑或界线这种外在警示的地域,所以嫁入中国一方的越南的边民对非边境地区这些陌生地方也会产生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安,她们害怕面对未知的世界,以及不确定的危险,她们的婚姻选择更多是出自对地域和自己熟悉的各种生活经验或经历的一种信赖,至少大多相邻村寨的越南女性在面临婚姻选择时是这样的情况,出于经济利益的权衡当然也在其中,但不是唯一的权重,因为越南的边境地区并不像大多数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穷困,至少中国一侧的家庭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一个封闭的小地域中,或者就那么几十户甚至不到十位数的自然屯, 与大自然搏斗中,国籍的身份显得那么轻微,生存下去才是最为实际与迫切的,又怎么会介意到国籍身份呢?只要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外面的世界根本无法作用一个跨国婚姻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运作。说到底,地理环境的封闭与隔绝,他们生活当中政治因素的作用已经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偶尔的各种相关登记才会把政治因素提到一个明显的位置,绝大部分的时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和边境地区普通的农村家庭一样,日升日落般按照生活的轨迹行驶。 三、以族群信任为纽带的跨国婚姻 跨国民族是指地域相邻或不相邻,属世居或规模迁徙形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地区,在族源、语言、传统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同一文化民族或族群。因为历史渊源的关系,两国在社会、家庭、居住、饮食、服饰、工艺、道德以及婚嫁、岁时(节日)、丧葬、信仰、礼仪、娱乐等习俗方面,都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特别在节庆或岁末,两国边民更是情同一家人。 中越两国战事期间,政治上的大门紧紧关闭,但是民间的“后门”却在虚掩,双方亲戚依然悄悄来往。念井这里的人很少人在当年的知情者面前谈这段往事,双方的老人也尽量不提旧事。是什么样的原因,在国家交恶、双方“只认敌人,不认亲戚朋友”的对峙状态下,也没有阻断同一族群内部双方成员冒死前来探望? 正式这种源于天然的亲缘、族缘情感,是残酷的战争也无法割断的,特别是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这种族群认同更加凸显。共同的文化是维系民族关系的纽带,也是跨国婚姻能够达成的基础。越南媳妇在同一族群文化的中国家庭中更容易适应,更容易获取家庭带来的安全感与满足感,所以在中越边境地区,“黄牛跟黄牛,水牛更水牛”,以族群信任为纽带的跨国婚姻类型占据着主要地位。 在那些非法拐卖等异化了的跨国婚姻背后,“自愿行径”的达成多与同一族群的信任程度有关,于是她们就成为中国边民口中的“你是牛吗?拉你就走”。那些中国边境线上的旅游景区,比如大新县德天瀑布的德天村、东兴市京族三岛、龙州县的美女村等,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访谈对象表示自己曾经或多次被“媒子”欺骗过,那些“媒子”几乎都是她们的亲戚或同民族的人。好在景区的生活条件不错,不少越南媳妇更是将“越南婆”这样的污名进一步外化,变成一个具有经济增殖潜力的标签,她们索性在自己的小摊位上挂上“越南婆档位”的牌匾,成为与中国媳妇商业竞争中获胜的招徕术。而那些僻远的边境山区,越南妇女跟着“媒子”一起过来,除了有侥幸心理外,也包含了族群信任的成分。她们发现“这里跟越南一样山”,自己被哄骗以后,也很少有人逃跑,除非是真的过得很不如意,因为“越南男人抽烟、喝茶、吃酒,越南女人种地、盖房、经商”,她们也承认中国丈夫是比越南丈夫勤劳肯干,自己不必像家中姐妹那样“十项全能”, 这大概也是以族群信任为纽带的跨国婚姻类型占据着主要地位的又一个原因了。 四、思考和结语 与越南毗邻的中国边境大多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石山地区,发展生产的条件先天不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互动不相协调形成恶性循环,石漠化的蔓延.一些有条件的中国适婚女子纷纷嫁往县城附近的村屯或生产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平峒地区,亦或结伴到山外的大城市务工以期新的发展,再加上人为原因导致新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中国边境不少地区出现青年男子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状况,引发了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越南一侧女多男少的近况恰好能够弥补中国一侧的需求。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改善,基于地域认同和族群纽带构建下的跨国婚姻只会越来越多,跨国婚姻家庭有可能在某一地域某一时段呈井喷式发展。 从目前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基础来考察,跨国婚姻缺乏合法化的程序。跨国婚姻无法正常登记,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不能入户籍,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子女的合法性也必将受到置疑,因此这类婚姻缺乏有效的法学保障,她们成为身份尴尬的“无国籍女人”。从家庭内部来看,跨国婚姻家庭成员在精神上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家庭关系,越南妇女也参与生产劳动,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及父母等方面的任务。但是,来自外部的制度因素,迫使这类家庭丧失了社会安全保障。家庭中的成员尤其是越南妇女,她们作为中国男人的妻子,中国孩子的母亲,中国父母的儿媳,经常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特别是在中越边境广大的贫困山区,在没有外来收入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只能依赖有限的土地产出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跨国婚姻家庭中,由于越南媳妇没有取得当地户籍而不能分田分地,就无法享受国家现行的任何社会保障待遇,他们与普通中国家庭形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得本来贫困家庭更加无法摆脱贫困。同时跨国婚姻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功能也相对弱化,大新县德天完小的老师普遍反映跨国婚姻子女的学习成绩相对较差,最好的成绩是2A1B,但比例很小,绝大多数集中在1A2B和3B这样的成绩段,原因是越南媳妇不会汉语拼音,在孩子打基础的低年纪阶段,根本无法像其他中国家长那样进行辅导。另外其社会身份的不明确导致其地位地位低下的现实,这多少在孩子心中形成阴影,也作用了孩子身心的成长.孩子们普遍对非法与合法的概念模糊,面对非法入境、非婚生子、走私等行为,出现思想和行为上的混乱,将会产生国家认同冷漠情绪。 从相关的法学规定可知,中越边民跨国婚姻中的越南妇女要加入中国国籍,两种途径:一是作为“中国人的近亲属”,一是 “定居在中国”。但是,目前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规定和申请程序,缺乏实践操作性。据南宁市公安局外事民警告知,如果是选择“定居在中国”来申请入籍,需要在取得永久居留资格以后3年才有资格申请,而要取得永久居留资格必须首先有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的前提条件。这样的话,要取得中国国籍,至少要结婚8年以后。笔者主张中国社会有必要积极考虑已经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的入籍问题,并且像跨国婚姻登记向边境地区倾斜一样,在加入中国国籍的条件和程序方面也向她们倾斜。可以采取一些分期交款办证、直接在口岸设立跨国婚姻登记受理机构、简化办理的手续缩短办证时间等更为人性化的方法,以适应当前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近况。 参考文献: ①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探讨》,民族出版社2002、2; ①罗文青:《和平与交往:广西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初探》,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1); ③潘艳勤:《布岱人的“桥”仪式与“不落夫家”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6) ④王晖、黄家信: 《无国籍女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族群》, 《百色学院学报》2017(1); ⑤周健、刘东燕:《越南的民族政策及其对我国边境民族地区的作用》,《东南纵横》2004(11)。 〔责任编辑:覃彩銮〕 ，越南语毕业论文，越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