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上)[越南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越南语论文 责任编辑:Nguyễn Thị
更新时间:201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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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笔者曾赴香港参加“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究会。在会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探讨所所长斯泰因・滕内松首次公布了一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据滕内松介绍，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明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对于越中关系白皮书的这段时间内。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 Ba”（三哥），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其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了这份材料。此份文件的论点和所流露的思想倾向至今仍作用着越南领导人，而中国国内对此则基本无人介绍和评论。有鉴于此，越南语毕业论文，笔者即以此文件为本，对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的中越关系问题重新进行考察和梳理，进而评估这一阶段作用中越关系发展的因素，以及两国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总结中国对越交往中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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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方文件所述
史事的再考察
纵观“B同志”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白皮书《30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
第一，对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B同志谈话”中指出：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在黎笋等越南领导人看来，1954年奠边府战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获胜后，越南仍在中国和苏联的压力下做出让步，签署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20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1955年南越举行全民公决，废除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共和国，吴庭艳出任总统，于翌年3月单方面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使其政权合法化，进而把南越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保护之下，彻底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对于通过全越南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其间，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的抵抗力量进行了镇压屠杀。这段历史，已成为1956年以来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心中永久的痛。在他看来，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而在中国的压力下停止前进步伐的结果是，为吴庭艳集团清洗南方革命者和人民制造了条件。
1960年代，毛泽东在会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代表团时，曾就此事反复做过检讨，表示：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犯过一个错误”。“从1954年到1959年6年中，吴庭艳杀了16万干部和积极分子，你看这个教训惨不惨。”“日内瓦会议的错误害了你们。”“再打一年就好了，打到吴庭艳的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再谈。”“我总想当时是失掉了一个时机”。 周恩来也曾在接见越南外交部部长春水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向胡志明主席说过，那时的日内瓦协议可能签错了。美国当时不肯签字，如果我们不签字也有理由。可以说，中国领导人事隔多年后的这种表态，无疑也为黎笋等人的积怨提供了证据。
关于“B同志”的上述说法，笔者根据近年来解密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重新进行考察和辨析。
其一，越南抗法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奠边府战役结束后，越南的军事力量在抗法战场上是否处于优势状态。
奠边府战役从1954年3月开始至5月初结束，持续时间近两个月。在3月末至4月末的战役第二阶段，越南人民军伤亡较大，与法军比较，双方伤亡的比例大致为1∶1，越军攻击和法军防守的能力均受挫，越、法在战场上形成僵持之势。这时，不仅法军阵营呈现焦头烂额之态，越南的军事力量同样不处于优势状态，越军实际也已筋疲力尽。由于战斗进行时间较过去任何一次战役都长，人民军中已产生疲劳、精神涣散等现象，此状况尤其在军队干部中蔓延，越人民军一位高级干部即曾表示：如果到5月10日越北雨季开始之前还不能解决战斗的话，不管你们中国说什么，我们也不打了。为此，胡志明在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前夕向苏联方面通报说：越南人民军的力量业已穷尽，无法继续战斗。胡志明甚至想通过苏方向中国领导人求助，让越南人民军退往中国边境，由中国军队来支援越方继续作战。
战役胜败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取决于哪一方能够坚持到最后。幸运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以及中国武器装备的增援下，于5月1日发起第三阶段的进攻，并于5月7日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奠边府一战，尽管越南军队全歼法方守军1.6万余人，法军亡3000多人、伤6000多人，越军的损失实际却更大，前线官兵阵亡和失踪4800余人，伤9100余人。 此后，从越法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越军也仍无优势可言。据当时的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的汇报，法方在从其国内补充兵员后，总兵力达47万人，越方力量共30余万人，且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而就占领地区经济力量的比较言之，越南方面也不占优：越南全境的主要经济中心，如河内、西贡、顺化、岘港等均在法国和越南保大政府的控制之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占领的则多为山区和丛林地带。由此，越南劳动党、人民军虽然挟有奠边府大捷之势，却也不能就此从整体上扭转双方僵持的战略格局。 奠边府战役后，在日内瓦协议尚未达成期间，越法双方的较量仍在继续。 7月3日，中越双方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商讨抗法战争问题，当周恩来问及“如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的情况打下去，我们多久才能取得整个印度支那”时，武元甲回答：打得好，两三年可打下。并认为：现在法国的计划不是停战计划，主要在收缩。如收缩成功，则法军机动性增大。现敌在海防有4个机动团，敌可讨价还价，这样继续打下去，对敌是有利的。胡志明则估计：如果美国不干涉，要打败法国，“时间至少是三五年”。根据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苏联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心情极为忐忑，担心法国人拒绝签署停战协定，因为越南同志当时已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了（参见赫鲁晓夫1960年7月16日在苏共中央全会第7次会议上的发言）。 这实际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场形势并未根本改观的现实。
而按照日内瓦会议法国代表团军事顾问吉勒马兹的通报，法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已激起法国人“强烈的爱国情绪”，连原本主张停止战争的戴高乐派也转而要求继续战斗了。况且法国并不孤立，美国的军舰就在东京湾，如果法国自己没有办法，问题又得不到解决，自然就有可能接受美国的援助（参见1954年5月18日吉勒马兹及保罗・彭古宴请王炳南谈话纪要）。在这种局面下，越南人民军要想乘胜向河内挺进，战争即随时有复杂化、国际化的危险。毕竟此时除了战场上越法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情况的变化外，“B同志”乘胜继续战斗、夺取全越南愿望的实现，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美国不插手印支战争；二是中国和苏联支持并全力支援其继续作战。
其二，美国介入印支战争的趋向如何。
自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八年来美国始终无法插足越南，取代法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法国的排斥。事实上，法国一直拒绝将战争国际化，不赞成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奠边府战役开始后，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进入东京湾举行军事演习，同时释放考虑在越南“使用原子弹”的信号，以此向越军施加压力，为法军解困。即使有过这种帮助，在奠边府失守后，法国依然希望保持某种程度的自由，不愿意与美国捆绑到一起，扩大战争。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支问题期间，法方向中国表示，为了自己的利益，法国希望自己解决问题，不要给第三者以扩大战争的借口，并暗示英法正站在一条线上抵抗美国的压力。在这种阻力下，特别是面对中国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为摆脱再次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碰撞的结局，美国实际已将其在印支的战略目标底线锁定为越南南北分治，保护和维持越南保大政府，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生存，反对法国默认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4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印支局势时，李奇微等三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反对美国出兵印支，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认为，美国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冒的风险太大，美国也不能使用核武器，不能卷入看不见尽头的亚洲战争，否则将“削弱我国的整体防御能力”；“在没有盟国参与的情况下，如果红色中国卷入印度支那事务的态势已经清晰，我们应该小心地避免在亚洲四处出击。关于红色中国之蛇，我们应该击其要害而不要去踩它的尾巴”，不应选择同中国作战的办法；进而做出决断：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取得相应结果之前不在印度支那承担军事义务。
当然，美国不想直接军事干涉越南战争，并不等于就此罢手印支事务。毕竟在冷战对峙的格局中，美国认为，从长远看，中国在东南亚有野心。为此，当日内瓦会议法越双方在划分界线等问题上僵持不下时，为了保证越南南北分治局面的及早实现，美国围绕几年前与英法等国酝酿建立东南亚公约组织的意向做文章，以迂回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承认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劝说越南在日内瓦谈判中做出让步。美国一方面示意泰国以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摆出准备向联合国呼吁的姿态，预告战争国际化，从而扩大化的趋向；一方面散布要把印支三国拉进东南亚防御同盟的消息，演示威慑中国及越南国家安全的前景。与此同时，法国也反复示意中国，法国的失败会激起其国人强烈的爱国情绪，如果法国自己没办法解决问题，即把战争交给美国，这也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措施。法国拉尼埃内阁集体辞职后，孟戴斯・弗朗斯以保证7月20日之前实现印支和平为条件高票当选总理。面对迟迟不肯做出让步的对手，法国新内阁更是向中国方面告急说：印支问题若7月底前不能解决，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就很危险。美国势力可能与法国内部的亲美力量结合起来压垮弗朗斯内阁，这样，印支战争将会无限期延长，世界政治力量的均衡也会发生变化，结果不堪设想。
这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最现实问题就是，战争持续及印支问题的拖延不决，只能促使英法等国消除与美国的矛盾，寻求美国的协作，从而有利于美国实现其东南亚防卫协作计划并将越老柬三国纳入其中。关于中国来说，美国加紧筹划的东南亚公约并不如英国人所强调的那样，是与北约相同的纯粹防御性质的组织，而是一个侵略集团。因此，印支三国如果加入进去，势必造成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同盟国毗邻，美国设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直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局面。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也最不能接受的，中国必须利用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桌，消除这一隐患。
其三，中国此时解决印支问题的核心目标及其实现。
奠边府战役后，中国方面其实已经看出美国对印支战争“大举干涉不甚可能”（参见1954年6月14日周恩来对于中、苏、越三方磋商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但是，既然越南无法在短时间内打败法国，夺取全越南，为了避免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将印支三国纳入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反共条约组织，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并敦促政治解决印支问题。在中国看来，这种前景对中国和越南的安全威胁更大，因此也是中国最关心的事情。而阻止其演化为现实的最好办法就是迅速停止印支战争，通过签署日内瓦协议等法学文件，有效约束美国的此类企图，并使老挝和柬埔寨切实成为中立国家。
与美国认为中国在东南亚有野心一样，中国也认定美国对东南亚有野心，要在东南亚搞军事基地、军事同盟。这种冷战对峙中的相互猜忌和防备，使得中国对美国在印支地区建立军事基地问题极为敏感。由此，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解决印支问题的核心目标，实际从防止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转变为集中力量阻止美国以搞军事基地、军事同盟的手段插足印度支那。为达到这一目的，周恩来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在6至7月间同法、英、印度等国代表进行会谈时，着力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了解美国是否在进行活动，试图把印支三国吸收到他的东南亚防御同盟中去。通过反复询问，基本摸清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孟戴斯・弗朗斯和（英国外长）艾登7月13日在巴黎会谈时，并未考虑任何形式的包括印支三国在内的东南亚同盟及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二是传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强硬的信息，向美方施加压力。针对美国打出的建立印支军事基地、军事同盟这张牌，周恩来以强硬态度进行回应，反复强调说：如果越老柬三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中国便要过问，不能置之不理；把印支三国搞进美国的东南亚防御同盟，和平就失去意义，就是在准备新的战争，中国就不能不关心。摆出了不惜与美、法在印支地区再战的姿态。三是分别就不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不搞军事同盟问题获取老、柬、法、英，乃至美国的口头承诺。如老、柬外长向周恩来保证，他们不要美国军事基地；孟戴斯・弗朗斯明确表态说，法国不准备在印支地区设立美国基地，法国没有这样的计划，法国可以毫无保留地表示，“我们没有考虑包括印支三国的东南亚同盟”；艾登也赞同周恩来向他提出的老、柬两国不得有外国军事基地、不得与外国建立军事同盟的立场。而就中国最为关注的美国态度来说，法、英代表则是多方传递信息：孟戴斯・弗朗斯“曾数次从美国方面得到保证”，美国“没有在印支三国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美国方面曾告诉艾登，“不想在老、柬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艾登长谈后，在讲话中使用了“和平共处”的字眼，等等。
如此几番较量之后，法、英、美方面得到中国和越南承认老、柬独立自主的保证，中国方面也获得了法、英、美方面使老、柬成为无外国军事基地、不加入外国军事同盟的中立性国家的保证。但是，口头承诺毕竟不具有法学约束力，也无法消除冷战对峙中不同阵营国家之间的隔膜。解决相互猜忌、实现各自目标的唯一办法还是签订协议。此时，虽然中越在7月初的柳州会议上已经统一了思想，越南劳动党在南北划线问题上从原定的“北纬线13度至14度之间”的最高方案及15度线的中间方案，退至接受16度线的最低方案，并以“七・五文件”的形式通知了代表越南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外长范文同，但是，16度线与法方坚持的18度线仍然存在差距，法越双方各不相让，谈判进展缓慢。直到7月19日晚，孟戴斯・弗朗斯率先迈出退让的步伐，提出以17度为分界线，范文同仍然未予回应。
当法越双方在划分临时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时，美国又散布要把印支三国搞进东南亚防御同盟的消息，进一步施加压力，演示威慑新中国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前景。面对印支三国出现美国军事基地的可能性，7月18日，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黄华通过美联社记者托平向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转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果西方大国同意“不得在印度支那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和使三个成员国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那么共产党对在7月20日这个期限以前达成印支停火协议是抱有希望的。据托平报告说，他多年前就认识的黄华，在谈到美国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或者在东南亚组织反共条约的可能性时，非常激动，两手发抖，他本来英语讲得很好，这时却讲不下去了，不得不通过译员讲话。
这期间，毛泽东显然已非常关注美国筹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计划及印支三国出现美国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他指示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可能于7月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扩大为宜；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对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指出：美国要借印支地区做文章，这个问题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因此，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进而向周恩来面授机宜：为了达成协议，只要不是改变基本要点，在谈判中可以接受与方案稍微有出入的变通办法。
在毛泽东这种谈判思路的指导下，中国一方面做范文同的工作，使其做出让步的准备；一方面坚持要求于日内瓦会议的政治宣言中写入不得在印支三国建立军事基地和印支三国不得参加军事同盟的内容。这样，越法双方最终就17度线划界问题达成协议。7月20日，对于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三个协定签订。翌日，法国、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声明；日内瓦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对上述各项协定和声明予以确认和支持。美国代表拒绝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但是也以声明的形式正式表示：“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这些协定条款的实施。至此，日内瓦会议中国解决印支问题的核心目标彻底实现。
日内瓦协议的签订，以法学形式束缚了美国军事介入印支地区的脚步。事隔月余，9月8日，美英法等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正式成立，美国完成了其酝酿几年的遏制中国向南扩张的战略预想。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由于要遵守日内瓦相关协定，不能加入该条约组织。中国解决印支问题方针的完满实施，消除了停战后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南部安全的直接威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就越南劳动党来说，在不具备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下，以和平方式取得了河内、海防等大城市和红河三角洲平原地区，则是为其日后统一事业的完成构建起一个可靠的基地。
关于越、老、柬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签订，越南劳动党当年的评价是“我国人民和军队的一个巨大胜利”。在谈判中迟迟不愿做出让步的范文同也认为，“会议的圆满结果”“是关于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重大贡献”，“是巩固和平的道路上的重要的一步”。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至1960年，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还曾反复高度肯定中国的斡旋工作，称中国代表团对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的影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对中国在“抗战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的“全力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10月，范文同在与毛泽东会见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相关内容可参见1954年7月25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就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的告越南军民、干部和党员书（摘要），以及1954年7月23日范文同副总理答苏联《真理报》记者问]。只是，日内瓦协议不仅约束了美国，实际也同时束缚了想武力统一南方的越南劳动党的手脚。南越保大―吴庭艳政权在停战后不久即破坏越南停战协定第十四条丙款（各方约定，不因个人和团体，在敌对行动期间的活动而对其加以任何报复和歧视，并保障其民主自由）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第八、九条的规定（八、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对于保证维护生命财产的各项条款，必须最严格地予以执行，特别是必须使在越南的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他所愿意居住的地区。九、越南南北两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当局，不得对战时曾以任何方式与对方合作的人员或其家属加以个别或集体的报复），开始镇压和迫害留在南方的抵抗战士和主张协商选举谋求统一的各界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自停战起至1955年中的一年来，越南南方人民被杀1202人，被打伤4231人，被捕25165人，失踪705人）， 并最终建国，栖身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羽翼之下。由此，越南领导人对中国在划分临时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压其让步等行为的怨怼也随之越积越深了。 从冷战的角度观之，印支战争的和平解决，既满足了苏联与美国缓和的意图，更实现了中国避免老、柬与美国结盟并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的目标，在保证北越地位的同时，于美国对华遏制及包围中确立老、柬这样的缓冲地带，为中国提供了经济建设所需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但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协议达成不久，以牵制亚洲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尤其是以中国的扩张为首要目标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以及越南共和国吴庭艳政府对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进行的清洗，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刺激了毛泽东的革命情怀，预示中、越同美国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1960年代初以来，毛泽东否定过去以让步、变通的办法争取印支停战的主导思想，作出中国在日内瓦会议犯的错误害了越南的自我批评，正是同他重拾革命精神，使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转向激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对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B同志”在这篇谈话中，反复指责中国于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阻止越南北方开展统一南方的武装斗争，说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当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时，周恩来却表示，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中国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越南，并且还要压越南停止战斗。在越南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周恩来又一次向河内施加压力，要越南劳动党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根据“B同志”的回忆，当时越南劳动党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待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可当越方提出要在南越发动游击战时，毛泽东立即回电说，“越南不能这么做。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B同志”说：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做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呢？因此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但是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我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按照“B同志”的说法，似乎中国反对河内走武装统一道路的态度贯穿于1950和1960年代。但事实上，中国此期的对越方针有一个变化过程。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而且更为实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即如毛泽东1954年10月23日与尼赫鲁谈话纪要中所言：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的中立化。事实上，根据日内瓦会议《对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的有关规定，越南南北两方不仅不得使划归它们的地区加入任何军事同盟，而且也不得使这些地区用于敌对行动的再起，或服务于侵略政策。由此可以说，中国的这种方针客观上倒正符合了国际法的准则。
而越南方面在同南越合作，促使其走向中立、摆脱美国，然后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谋求南北统一的设想落空后，与吴庭艳政权镇压南方革命力量相同步，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6年6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当前南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分工负责指导南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一些在南越工作的劳动党人即认为，有必要组织某些反对吴庭艳集团的武装起义，以此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1957年中后期，越南劳动党在人民军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巩固军人进行统一祖国斗争的意识，提高全军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1958年夏，越南劳动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 （参见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6页）。 翌年初，越南劳动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黎笋并在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但如果美―吴集团采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装起义爆发。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由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本国的利益。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准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它为“兄弟关系”的发展埋下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1960年初，越南劳动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是年，中共中央还明确地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表示：过去我们没有你们那样了解情况，曾认为还不到暴露力量的时候。现在我们认为，你们主张在南方进行武装斗争是对的，我们完全支持你们（上述材料出自笔者自存战略基金会有关报告）。 这种态度表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转变。数月后，越南劳动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并开始向南越派遣新生力量。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作为对北越和中国武力统一南越立场和步骤的回应，美国于5月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特种战争随之开始。 事隔一月，1961年6月，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即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这年秋天，毛泽东在与胡志明谈话时，继续称赞南越形势很好，越南党的工作做得好。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称道南越人民武装会打歼灭战，认为如果老挝部队能够有南越人民部队的本领就好了。其后，1962年，毛泽东会见了来华的武元甲。是年夏，胡志明和阮志清到中国，要求中国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中国领导人与越南领导人在北京探讨确定，中国扩大对越援助，推动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进一步开展。据此，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了各种枪支9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物资。此期，毛泽东还在1963年6月4日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在南越问题上我们也犯过错误，有一个时期我们曾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后来说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只小打不大打。美帝和吴庭艳教育了我们。所以我们支持你们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针。
因此，说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仍不支持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显然是有悖事实的。
谈到此期中国对越方针的变化，其基础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开始逐步加强对南越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另一个则是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 “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所谓三和一少，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康生1962年11月8日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则指出：7月莫斯科裁军大会后，“有一种思想，说要同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讲和，少和民族运动左派接触联系。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此后，毛泽东曾解释说，“三和一少”是指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此后，毛泽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如此，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重新考察美国对越军事卷入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的。1961年是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三四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是年末，美国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到1963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向发展。不过，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选择迈出这一步，即如国务卿腊斯克所言：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略论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同期，美国却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子也势必更重了。
第三，对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当提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的情况时，“B同志”将谴责的重点转向指斥中国领导人对越南的觊觎和扩张企图。他把越南战争期间中国部队入越帮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视为中国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认为毛泽东表示将派中国部队帮助越南修路的实质目的是要摸清越南的情况，以便以后能够实施攻击，并且再从越南向东南亚扩张。根据“B同志”的述说，越南方面当时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予物质援助，但是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不断地施加压力”。“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B同志”以此提醒道：“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B同志”的这种观点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支援部队入越是在执行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而该协议是根据越方的迫切要求达成的，黎笋本人就是提出这种要求的代表。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飞行人员、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对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越语论文，赶走美国侵略者。 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分热心”。1966年4月，邓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邓小平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 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
另外，对于“B同志”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作用问题；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的相关文章， 这里不再赘述。（待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探讨中心教授，《国际冷战史探讨》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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