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跨国民族社会中的跨国婚姻问题略论[越南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越南语论文 责任编辑:Nguyễn Thị
更新时间:201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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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毗邻国家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多个民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同生共源关系，诸多民族皆为跨国民族。近二十年多年来，中国西南地区的跨国婚姻问题渐为学界所关注，而跨国婚姻问题尤以中越边境的跨国婚姻问题为甚。跨国婚姻实质为跨国民族婚姻，其中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学法规层面的滞后性，更多涉及民族文化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文章将在总结前人探讨成果的基础上，尝试采用更多的视角观察略论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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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越边境 ；跨国民族社会；跨国婚姻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080-07
随着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逐渐划定，在此过程中，跨国民族由此而产生。由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两省区世居着多个民族，这些民族与山水相连的越南、缅甸、老挝诸国境内的多个民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族缘、亲缘关系。近十多年来，对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跨国民族的探讨及民族社会中跨国婚姻问题的探讨大量涌现，而跨国婚姻问题尤以中越边境地区较为典型。笔者将在总结近十多年来的相关探讨的基础上，尝试对相关问题进行多角度略论。
一、既有的相关探讨成果回顾
跨国婚姻问题的专门探讨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近十年来更多的探讨涌现出来，探讨视角逐渐多元化，大量田野调查成果的融入也促进了相关探讨的发展。在此，由于跨国婚姻问题探讨中涉及的诸多问题，笔者无以面面俱到，故主要将就跨国婚姻问题的表现形式及略论角度进行总结。
1.相关探讨材料和专著
20世纪50年代，我国民族学者曾经组织了大规模的各民族田野调查，对各民族的历史社会情况进行调查，并结集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其中如《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七）（民族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四）（民族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中就涉及诸多对中越边民跨国婚姻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指出中越边民跨越国界进行农业生产、互通婚姻的现象较为常见。张有隽先生主编的《边境上的族群--中越边民群体的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基于20世纪90年代广西民族学院学生的田野调查报告汇编而成，至今读来，仍觉其所做田野调查工作充分而扎实，是亦为民族社会探讨的重要成果，该书以中越边境的崇左市龙州县金龙镇为考察点，从各个侧面对该地傣族的各个族群进行了详细调查和讨论，其中部分章节专门涉及跨国婚姻的研讨。周建新在《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探讨》（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中，对中越、中老边境跨国婚姻的历史、近况及其后果进行了叙述，认为跨国婚姻所导致的事实非法问题的出现，给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妇女儿童权益的保障带来诸多问题，并可能导致犯罪问题。范宏贵先生在《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中，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与邻近国家越南、缅甸、老挝、泰国诸国多个民族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书中关于中越边境多个民族间的血亲、姻亲关系进行了阐发。
2.相关期刊论文概览
跨国婚姻的探讨多集中于最近的十年之内，而且相较于以往的探讨而言，这些探讨中，一方面探讨视角更加微观化、细化；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田野调查，从个案中归纳总结跨国婚姻背后的学理性问题。
金治泉的《中越边民通婚的近况及法学思考》（《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一文是跨国婚姻的较早探讨，作者认为大量越南女子非法入境与中国男子结婚，将会给中越边境社会治安、家庭和谐及边境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危害，而有关部门对非法入境通婚者采取的劝退、遣返处理方式则导致屡遣屡返的后果，不能妥善处理。张鹤光等在《中越边界（ 文山段） 跨境民族调查报告》（《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中，通过对云南文山州马关、麻栗坡、富宁等县的调查，指出了中越边民互婚给人口管理及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王晓丹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动机和社会作用--以云南麻栗坡县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也对文山州地区的跨国婚姻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略论。周建新、龙耀、李娟等探讨者以广西大新县壮族村落作为田野调查点，探讨中越跨国婚姻所致的社会问题，刊布了多篇文章，如龙耀、李娟的《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民族探讨》，2017年第6期）主、周建新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认同--以广西大新县壮村个案为例》（《思想战线》，2017年第4期）、黄流然等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社会学思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等文章，其主要观点集中于说明中越跨国婚姻中入嫁中国的越南女子因难以取得合法的身份而面临着诸多问题，她们及其子女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在当地民族社会遭受到排斥，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也遇到诸多挑战。谷家荣在《地域、身份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婚姻调查》（《青海民族探讨》，2017年第4期）中，以滇越边境的傣族村落为田野点，同样也关注跨国婚姻妇女的身份的认同问题，即游离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这样的边缘身份也对其社会交往产生了诸多不利作用。郑宇等在《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学术探究》，2017年第5期）一文中，以云南红河州金平县一个苗族村落为田野点，讨论了中越双方国家化进程中跨国婚姻性质的变迁过程，并指出了跨国婚姻给边疆社会稳定甚至双边关系都将产生不利作用。田阡等在《跨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策略--基于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的田野考察》（《广西民族探讨》，2017 年第4 期）一文中，通过考察云南金平县及邻近的越南边境的瑶族、彝族、苗族等村落的交往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指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边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策略亟需加以重新考量，跨国婚姻因其性质变化而在此过程中也受到冲击。王越平在《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探讨--以云南河口县中寨村为例》（《民族探讨》， 2017 年第6 期）一文中，通过对云南河口县中寨村壮族村落的考察，指出了跨国婚姻中的越南壮族妇女入嫁中国一方之后，通过“拜干亲”即“拜后家”的方式建立新的亲属网络关系，促使她们很快融入当地民族社会，她们尽管仍面临着国家身份认同缺失，但“拜后家”可为她们社会身份认同的重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如是的探讨也可为我们思考跨国婚姻问题提供更多新的路径。 3.相关学位论文梳理
在学位论文方面，一些学者也或多或少对中越跨国婚姻进行了探讨，李娟在《女性视角的跨国民族婚姻探讨--以中越边境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个案为例》（广西民族大学论文，2017年）中，主要以女性视角观察了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陆铃在《冷战以来云南边疆地区的越南移民》（暨南大学论文，2017年）中，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讨滇越边境的越南移民所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寇三军在《族群互动中的瑶族经济考察--以中越边境爱店镇堪爱村屯为例》（广西民族大学论文，2017年）中，从经济学角度对瑶族跨国婚姻的产生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的介绍；马菁在《其龙壮族村民跨界交往问题的历史考察》（广西民族大学论文，2017年）中，对广西百色市靖西县其龙壮族村落的跨国婚姻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并略论了该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处理中的特别之处；党晶的《中越边境跨国非法婚姻移民问题探讨》（暨南大学论文，2017年）考察了国内外探讨的诸多成果，主要从国际关系学角度，从国际移民和非传统安全的相关理论视角研讨了中越跨国婚姻问题。
4.既有成果之总结
如上的探讨多结合田野调查进行了多角度的略论，多以滇桂两省区与越南边境地区之间的多个民族村落为调研点，研讨了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的起源、后果及主要作用。诸多论者尝试着从历史角度对问题的起因进行了略论，从跨国婚姻中妇女及其子女所遇社会化问题角度阐释跨国婚姻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研讨相关法学法规的修订及管理方法的灵活化来解决相关问题。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律等相关学科的引入也为研讨跨国民族婚姻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解读视角。
但是，从固有成果来看，探讨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相关探讨虽然显现出了微观化的特点，但是略论角度较为单一、田野选点较少，这并不利于相关探讨的深入发展。从已刊布的文章来看，部分论者借用同样的田野调查材料、在近乎相同的理论视角上进行学术创作，似有冗余之嫌。亦有论者指出，“在略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一边倒’成因时，过于强调‘经济决定论’，弱化了历史传统的惯性作用、跨国民族的情感信赖、作为生理人的环境压力、人口的自然调配等因素的权重选择和合力影响”[1]。另一方面，诸多论者虽在探讨跨国民族社会问题，但在略论问题时却并没有抓住该地区的典型特点进行略论。中越边境多个跨国民族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现代国家边界的划定并未阻碍族际及民族内部固有的交往。相关问题的处理并不能够仅寄托于相关管理的加强和相关规制的修订，而应该多尝试着从跨国民族社会生活内部的民俗民约的角度进行研讨。社会问题的略论和解决并不像我们做算术题一样简单，因为其中涉及到诸多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如下笔者将尝试着从新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略论。
二、跨国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跨国婚姻问题略论
1.跨国民族视角下的民族社会--国家因素的作用
跨国民族的探讨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诸多学者所关注，十多年来，跨国民族探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框架，相关探讨的范围逐渐扩大，而相关问题的探讨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十多年来的相关探讨已经体现出了这些特点。尽管在概念的使用上学界并未能达成一致，不同的探讨者基于探讨对象的特点，越语论文范文，选择使用“跨界民族”、“跨境民族”，但笔者仍然倾向于使用“跨国民族”这样一种兼具学术前瞻性与现实性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当代跨国民族的探讨内容必然会越来越向和平跨居及跨国交流、跨国婚姻、跨国犯罪等等跨国社会问题扩展。” [2]2
民族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民族是在变动着的社会体系中以文化区分的、具有自我认同的一种稳定的社会群体”，“民族是一种社会群体，它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受社会环境制约与限制，但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3]。民族或民族共同体主要就族体而言，靠一定的族属意识和文化特征来维系，而民族社会则强调的是共同的社会生活。一定的民族或群体存在以一定的社会为寄托，在一定的社会交往与互动中维系其既有的族体特征。
跨国民族不同分支由于跨居于不同的国家，其赖以存在的民族社会必然会因国家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不同，跨国民族这样一种兼具国际性与族际性的民族共同体会使得跨国民族社会特征具有更多的特别之处。国内某民族不同支系社会发展建立在同一国家背景之下，而跨国民族不同分支社会发展则因国家背景的不同而出现异同，而“国家的主流文化底蕴”、“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理念”、“国家的发育程度和政局状况”都是作用跨国民族不同分支社会的发展因素[2]41-50。
中越之间有12个跨国民族，这些跨国民族在中越两国因为不同的划分措施而具有不同的名称，但这并未阻断边境两侧同源跨国民族之间的交往。据范宏贵先生探讨：“跨境民族互相之间的接触与交往主要有经济性质和感情性质两种。在中越边境线上除设有国家级和省（ 区） 级的口岸凭证件出入境外，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 估计有上千条小径可通往两国。他们之间通过大路小径密切接触、交往。”同时，由于民族分布线与国家的国界线难以达到完全的吻合，故而这些跨居于国界线两侧的民族就经常跨越国界线进行相互的交流，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双方政治局势、社会稳定的作用，双边的人民也就互有迁徙，遂使得“边境各族人民的流向， 实际上成为测量该国生活状况和社会稳定程度的晴雨表” [4]，这也正说明了中越跨国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受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的作用。
社会学具有多元的理论思路和多元的探讨范式，由于“社会学想象力”的广泛存在，一些看似个体的事情，当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却成为了社会的现象[5]。社会学中的社会，指具有一定联系的、相互依存的人们组成的超乎个人的、有机的整体，是一定意义上社会关系的总和[6]。
现今中国与越南之间存在着数千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历史上的越南地区曾经藩属于中原王朝，自从清末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并与清王朝签订了边界划定条约，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才由此产生。而根据范宏贵、周建新等学者的探讨，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之间的诸多民族都是历史上从各国相互迁徙而产生的。鉴于 “中越边境20公里以内少数民族人口占90%以上” [7]，前文中的诸多文献中都对中越边境跨国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关系进行了一定的阐述，这样一种基于地缘、亲缘等方面的跨国互动交往也是促成民族社会特征形成的重要条件。再加上中越边境多个民族之间的亲缘、族缘关系，笔者以为，该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可以被称为中越边境跨国民族社会。 2.基于民族传统与自然互动的跨国通婚
婚姻能够保持社会或群体的稳定，能够起到种族繁衍的影响，还可以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联合[8]273。正因为婚姻在人类社会中、在一定的群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婚姻的缔结过程中也结成了诸多的社会关系，故而婚姻的探讨关于认识社会或群体的性质及其主要的关系网络具有重要的影响。婚姻的缔结产生了一个个的居住群，促进了血缘关系的确立，同时它也受到人口的作用、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由于中越边界两侧的人口比例呈现出互补，越南一侧的人口比例要比中国一侧为小，大量的越南女子跨越国界入嫁到中国一侧；同时，由于一些民族仍然在民族内部实行民族内婚，中越两国诸多民族皆有同源共祖的特征，故而，跨越国界进行族内通婚的现象也较普遍，诸多学者皆注意到了此种现象。
如据我国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在边境龙州县金龙峒的调查材料，由于壮族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族群，各个族群之间存在着互相不通婚的现象，如侬人与安人互相通婚，但均不与傣人通婚，这里的侬人、傣人、安人均属于壮族内部不同族群，“牛嫁牛、马嫁马”的传统以及历史文化认同的差别导致了此种现象。而金龙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隶属于越南政权管辖，越南语论文，加之地域上的接壤紧邻，金龙傣人与越南傣人存在着很多通婚的案例[9]。据范宏贵先生的探讨，我国的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有着通婚的传统，双边边民关系密切，存在着血亲、姻亲关系，国界的划定甚至导致一家人有两个国籍、两个不同民族的现象[10]。
3.族群认同角度的略论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民族”一词具有多重含义[11]，既可用于指称少数民族这样的族群概念，又可用于指称汉民族、藏民族这样的具体民族构成单位，还可用于指代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这样的民族国家，同时按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可称呼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等等。在相关概念进行中西文互译时，中西方语境中的民族涵义已经难以契合了。尽管国内学界关于民族、 族群相关理论的使用仍然存在着争议且并无定论。但至少可见，族群理论的引入为我们在“民族”一词内涵多样化的汉语语境中界定不同族体创造了条件。徐杰舜先生指出，从性质上说，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在社会效果上，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法学性；再者，族群概念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12]。族群概念作为发轫于国外学术界的一种重要理论，其涵义的演变经历了若干阶段的形成和发展[13]，以致“族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地深化与扩展，甚至出现了泛化使用的现象，这种泛化现象的产生又与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密切相关，这与西方边缘群体族群意识的自觉及权益的诉求是分不开的，而后现代主义学说也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影响[14]。
故而，不妨尝试用族群理论来审视本文所讨论的中越边境的跨国婚姻问题，中越边境的民族群体自古以来就保持着长期的互动交往关系，基于共同的族缘和地缘关系，诸多民族群体存在着不同层面的认同。族群因其对起源或世系的强调、因其所呈现的共同文化特征而被归为一定的范畴[9]339-341。在族群认同方面，族界理论认为族群单位的延续取决于界别的维持，族界的影响并不在于隔绝人们的交往互动，而是与此相反，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关于跨国民族而言，这里的民族即可应用族群的概念来进行观察，存在于中越边境的多个民族各分支在两国虽具有不同的族称，而实际上可以被归为同一族群之中，国家边界的划分并未能阻断相互的交往，而越南女子入嫁中国一侧既有民族内婚的因素，也有“工具论”者所言出于算计和优化自身利益的考量。马戎先生指出：“族际通婚反映了族群关系深层状况。族群间的基本异同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观念之中，使人们把周围人员分为‘同族’与‘异族’两类。每个人只有对另一个人在感情和心理上都‘可以接受’时，才会考虑与他（她）结婚。” [15]既有的探讨中也指出，中越跨国婚姻的案例中既有族群内婚者也有族际通婚者，边境地区族群通婚客观上也促使族群界限的维持，促进了互动交往。
4.通婚圈视角下的中越跨国婚姻
这里，笔者借用通婚圈的概念进行相关的阐释，“考察经过安排的婚姻的社会空间氛围，一定能看到，民间传统中的通婚是有一定的地理圈子的，我们姑且将这种圈子称作通婚圈”、“它代表的是一个村子与其他村子之间行成比较固定的交换关系”[16]。通婚圈的概念被诸多学者用于略论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亲属、婚姻制度。刁统菊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通婚圈的探讨时，发现对通婚圈的研讨通常会结合祭祀圈、市场圈等相关概念，它从空间层面对姻亲关系进行了考察，兼具地理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从固有的诸多相关探讨可以看出，通婚圈的探讨多以村落为单位来进行考察，通婚圈的存在更主要是其社会意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通婚圈也可能发生空间或社会性变迁[17]。周皓、李丁在文章中界定了“等级通婚圈”“地理通婚圈”，前者由社会距离来进行测量，可能会因阶级、阶层、教育标准等而受限制；后者则通过地理距离来进行测量。同时，通婚距离的远近直接作用婚后家庭成员居住模式的选择、不同家庭单位之间的互动和交往，进而作用到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规模和质量[18]。
由于固有的对于通婚圈或婚姻圈的探讨多集中于内地的汉族社区，且多用来考察传统社会中的既有社会交往体系。尽管有论者从跨越省界的通婚圈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鲜见有论者对跨越国界的跨国民族婚姻进行相关的考察。文章所指的跨国婚姻限于聚居地区的基于传统习俗和文化而产生的跨国婚姻，并不专门研讨其他的中越跨国婚姻。
由于跨国民族之间的民族亲缘关系以及地理上的邻近，无形中就存在着若干个地理通婚圈，通婚圈或存在于同一民族不同分支之间，或存在不同的民族或族群之间。笔者暂时无法深入中越边境地区做相关田野调查，但目前已有的诸多探讨成果皆是很多学者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而且，这些田野选点多为边境地区的村落，这也很适合用来考察边境地区婚姻缔结的空间和社会距离。 随着时代的发展，通婚圈也存在着一定的变迁，如在研讨跨国民族婚姻产生的原因时，关于是否实行民族内婚制，不同的论者在不同的时代所作的回答是不同的，其中经济诱导因素的变化、故往传统习俗的变迁等都是导致内婚制产生变迁的原因。从固有的探讨成果来看，过去的探讨可能更多地集中于对边境边缘地区的跨国婚姻问题的研讨，而随着现实的变化，跨国婚姻的通婚范围可能更加广阔，探讨视野也更加宽泛。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地区大量妇女远嫁到中东部地区，“民族传统的婚姻圈被打破，族际通婚、远距离通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传统的婚姻网络也由此遭到破坏”[19]。如是的探讨为我们认识婚姻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提供了思考的方向，虽然并未直接点明与本文所涉及的中越跨国婚姻问题有直接关联，但可为考察相关问题提供更大的思考环境。
5.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作用及治理展望
关于跨国民族婚姻问题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前文的总结中已有多人详细论及，其中的论述主要有以下视角：国际关系学角度与非传统安全视角、跨国婚姻中的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化困境的视角、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的视角等等，而跨国民族婚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可归之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既包括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在当今时代，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20]。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跨国婚姻问题可能会给民族社会的发展、稳定甚至中越双边关系等都带来不利作用。
上文所提及的“拜后家”的方式“有可能从应时性策略逐步转换为制度性亲属关系” [21]，“拜后家”这样一种兼具民俗民规而又能促使这些特殊群体快速融入当地社会的生存方式，为克服跨国婚姻所带来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当然，“拜后家”的存在可能具有一定的地域限定性和特殊性，并不能简单地冀求将该种方式在中越边境跨国民族社会中加以推广，但是，由此而知，对相关地区民俗民规的探讨实为研讨民族社会控制的重要渠道。同时，上文提及的其龙村通过扶贫，改善生活条件等方式也在客观上减少了跨国婚姻的缔结[22]，这种个体化的探讨也为处理相关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同时，法学法规层面有一定的处理空间，促使国家层面修订相关的管理条例也可为处理相关问题建立基础。总的来说，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处理需要结合多维度的思考，将传统的民族传统习俗与法制建设的完善相结合，当为认识和处理相关问题带来更大的空间。
三、总结
如上的略论中，笔者就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探讨进行了一定的略论和整理，并尝试着对相关问题背后的学理进行了多角度略论。从理论的角度上说，由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陆地边界线长达两万多公里，跨国婚姻并不仅仅存在于中越边境，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和升华可以为我们处理其他地区的相关问题提供借鉴和思考。跨国婚姻问题的解决需要多个方面的研讨，结合民族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和法律等学科的知识，相关探讨的深入尚需获取更多相关的一手材料，持续关注相关问题的讨论。
显然，如上的略论都立足于文献的略论，由于笔者目前尚难以深入中越边境相关地区深入调查、获取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故而对问题的略论可能会显得有些隔岸观火，所存不当之处，尚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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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蒲 涛]
An Analysis on the Studies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 Problem in Sino-Vietnamese Border Regions
ZHANG Feng-feng
（Center For Study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of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20，China）
Abstract：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have the nature and common sources with a lot of ethnic groups in neighbor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Laos、Myanmar， etc. In about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problems are gradual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field in these regions， and the problems in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 extremely serious. In fac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happen in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The problems ar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laws’ lagging-behind，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ethnic cultures in a deeper lever. This article tried to analyze these problems with more angles on the base of reviewing the others’ studies.
Key words：
Sino-Vietnamese Border； Transnational Ethnic Society； Transnational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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