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国对立13年后，一个历史性的会晤――成都会晤打破外交坚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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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更迭，中越关系出现一丝曙光
在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在这一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作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越共总书记黎笋1986年7月病逝。
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六十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问中国，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和头痛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凯山探路，阮文灵会晤张德维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1989年10月访问中国。在他的再三要求下，中国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没想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四十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凯山诚恳承认，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作用”，此次访问中国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问中国。
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希望在他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越南语毕业论文，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对阮基石的“小动作”更有切身体会。他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并未对他发出访问中国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问中国，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
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会见时，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阮基石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估计安排阮基石陪见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让他当面听听总书记究竟讲了些什么，也许此时对他尚存有一线希望，给他一个改变做法的机会。当然，也正因为有阮基石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透。
会见结束后，张德维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中国，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撤军后柬埔寨对立双方，即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
神秘人士现身使馆出示密笺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官员（黄文欢的儿子）来到中国大使馆，与张德维晤面出示了密笺，并捎来了阮文灵的口信：他决计绕开阮基石，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面。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中国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德维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
于是，张德维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部长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黎德英大将表示乐意同张德维见面。21日上午8时，张德维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张德维开门见山，把黄日新日前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表示他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越南语论文，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黎表示将立即去办。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中国驻越武官赵锐说：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德维，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德维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德维作了报告。
成都秘密会晤
在获知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后，张德维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德维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29日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德维。张德维向阮、杜转达江泽民和李鹏邀请他们内部访问中国的意见。阮、杜都表示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
30日，中国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同意，张德维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张德维从成都回来后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对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六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两名代表，共六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六比七，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做说服工作。
对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
江泽民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
（摘自《中国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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