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治再次面临巨大的危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对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的追求，而是对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的争取，以及对社会公平的诉求。这是第一次泰国所有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被卷入进来。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从2017年开始，泰国政局陷入了“反他信”和“挺他信”两大阵营的对峙。斗争方式从选举到军事政变，再到街头政治。在政府中是他信的泰爱泰党及其化身人民力量党、为泰党和以民主党为首的传统政治力量的轮流上台―下台，民间则是红衫军和黄衫军轮流走上街头。这种对峙看起来似乎是围绕他信在泰国政治中的去留而展开的，实际上在表象之下是泰国政治在转型期所经历的艰难阵痛。
传统：沉重复杂的遗产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泰国的近现代政治史在东南亚乃至东亚都具有很多独一无二的特殊性。
首先，泰国是东南亚惟一一个保持独立的国家。从17世纪开始，泰国也曾多次面临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渗透的威胁，但都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泰国一直实施封锁政策，对西方列强保持高度警惕。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泰语专业论文，西方侵略的压力大大增加，英国先后通过《伯尼条约》和《鲍林条约》率先打开了泰国的大门。这些不平等条约以及中国鸦片战争的爆发给泰国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拉玛四世(蒙固王)和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国王)先后开展了主动性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大推进了泰国的现代化，增强了国力。同时，也由于英法在湄公河流域势力范围的争夺陷人白热化，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协议将泰国作为缓冲区，这在客观上保持了泰国的相对独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泰国的独立让它没有经受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的剧烈冲击。
其次，泰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改革。1932年的政变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并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作为政变主体的泰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民党的人员构成鱼龙混杂，政治思想十分混乱。尽管政变成功了，但并没有真正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作为引导，其提出的纲领也只是一些西方民主的空洞照搬，并没有结合泰国的实际制订切实的改革方法。更重要的是，这场政变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基本没有触及广大的民众，对泰国的传统社会生活没有发生大的作用，更不用说对民众进行现代政治教育的启蒙运动了。
这些特殊经验决定了泰国现代政治的两大特性。
第一个是传统因素作用巨大，给泰国政治现代化带来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天然干扰。
传统的泰国社会等级森严，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特点在政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泰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是根本不存在人人平等这种概念的。
与等级关系相伴随的是特权造成的社会资源严重分配不均，从而形成了高度的贫富分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数数据，泰国的基尼系数常年维持在0.5左右，在世界国家里属于水平很高的。)。这种分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固化了等级关系。传统的泰国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形态，庇护关系构成了主要的社会互动形式。政治领域更是如此，泰国的官僚和军队体系都是由庇护关系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网络。
时至今日，泰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时时处处能够看到等级观念的作用。泰国人对王室的尊崇是全世界所有君主立宪制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都能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当然绝对不是负面报道。恰相反，在泰国媒体上时常能够看到有人因为“侮辱王室”的罪名而被判刑或处罚，这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与王室有关的贵族在泰国依然地位显赫，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同时，泰国的富人也能够通过向王室捐赠并得到王室的奖励来获得贵族的身份。在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地方威权拥有者仍然通过人们的尊敬保持对地区的控制权，同时也获得了用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的机会。
第二个是民主政治非常脆弱。
泰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开始的时间比大多数东亚国家都要早，但从1932年到现在，80年已经过去了，泰国民主政治的成熟度和稳定度远远不及印度，也比不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邻国。在这80年中，泰国经历了19次军事政变，军政府执政的时间长达一半以上。即使在民选文官政府期间，由于政党生生灭灭，力量弱小，政客惟利是图，随意跳槽，泰国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党格局，没有成熟的政党政治体制。
因此，泰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虽然具有西方议会制民主的形式，但实际运作上距离成熟的西方式民主还很遥远。特殊的历史经历和社会文化赋予泰国现代政治浓重的威权政治色彩，让泰国政治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阶层：政治转型的引擎
转型尽管艰难，但泰国并没有停止努力和尝试。1973年10月，20多万学生、教师和工人举行了泰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军政府下台。当时的他依政府对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造成75名学生死亡。事后，普密蓬国王宣布恢复议会制度，他依逃往国外。1992年5月，由于大选结果出现反复，军方企图推未经民选的素金达上将担任总理，引发群众的抗议浪潮，军队的镇压导致50多人死亡、600多人受伤、3000多人被捕，更严重的是500多名失踪者至今下落不明。事后，泰国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理必须来自民选”，较大地削弱了军队在泰国政治中的作用力。“10・14事件”和“五月事件”都是泰国现代政治史上里程碑式的政治事件，充分体现了泰国人民追求政治和社会民主、平等、公平的热情和勇气。
在这两次事件中，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点是主要参与者都是城市中产阶级，反映了泰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阶层结构和力量对比的悄然变化。20世纪70到90年代，泰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平均增长率高达7％左右。经济发展带来了城市化的加速，城市中产阶级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之一，其数量和经济实力都有显著增长。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受西方的思想作用，使得城市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追求民主的诉求日益强烈，逐渐成为对泰国传统政治产生作用的新变量。但是，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比例远没有欧美日那么高，只占泰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泰语论文网站，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明确的利益诉求，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相对有限，与西方国家社会中坚的影响和作用存在很大的差距。此外，这个群体在利益和思想上与传统的政治精英阶层存在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因此，可以说城市中产阶级对泰国政治现代化转型的确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影响，但这个影响过程是缓慢而有限的。
真正对泰国传统政治产生致命冲击的是以农民为主的“草根阶层”。2017年以来“红衫军”的行动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泰国草根阶层的力量。然而，“街头政
治”不过是这一阶层力量的表层体现，大选才是泰国草根发挥巨大威力的最佳舞台。在他们的支持下，2001年上台以来，他信集团在每次大选中无往不利。他信本人在2001年和2017年两次赢得大选，其领导的泰爱泰党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一党独大”的政党(国会议席比例高达75.4％)，打破了泰国多年来多党制的政治平衡。就连他信被军事政变赶下台后，作为其代理人的沙龙和泰爱泰党的后身人民力量党在2017年再次以高比例赢得大选。7月3日刚刚进行的大选，英拉的胜出几乎毫无悬念，只不过是对草根力量的再次印证。
如今草根阶层似乎已经成为泰国政治中最活跃的主角之一，但2001年之前并非如此。泰国的传统政治一向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即使在大选中也极少到农村进行宣传拉票。农民对政治几乎没有关心，投票率很低，投票也常常是被“买”走的。另外，泰国传统政治长期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政策，使农村地区负担了沉重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却没能享受到应得的发展红利。由此造成泰国城乡差别和贫富悬殊的进一步加剧，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城市中产阶级产生了根本的利益对立。但是由于长期游离在泰国政治之外，草根阶层不仅没有争取利益分配和资源共享公平的渠道和话语权，甚至根本没有争取的意识。他信看到了草根阶层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对其进行了成功的开发和引导。2001年大选，他信提出以“草根政策”为核心的农村发展纲领，制订了详细而人性化的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收益，迅速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支持和拥戴。更重要的是，他信也激发和引导了农民们参与政治事务、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占泰国人口将近70％的草根阶层被迅速动员起来，并且迅速走上泰国政治的舞台。尽管目前他们还只有选票和街头政治这两种表达方式，尽管他们没有清晰的政治理念和口号，但对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平的追求是绝对明确的。
然而，泰国经济红利和社会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对农村的倾斜势必会损害传统政治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我们看到反他信阵营中不仅有官僚、军队等政治精英，也包括了城市中产阶级。后者更成为街头政治红黄对立中黄衫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根阶层的积极参与，实现了泰国政治的全体动员，这是政治现代化转型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但是，5年来泰国政局的动荡，特别是去年3月爆发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充分说明街头政治和暴力对抗绝对不是解决泰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只会让形势更加恶化，给双方都带来惨重的损失。
未来：在妥协中寻找出路
目前泰国两大阵营的对立似乎已经完全陷入僵局。支持他信的草根阶层在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但却占据了绝对的人数优势，掌握多数选票；反对他信的精英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掌握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但在选票上处于少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形势基本不会改变：只要大选，挺他信阵营就会获胜，反他信阵营无法接受；不进行大选，则会遭受挺他信阵营的激烈反对。这和过去的5年中一样，还是一个死循环。
泰国政治再次面临巨大的危机。然而，与1932年、1973年和1992年的政治危机不同的是，这是第一次泰国所有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被卷入进来。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对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的追求，而是对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的争取，以及对社会公平的诉求。换句话说，这次危机是泰国最尖锐的阶层对立的体现，也是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等最深刻的社会矛盾的爆发。因此，这次危机比上述几次更加严重。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危机也为泰国政治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因为对立双方的诉求和实力都毫无保留地体现出来，如果双方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能够坐下来研讨泰国最深刻的矛盾，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或缓和，消除当前的尖锐对立，实现全国和解，不仅泰国的政治转型，就连社会经济发展也会有质的进步。
笔者认为，当前无论英拉是否出任首相，要避免事态再次恶化甚至更加严重，双方应该从下面两大方面着手，解开僵局：第一，在利益上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让各个阶层都能相对公平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第二，调整政治结构，吸纳农民等新兴的政治力量，让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依靠法学和制度的力量来预防和化解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尽管十分困难，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希望。本次大选的竞选阶段，民主党方面提出了大量的惠民政策，与为泰党几乎毫无差别，这说明双方是完全可以找到利益和政策结合点的。民众的政治参与、利益均衡和社会公正是必然的前进方向，不同阶层的合作和共享是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和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只有这样，泰国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探讨所助理探讨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