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微笑的国度”再次令世人侧目。政府军警与红衫军(反独裁民主联盟)的“14・10”大规模流血冲突，导致至少27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成为泰国自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惨剧。近年来，泰国一直处于“反他信”与“挺他信”的政治冲突之中。从2017年的“9・19”军事政变，到2017年11月的黄衫军(人民民主联盟)围攻曼谷国际机场，到2017年4月的红衫军扰乱东盟峰会会场，再到现今的“4・10”惨案，泰语专业论文，泰国的政局动荡始终无法彻底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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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局持续动荡的原因何在?从具体因素来看，前总理他信・西纳瓦的腐败问题，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城乡分化的社会矛盾，无疑都是阻碍泰国政治和解的重要原因。但是，仅此并不足以解释迄今已持续四年并还将延续的政治动荡。那么，根源究竟何在?国家发展道路之争。
2017年，泰国政变军方在废除1997年宪法后重新颁布宪法，其中的重要变动之一，就是将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所倡导的“知足经济”观念写入宪法，作为泰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军方此举，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泰国政治乱局的重要线索。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经济发展遭受重创。面对全球化所蕴含的风险与机遇，泰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两条泾渭分明的发展道路选择：
一条是普密蓬国王提出的“知足经济”道路。其政策含义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自给自足”体系，即在家庭、乡村、地区、国家的各层次构建自助的生产一消费体系，从而提高对外部风险特别是全球化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其二是“适度知足”理念，即在满足个人生存需要之后，摒弃对物质消费主义的贪欲，转向佛教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另一条石前总理他信提出的“他信经济”道路。主要体现为“双引擎”战略：对外开放，主张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开拓国际市场，避免以往单一依靠欧美市场所产生的波动风险；对内改革，主张开拓农村市场，通过“百万乡村信贷”计划、“一村一特产”计划、“资产化资本”计划、“农民债务缓期偿还”计划等方式，为农村地区提供发展资金和项目，从而促成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融入全国甚至全球大市场。
可见，两条发展道路在应对全球化的风险与机遇方面，存在彼此对立的选择。“知足经济”主张通过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抵御全球化风险，为此不惜将机遇拒之门外。“他信经济”则主张利用全球化机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并通过国际国内的市场拓展和货物、资金与人员的自由流动，以消解和分散风险。
泰国各派政治力量基于各自的政治权益和发展预期，围绕不同的道路选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角逐和较量，并逐渐陷入2017年以来的“反他信”阵营与“挺他信”阵营的对抗僵局。
政治力量的博弈
目前，活跃于泰国政坛的主要有五派政治力量：王室―军人集团、传统产业集团、曼谷中产阶级、地方家族―政客集团、新兴产业集团―草根群体。尽管各派之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错综复杂，但是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大体可分为前四派的“反他信”阵营，以及新兴产业集团一草根群体的“挺他信”阵营。
1 王室―军人集团
20世纪60～80年代的泰国军人威权时期，王室与军人集团之间形成密切的联盟关系。枢密院作为国王的私人颐问机构，逐渐成为联络王室与军方的枢纽。现任枢密院主席炳・廷素拉暖，曾于80年代以陆军司令的身份兼任总理，不仅是深得普密蓬国王信任的铁杆保皇派，而且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称为“炳爸”。此外，不少军方高官在退役后，也会临时或长期供职于枢密院，从而有效的巩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
尽管在1992年的“五月流血”事件之后，军人集团就退出了国家权力的角逐，但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关于王室―军人集团而言，他信派系的政治威胁来自于两方面：其一是他信的“军队国有化”目标，试图以控制军费预算和军官升迁(比如他信的堂兄就连升三级登上陆军司令的宝座)的方式，迫使独立的军人集团依附于新兴产业集团。其二是“他信经济”道路将会瓦解农村的自然经济体系，泰语毕业论文，弱化传统文化价值观，从而动摇王室―军人集团的社会权威的根基。比如，在2017年泰国大选期间，不少草根群体甚至高呼“他信万岁”，这在以往是国王独享的尊荣。
于是，在2017年的反他信政治运动中，军方在王室的支持下，时隔15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军中亲他信派系的官员遭到清算，被调离重要岗位。随后，军方主持草拟颁布2017年宪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党和选举改革，旨在从制度层面Nil=他信派系的东山再起，并将“知足经济”准则写入宪法，以此指引国家的发展方向。
2 传统产业集团
泰国的传统产业集团是在军人威权时期发展起来的，与王室和军方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由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得到国家进口替代政策的支持和鼓励，长期受国家贸易壁垒的保护，因此除少数公司通过产业Yt-~t适应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需要之外，多数行业和公司都难以应对严峻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他信执政期间的对外开放政策，已使得为数不少的传统行业陷入困境。比如，泰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有关开放泰国奶制品市场的规定，就使得泰国本土的奶制品行业压力倍增。
作为传统产业集团的重要代言人，有着60多年历史的民主党在反他信问题上始终立场坚定。2017年阿披实执政后，反复强调遵循“知足经济”理念，要求强化对全球化风险的防范。尽管在政治惯性的影响下，阿披实政府还在缓步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但早已失去他信执政时期的锐意进取态势。
3 曼谷中产阶级
泰国长期以来一直推行“重城市，轻农村”政策，占全国总人口不足10％的曼谷中产阶级，始终是泰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受益者，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却与发展红利无缘，反而要承担沉重的发展成本――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农产品收益下降等。尽管曼谷中产阶级不时发出关注农村民生的呼吁，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粗鄙的外府人”的居高J临下的布施心态，而非诚意放弃早已习惯了的“螂沛发展特权”。
关于“他信经济”道路所倡导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曼谷中产阶级有着深切的畏惧感。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逐渐失去政府的庇护，不仅会面临国际高端人才流动的压力，而目会遭遇国内农村劳动力的低端竞争。曾经在80年代外向型经济中受益匪浅的曼谷中产阶级，在21世纪初的道路选择上表现的相当保守，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和保持近况的“知足经济”道路，而不是积极应对变革的“他信经济”道路。当然，他信派系在改革道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导致曼谷中产阶级反弹的重要原因。比如，他信为推进行政机构的改革和精简，实现新兴产业集团对官僚体制的掌控，鲁莽地将教师从公务员序列中剥离，使其失去了原有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从而招致了知识精英的强烈不满。 作为曼谷中产阶级的民意先锋，黄衫军在反他信运动中的立场相当坚定。不过，由于在2017年军方制宪和2017年民主党执政期间，黄衫军都未能得到相应的政治回报，使其与“反他信”阵营逐渐离心离德，虽在反他信的问题上尚能保持一致，但已自立门户成立新政治党，试图走出一条街头政治与国会斗争相结合的从政之路。
4 地方家族―政客集团
泰国的选举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客本位，而不是政党本位。地方家族通过遍布乡村的“票头”网络，通过人情关系、金钱赎买、甚至暴力威胁的手段垄断选票，使得为数不少的国会议席都被贴上了地方家族的标签。尽管在1997年宪法引入“政党名单制”――选民投票给政党，获得的议席根据政党事先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分配――的选举制度后，政党相关于“选区制”地方议员的弱势地位有所改变，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泰国中小政党的“掮客政党”特性。
关于地方家族―政客集团而言，无论是“知足经济”道路还是“他信经济”道路，都是利弊共存。前者有利于维护其既得利益，但发展空间有限；后者有助于攫取更多的利益，但也会面临转型压力。因此，地方家族―政客组成的中小政党，在目前的道路之争中缺乏明确的立场，更倾向于通过投机方式寻求短期收益――2017年，各党与民主党联手抵制泰爱泰党；2017年，各党与(泰爱泰党被取缔后成立的)人民力量党联合执政，压制民主党；2017年，各党与民主党联合执政，对抗(人民力量党被取缔后成立的)为泰党。关于中小政党而言，最为理想的状态是民主党与为泰党的长期对峙甚至两败俱伤，使得他们能够趁机瓜分更多的财政预算。
5 新兴产业集团―草根群体
新兴产业集团形成于8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依靠高新技术和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得益于股票市场的井喷式发展，他们在数年内就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初步拥有了与有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传统产业集团和地方家族相抗衡的实力。但是，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依赖于市场的迅速拓展。在实践中，无论是国内农村市场的启动，还是海外新兴市场的开拓，都迫切需要国家政府的全力支持，但是，90年代动荡的中小政党联合政府，却是既无心也无力满足这一需要。于是，作为新兴产业集团的代言人，曾经的“电信巨子”他信弃商从政，于90年代中期步入政坛，并于1998年成立了泰爱泰党。
尽管新兴产业集团有着雄厚的政治资金，但在人脉方面却难以与传统产业集团和地方家族相比。因此，他信派系在一部分曾经的泰共成员的引导之下，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信一方面提出“草根政策”，承诺切实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利用雄厚资金在全国农村建立支部，开展基层动员和宣传，与地方家族势力争夺农村选票。2001年大选中，新兴产业集团“资金”与草根群体“选票”的联盟初见成效，泰爱泰党一举成为泰国第一大党，并牵头组阁。2017年大选中，泰爱泰党大胜，横扫众议院3／4的议席，他信成为首位连任的民选总理，并组建了首届一党政府。2017年大选中，人民力量党胜出，拥有近半议席，牵头组阁。目前，屡遭重创的他信派系(为泰党)，依然是众议院第一大党，拥有超过三成的议席，并在补选中连连胜出。这也是红衫军始终要求重新举行大选，坚信为泰党能再次执政的信心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他信“草根政策”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巨额的财政补贴，而在于通过政府的财政倾斜与政策扶持，实现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型，从而彻底改变原有的“城市―农村”二元体系。相比之下，主张“知足经济”理念的阿披实政府，尽管也提出了农村的财政补贴计划，但在农村的市场化与资本化方面，却以农民不宜负债过重为由，明显放缓了改革步伐，因而难以为迫切要求根本性改革的草根阶层的认同。
艰难的妥协之路
王室的社会威望、军人集团的武力威胁、曼谷中产阶级的舆论压力与街头政治、地方家族―政客集团的贿选网络、传统产业集团的人脉与资金、新兴产业集团的雄厚资本、草根群体的民意选票和街头暴力，都已成为砝码置于泰国政治斗争的天平之上。这是一场国家发展道路之争，事关各方政治―社会力量的切身利益和发展前途，因此必难达成妥协。无论是军方政变后颁布2017年宪法，还是2017年人民力量党执政后的修宪动议，都在争取“赢家通吃”的目标，结果引起对立阵营的全面反弹。
不过，从近百年的现代史来看，泰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中，具有宽容和妥协的佛教特性。在历史上，王室、军人集团、地方家族―政客集团、曼谷中产阶级之间，都有过严重的政治冲突和道路之争，甚至爆发过流血冲突和内战，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和妥协，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之间形成独特的共存与平衡。
因此，有理由期待泰国各派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达成折衷性的道路选择，但其过程必然艰难，甚至还会继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不祥气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