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的发展，而那些守旧的政治文化，则有碍于政治的发展。“文化是制度之母”，本文以泰国为例，探索泰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影响，略论泰国文化何以有碍其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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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国 政治文化 政治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泰国现今的曼谷王朝，是个拥有着200多年悠久历史的王朝，从固步自封到打开国门与西方打交道、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从绝对的君主专制到立宪君主制的确立，曼谷王朝经历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在封建王朝纷纷垮台倒地，东南亚国家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之时，曼谷王朝却仍能延续其传统，并利用其娴熟的外交技巧而使泰国免于沦为西方殖民地之时，我们不得不为其顽强的生命力感到惊奇。
1932年，泰国爆发了一次推翻君主专制的立宪革命，自此泰国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民主化时期。然而自1932年以来，泰国却经历了长时期的军人统治，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政变。从1932年自今，泰国已发生了20次军事政变，平均每3.7年就发生一次，是政变高频率发生的国家之一，而且每一次政变的发生几乎都要颁发一部新宪法，以显示新政府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泰国的宪政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从1932年到2017年这75年间，泰国除了军事政变不断刷新记录外，在民主政治发展上却毫无建树。从1932年起，虽然各届政府都自诩为“民主制度”，但是，泰国人，特别的政府官员，还没有从旧统治制度的合法性的框架中走出来[1]。那么在这漫长的70多年时间，在泰国经济已取得高速增长的时期里，泰国政治为何仍止步不前？这不得不引起了我们疑惑与深思。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是一个国家乃至个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体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行为习惯与价值取向，就可以厘清一些看似矛盾却符合其文化传统的行为。这样，文化在了解某一国家的行为与政治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影响--泰国亦不例外。因此本文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泰国在经历了70多年的“民主实验”以及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政治缘何依然如此地低度发展。对泰国政治的低度发展虽然也有不少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略论，但很少有人从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予与解释。因此，本文应用政治文化因素来解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促进的抑或阻碍的影响。
用政治文化来略论泰国政治的发展，关于了解和掌握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很重要的，而且这关于本文此后的略论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论述泰国政治文化背景之前，我们首先来厘清一下本文所要论述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这两个概念。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是，政治文化，即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它是一个民族在其特殊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并对该社会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以及对法学的反应发挥着重要影响。[2]对于政治发展的含义，从狭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结构、体制、功能和运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如从习俗、惯例、传统治理向法学、制度治理的转变，从政治、行政合一的体制向官僚行政体制的变迁，从全能、集权政府向有限、分权政府的转化等等。政治学探讨的政治发展，主要是集中在狭义的概念，即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3]厘清了这两个概念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
二、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
关于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本文拟在两个方面对此进行研讨，一是历史传承，一是宗教作用。每个文化都有其历史性，是由历史沿袭下来的传统，因此了解其历史就是了解其政治文化演变的线索，这关于把握其政治文化发展的脉络是很重要的。至于宗教则是其文化哲思的反映，不管这种宗教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它都要适应于一定的本土文化。宗教上的这种哲理文化，不仅能给予人们一种精神上的依托，亦能给予人们解释某种东西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把这种理论作为人们的行事准则。因此，宗教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宗教文化是了解某一文化的钥匙。从历史传承和宗教作用两个方面来了解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是本文的两个基本探讨途径。
1、历史传承：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讨论1782年以降的曼谷王朝的文化传承。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虽是从吞武里王朝（1768—1782）手里夺过来的，但其政治文化则是从阿瑜陀耶王朝（1369—1767）的废墟上延续而来的，深受阿瑜陀耶王朝的各种政治文化的作用。其中作用最突出的就是家长制准则。国家被看成是家庭的扩大，而国王就是这大家族中的家长。这一准则扩大下去就是各地方官员不仅是各地方的统治者，也是各地方的家长。这种家长制在实施统治过程中，需要确立“家长们”的权威，以使上层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执行。
其次，曼谷王朝延续了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神权观念，把国王等同于宗教神明，国王被视为湿婆神和佛陀的化身，树立了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样曼谷王朝把对神的崇拜演变成了对国王的崇拜，并规定国家的一切法学、命令均由国王颁布，全国的行政事务都要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处理，国家大事须由国王亲自裁决。任何人都不得平视国王，见到国王时须行俯伏膜拜礼，强化国王的神秘性与权威。此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曼谷王朝还恢复了封建等级制，按照官员职位的高低赐予不同的爵位，如最高等级的爵位为昭披耶（Chao pya），其后依次为披耶（Phra）、銮（Luang）、坤（Khun）、曼（Man）等爵位。不同的爵位授予不同的田数来作为官员的薪俸，这种制度亦称为“萨克迪那制”（Sakdi Na）或“食田制”。通过这一制度封建王权确保了下层社会向上晋升的通道，也让社会等级鲜明有序，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王权的集中。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再加上家长制与神权的结合，这就演变成了现代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专制独裁主义。 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在外部的压力下，泰国开始与西方国家签订一系列条约，打开国门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并开始着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蒙固王（1851—1868）与朱拉隆功国王（1868—1910）两代国王的努力下，泰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涉及社会、经济、行政、财政、军事、教育、法制、宗教等内容。朱拉隆功国王曾认为，国王的权力应保留原规定中确实可行的部分，放弃一些离奇的提法，如称国王为“生命之王”。抹去了其王权上的神圣光环[4]。不仅打破了国王神圣不可接近的陋习，还废除了封建等级的“萨克迪那制”，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泰国向近代政治体制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使泰国免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是，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作为只有外部压力而没有内部因素刺激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君主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依然不受法学的制约。1932年后，泰国政治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但其本土的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政治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观念中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注定了泰国民主政治此后的磕磕绊绊。
2、宗教作用：泰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小乘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因此泰国又有“黄袍佛国”之称。宗教在泰国的作用是根深蒂固的，泰国学者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说：“探讨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探讨。从根本上说，泰国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宗教。” [5]早期的小乘佛教在泰国虽占统治地位，却也融合进了大乘佛教和印度教的一些因素，以及本土文化的一些因素如祖先崇拜等，因而泰国的佛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小乘佛教的主导思想是劝导人们行善和积功德，其核心是“业”。认为个人得救主要就是他的“业”，今生受的苦即是前世造的孽；而今生的行善积德，则为将来进入涅槃世界打下了基础。在泰国，每个人都要到寺院去出家为僧一段时间，出家为僧是泰国人行善积德的一种方式。佛教对“业”的倡导使得人们注重的是现世和将来，而关于过去则很少在意。佛教强调“人生皆苦，苦因无知”，摆脱无知的措施就是求知于佛陀。因而佛对芸芸众生是不存在歧视的，只要你肯向善、肯求知于佛陀，那么你就会得救。佛教思想的业（Kamma）①整个地作用了泰国人的世界观，并注入了两股有些自相矛盾的思想。根据佛教的轮回说，一方面，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前世的业，但另一方面，人们在很多方面又可以掌握他们自身的命运，因为一个人今生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的业。……因而在泰国，行善积德被认为是明智的，而行恶则被认为是愚蠢的。[6]这种业报轮回说它倡导人们去行善积德，而又对近况的困苦归因于个人前世的孽和不信佛，因而把大众的视线从政府的过失上移开，并加强对个人的内审和行德，形成了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正是这种宗教作用，使人们有了一种精神上的依归和安慰，人们把所有的磨难和不幸视为当然，只有今生的积极向善，将来才有获救的可能，因而佛教也就成为解救他们苦难的唯一希望。依据佛教的学说，那些处高位者之所以能处高位，是由于其前生的“业力”修来的，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恭顺地对待有权位的人。正是这种消极的宗教观，使人们形成了对王权的敬畏和对权威的顺从，造就了人们对政治态度的冷漠和消极，加上权威主义的存在，使人们更易于听从那些具有更高的“业”的人来使唤，形成惯于服从上级和不敢反抗特权的习惯。这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佛教思想的“业”，导致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极低，加上传统上形成的对权威的认可，使人们在政治参与态度上，表现出顺从和逃避的倾向。长期封建体制的压制和权威观念的熏陶使普通百姓的政治逃避成为惯性选择。[7]由于对威权的敬畏和对政治的逃避，以及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使得人们不问有权的人权力是怎么得来的，只要他有权，他就是合法的理应受到尊敬。这也就是泰国军事政变屡屡发生，而人们又甘于忍受政治独裁，并且每次成功的政变者都宣布其政变是合法的原因之一了。由于佛教和平主义的作用，他们反对冲突、流血，强调温良恭谦让，与人为善，避免为难他人和损害其尊严。这些妨碍了对政府的批评。凡此种种，都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8]
三、政治文化与泰国的政治发展
1932年政变是泰国划时代的事件，这次政变改变了泰国的绝对君主专制，确立了君主虚位的君主立宪制。从此泰国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漫漫长路。然而1932年以来，泰国历届政府特别是文官政府极不稳定，军人政变或文人政变频频发生并导致了军人的长期执政。这里固然有泰国民主制度不成熟的原因，当然也有其文化阻碍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下面本文就政治文化对泰国政治的作用与泰国政治发展做进一步的略论。
1、政治文化对政治的作用：正如本文第二节所略论的那样，政治文化传统与宗教文化传统的作用在泰国是根深蒂固的，它作用着泰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本文在这里讨论政治文化因素，认为政治文化中固有的价值观念是作用泰国政治发展的关键，但同时并不否认其它因素如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政治发展所起的重要性。
在泰国，君主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再加上家长制和君权神化，自然就需要一种专制独裁和忠君、服从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形成上级的集权和下级为了寻求保护而依附的裙带关系。而现代民主制度则要求分散权力，要求对事不对人的负责任态度，这种制度的建立是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这与泰国现有的政治文化明显不符。泰国在1932年政变后，没有相应地在其他方面发展着民主政治的配套方法，如加强民主教育、改革官僚体制、建立三权分立、促进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改革，还保留着封建制的残余，这种只在行政与制度上层进行移植西方的代议制和选举制，泰语论文范文，而在其他相关方面并未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变，也就注定了泰国民主制的先天不足。泰国的民主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制度，却又未能相应地教育大众，改变泰国固有的忠君和等级文化，使得政变领导者脱离了人民大众，使人民大众觉得政权的更迭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关系，领导者的更换只不过是上层人物的事，对他们来说谁当权都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下层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他们也就觉得通过选举或政变产生的领导者，都只不过是在“玩政治”罢了。这样每当大选来临时，当各党派候选人纷纷造势拉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来宣传竞选纲领，忙得一派不亦乐乎时，大部分选民却都往往无动于衷，他们认为大选唯一能给他们的好处就卖票拿钱，因为他们知道大选结束后，那些政党是不会真正地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的，选举只不过是那些政客们的政治秀而已，选举过后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得照常。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泰国的选举中，贿选、舞弊、卖票行为为什么会如此地猖獗了。 正如第二节所略论的，泰国固有的政治文化是不利于民主制的发展的，民主制度在西方拥有一套完善的配套制度和相应的文化，但移植到泰国后却“桔生淮北则为枳”。由于文化因素与政客们价值观念取向态度的不同，使得西方民主制度在泰国水土不服，泰国前总理沙立（1958—1963）曾露骨地指出：“泰式民主应该是根植于泰国土地上的，由这块土地上的阳光和雨露滋润而繁茂的植物。她结出的果实应当是芭蕉、芒果、红毛丹、山竹和榴莲，而不是苹果、葡萄、李子或是栗子”。[9]由于政治文化观念的不同与政客们的有意误导，使其专制行为看似合乎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却以延缓泰国政治现代化为代价的。没有相应政治文化的变化，这种从古老文化中孕育出民主的转变谈何容易，因为“文化乃是制度之母”！[10]只有政治文化的相应转变，民主制度在泰国才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民主这种东西并不是只要制订了合适的法学就可以轻易得到的。它要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得以繁荣，否则就难。”[11]作为一套传统的民主制度，并不像一台机器那样简单。机器的要素是各个部件，只要设计合理，精心维护，机器就能像预期的那样运转。而执行制度主体的是人，有思想的人显然不同于机械部件。因此，转变思想，调整价值观念，关于民主制度的运行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调整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应力，并不等于全盘否认传统的政治文化，泰国的传统文化有其滞后性的一面，也有其适应现代性的一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保存其合理的，对政治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一面；扬弃其落后的具有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这样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在泰国发挥其应有的影响，才能结出适合泰国这块土壤的果实。在这方面，亚洲日本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应该是泰国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2、泰国的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促进或阻碍的影响，反之亦然，政治制度越完善与世界融合度越高，就会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解除政治文化发展的束缚；而政治越保守，与外部世界越隔离，则会使政治文化趋于保守僵化，阻碍社会的发展。有一位智者说的好：“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影响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12]
蒙固王和朱拉隆功国王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使泰国朝现代化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虽然改革是以传统寺院教育作为基础的，是从维护传统道德、宗教的影响出发，认为“过分教育”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而大部分男孩只需要最基础的教育，读、写、道德、煮饭……这些都可以由寺院和父母教给，只有那些今后进入政府部门或从事商务的才是例外[13]。虽然改革有种种缺陷，但改革毕竟扩大了泰国与西方的交流，使得一批批有识之士走出了国门，接受近现代西方教育的思想，冲击了现有的文化传统，使泰国文化注入了一批新鲜血液。受西方教育的人越多，也就越不满泰国政治的停滞不前，要求改变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呼声也就越高，最终导致了1932年政变。但此时泰国的工业化还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也没有独立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冲击旧有的传统文化。因此为了维护其地位和精英统治，政变领导者不得不倾向于保守和寻求传统政治文化的庇护，他们引入了西方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但却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这些都是泰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传统的旧势力过于强大的缘故，这也为此后的军人执政和实行威权政治找到了合乎传统的借口。泰国在6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作为代价的，压制了泰国国内的政治发展。于是忍无可忍的人们在1973年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是泰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大众参与的，公开对上层领导人的权威提出挑战，这次激烈的碰撞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过去对权威认可的理解，从个人权威的合法性开始向现代公职权威的合法化过渡， 民众政治参与意识逐渐苏醒， 民主观念开始雕琢、冲击现有的政治体制本身， 在此后的10多年里泰国政治进入半民主时期。80年代泰国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一些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使人们抛弃了一些传统的观念与文化包袱，并出现了一些独立的政治力量（如中产阶级、NGOs等），单一的社会结构逐渐向多元的社会结构发展，社会现代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直到1992年以后，泰国的政治才进入政党政治时期，政党政治才获得相对平稳的发展。但即使如此，泰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威权思想在泰国的政治领域里，依然十分普遍。而“政治发展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彻底现代化。”[14]从这个角度来看，泰国的政治发展仍然是非常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路漫漫兮，泰国的政治民主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四、小结
政治的发展与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因素是慢变因素，而政治因素则是快变因素，制度的可变性远远超过文化的可变性。[15]任何政治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它作用着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因此，短时期内要改变这种文化传统是非常困难的。而转变政治制度则相对容易些，只要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变革必然会带来政治制度的变迁，再加上相应的政治文化转变，政治制度就得以存续，否则，政治制度就会水土不服，政治发展也就形成一句空话。只有当政治制度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文化，冲击那些过时的传统文化，并使旧有的政治文化不断得到扩充和容纳新的事物时，传统的政治文化才能得到浴火重生，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信仰等方面才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又为政治发展扫清了障碍，进一步推动政治制度的变迁。这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才能走上一条良性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 佛语羯磨是梵语：Karman和巴利语：Kamma的音译，汉译为业、事、所作、作法。
[1] [泰]亭攀·纳卡达：《论泰国的民主》，罗科同仁印务有限企业，2000年，第45页。转引自任一雄：《传统文化的张力与泰国威权政治的前景》，《学术探究》，2002年第2期，第43页。
[2] 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主编：《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1—362页。
[3] 同上，泰语论文范文，第317—318页。
[4]《朱拉隆功对于国家行政改革的演讲词》，《东南亚历史译丛》，1982年第2期。转引自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0页。
[5]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马宁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21页。转引自贺圣达前揭书，第240页。
[6] Robert Slagter、 Harold R.Kerbo ed.： Modern Thailand，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0. P.6。
[7] John L.Girling， Thai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8。
[8]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9] [泰]《泰式民主》，曼谷初猜特微出版社，1965年，第65页。转引自任一雄：《沙立的民主尝试及其‘泰式民主’》，《东南亚》2001年第3期，第16页。
[10]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影响》，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11]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文化与民主》，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前揭书，第143页。
[12]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前揭书，前言《文化的影响》。
[13]贺圣达前揭书，第381页。
[14]陈晓律、李国民：《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略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62页。
[1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