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泰国局势受到街头政治的严重困扰，这种现象从政治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从泰国国内因素来看待目前街头政治的发展逻辑，这种街头政治是由于国内的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社会阶层对立和对立政治话语等共同起影响的结果。通过略论这些因素在泰国国内的表现及其与泰国街头政治的内在逻辑联系，能够加深我们对泰国街头政治发展的理解，从而采取有力方法力求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 第四阶段，民主党主席“阿披实上台”事件，引起了“红衫军”的街头抗议运动。2017年12月15日，阿披实在国会下议院举行的总理选举中以235票当选泰国新总理，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阿披实的上台使“民盟”支持的力量开始执政，于是“红衫军”开始了又一次的街头示威活动，要求阿披实辞职，重新进行大选。2017年1月31日，约3万名“反独联”支持者在首都曼谷市中心集会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阿披实在15天内解散国会下议院、加快对2017年占领曼谷机场的民盟领导人的诉讼进程、解除支持民盟的外长甲西的职务等要求，但遭到副总理素贴的明确拒绝。3月26日，数万名“红衫军”再次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示威活动，并包围了总理府。4月7日，“红衫军”在泰国海滨旅游城市帕塔亚举行反政府集会，抗议在当地举行泰国的内阁会议。4月8日，“红衫军”又在曼谷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提出三点政治要求：总理阿披实辞职；国王高级顾问炳・廷素拉暖和包括前总理素拉育在内的另外两名枢密院大臣辞职；进行民主改革。第二天，阿披实全国电视讲话，拒绝“反独联”的要求。[ 陈建荣：“2017年泰国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东南亚探讨》，2017年第2期，第44页。]2017年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是4月10-11日“红衫军”大闹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导致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和高官无法按照日程进入酒店会议中心，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本届东盟峰会因安全问题延期。4月13日，阿披实发布命令，决定成立紧急状态法执行指挥部，实施紧急状态法。示威者与军方发生冲突，造成77人受伤。14日中午“红衫军”领导人宣布停止此次示威活动，抗议者逐步撤出示威地点。 第五阶段，“没收他信家族部分财产”事件导致“红衫军”发起向政府“摊牌”行动。2017年2月26日在对他信家族的财产判决中，法官批准泰国政府没收“他信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460亿泰铢（约合14亿美元），这一判决成了“红衫军”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3月14日中午，十万多“红衫军”在曼谷举行大规模示威，向阿披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24小时内解散国会下议院、重新举行大选。15日，阿披实予以拒绝。为逼政府妥协，红衫军甚至抽取示威者的鲜血，泼洒到总理府门前。这次由“红衫军”掀起的街头抗议活动从3月份开始逐渐扩大，到5月中旬达到高潮，其间政府和“红衫军”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了80多人死亡和1800多人受伤。5月19日阿披实政府在军方的支持下，用武力驱散了“红衫军”的抗议运动并逮捕了部分领导人。“红衫军”在被驱散的过程中，为了发泄内心对政府的仇恨，出现了打、砸、烧等违法行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 目前，泰国局势进入了一个“街头政治”的怪圈：精英阶层上台执政，会遭到草根阶层红衫军的不断抗议；草根阶层的代表上台执政，便会遭到精英阶层黄衫军的反对，两大势力的街头抗议交替进行。泰国政治动荡的背后，所折射的是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故而，如果未能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妥协，那么任何强硬的政治举措，都很难从根本上化解目前泰国的政治难题。[ 周方冶：“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第25页。] 三、泰国街头政治：社会革命还是社会运动？ 在政治社会学中，社会运动、社会革命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它们分别指涉不同类型的活动。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行为。而革命（revolution），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 有关社会运动的更多文献可参见：Kenneth Andrews,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Mississippi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War on Poverty, 1965 to 1971,” American Social Review, Vol.66, 2001;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ohn H. Evans, “Multi-organization Fields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Frame Content: the Religious Prochoice Movement,” Social Inquiry, Vol.67, 1997; Sandor Halebsky, Mass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西德尼・塔罗在其专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中对社会运动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指出斗争政治的产生同那些自身缺少资源的社会参与者由于变化的政治机遇和限制而受到的刺激有关，表现为普通民众（经常与较有权势的公民结盟）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对立者。在紧密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激励下，斗争政治将造成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其结果就是社会运动。[ 王冲：“分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东南亚探讨》，2017年第6期，第29页。] 纵观近年泰国的街头政治抗议可以发现，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比较符合社会运动的内涵指标。首先，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数众多，动辄几万、十几万。例如，2017年2月“民盟”反他信政府的示威活动，参加抗议的人数曾多达5万。2017年10月“民盟”反沙玛政府的示威活动人数达到了10万。而2017年3月，“红衫军”反阿披实政府的示威活动参加的人数也有十多万。其次，抗议活动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并且“有着自己的社会运动组织网络”。[ Florence Passy, Macro Giugni, “Social Networks and Individual Perceptions: Explaining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Vol.16, No.1, 2001. p. 127.]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有一个领导核心，运动在领导核心的指挥下运行。“黄衫军”的领导人物有林明达、占隆等人，而“红衫军”的领导人有纳塔武、卡迪亚・萨瓦滴蓬等人。最后，抗议的目的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活动来寻求或反对社会变革，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超越了现有制度的框架，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外行为。 “黄衫军”和“红衫军”街头抗议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造，事实上，他们在抗议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缺乏具体意识形态的指导，只是希望当局能够执行或者改变一种政策来实现集团自身的利益。虽然在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流血事件，也有个别抗议者使用武力来对抗政府的行动，但是抗议活动的主流仍然是非暴力的，出现流血事件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而诱发的。他们在抗议的过程中也喊出了要求现政府下台或集体辞职的口号，但是并不要求改变现有国家政体的性质，所以近年来泰国的抗议活动只能算是社会运动而不符合社会革命的内涵。 四、社会变迁中的阶层矛盾和对立话语： 泰国社会运动的发展逻辑 社会学有关社会运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的发展有什么规律，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则被体制化了。[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页。]本文认为导致泰国从2017年初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运动的因素是他信政府的改革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变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泰国的草根阶层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并导致双方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在对立政治话语的刺激下，为了维护阶层的利益，各方便通过街头社会运动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社会变迁指的是由于社会改革所引起的经济发展、人口迁徙、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别逐步显现的过程。2001年2月9日，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泰爱泰党赢得下议院选举后成功组阁，他信当选为泰国新一届总理，泰爱泰党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泰国第一大党，并形成一党独大之势。[ Darryl S. L. Jarvi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aksin’s Thailand: An Interim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Vol.42, No.2, 2002, p. 297.]以此为基础，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2017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赢得了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的377个席位，从而开始了该党单独执政的他信总理的第二个任期。他信在第一届任期开始的时候即表示：“这届政府是新时代的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将加强教育科技和探讨开发，将通讯技术应用于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以创新思维和新的公司模式跨越数码鸿沟。”[ 张锡镇主编：《东亚：变幻中的政治风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内容涉及泰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泰国逐渐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政治发展也较为稳定。[ Michael J. Montesano, “Thailand in 2001: Leading to Live With Thaksin,” Asian Survey, Vol.42, No.1, pp. 90-99.]他信改革涉及的两个最重要领域分别是经济领域的“草根政策”和政治领域的改革。针对泰国农村不发达和城乡分配不均的近况，他信在改革过程中对农村实施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其中作用最大的四项举措分别是：“乡村基金”计划、“三年缓债”计划、“一乡一产品”战略和“30泰铢治百病”计划。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得到实惠，“他信的施政路线可以说启动了对泰国旧利益格局的一次强硬攻击，并可能为泰国催生出大量的新生中产阶级”。[ 杨值珍：“红衫军运动与泰国政治现代化”，《江汉论坛》，2017年第2期，第143页。]“草根政策”的提出与贯彻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泰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不仅有效提高了农村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而且也为他信新家族资本集团赢得了农村选民的广泛认同与拥护。[ 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17年第7期，第35页。] 他信在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对泰国的政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合并政党、整合政治资源。由于泰国长期受到威权体制的统治，政党政治很不完善，小党林立，派系复杂，这不利于文人政府的统治。为了巩固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地位，他信凭借强大的财力优势逐渐吞并了许多小型的政党和派系，为巩固泰爱泰党的执政地位奠定了基础。其次改革官僚制度，强化行政控制能力。2002年6月，在他信力主之下，国会通过了《对于行政改革条例》和《对于政府机构改革条例》的草案，并于当年10月起执行。[ 陈利：“从泰国前总理他信治国政策解读泰国政治风波”，《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7期，第36页。]这两项法案旨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层面瓦解官僚集团的政治作用力。他信倡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削弱了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和政治作用力，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但同时也招致了整个官僚集团的怨恨。[ Alex M. Mutebi, “Thailand in 2002: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sian Survey, Vol.43, No.1, 2002, p.107.]最后改革军队，将其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他信上台后，为进一步巩固统治，着手对军队进行改革，在军队安插亲信，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另外加强军队的职业化，以警察取代军队的安全职能，这也招致了部分军官对他信政府的不满，“曼谷的政治精英害怕失去权力、财富与作用力，这促使他们发起一场规模浩大的针对他信的政治运动”。[ Pavin Chachavalpongpun, “Diplomacy Under Siege: Thailand’s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1, No.3, 2017. p. 450.] 此外，王室对他信当政期间的表现也颇有不满。由于泰国的君主立宪制之下，国王缺乏直接干政的途径，难以成为政治格局的主导者，因此，如果要维持王室的政治地位，唯有通过作用主导者的方式间接干政。[ 李文、赵自勇等著：《东亚社会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泰语论文，2017年，第281页。]于是，泰国王室的政治地位，也就与国王对政治格局主导者的作用力密切相关，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普密蓬国王在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对立中所起到的制衡影响。越是分散而相互制衡的结构，越是有利于国王在其中发挥稳定器的影响。二是普密蓬国王在农村的政治根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普密蓬国王频繁游历整个泰国，了解泰国各个阶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所面临的问题。[ [澳]约翰・芬斯顿主编，张锡镇等译：《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2页。]国王爱民如子、经常从政府拨给王室的经费中拿出很大部分用于修水利、建电站、办合作社以及用于助学救灾等事业。由于普密蓬国王为泰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备受泰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信上台后对这两个因素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首先，他信执政时期实现了泰爱泰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他信的政治势力开始主导泰国的政治格局，这不利于国王在分散的各派政治势力中起到制衡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削弱了国王的政治作用力。其次，他信在农村实施的“草根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这对王室的基层支持率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另外他信在一些场合言行也过于傲慢，例如2017年4月，他信在玉佛寺举行积德仪式的时候，坐在了通常只有国王才能坐的椅子上，被指责为企图篡夺国王的权力。于是当反他信的“黄衫军”在“我们爱国王、我们为国王而战”的口号下结成政治同盟、甚至采取违法行动时，国王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信的改革，使泰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农民阶层得到了实惠，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官僚和中产阶层受到了限制，政党政治得到了强化。他信的改革在受到草根阶层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官僚和中产阶层的反对，“然而他信依靠众议院的压倒性优势，对媒体的批评和街头示威的要求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使得城市精英话语权极度弱化，导致中产阶级的不满”。[ 陈利：“从泰国前总理他信治国政策解读泰国政治风波”，《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7期，第37页。]此外，他信执政后期十分霸道和贪婪：以权谋私，大搞金钱政治；一党独揽政权，压缩其他党派生存空间；在与王室之间的关系上，他信的很多行为也引起王室的不满。这些导致军方、官僚、中产阶级结成牢固的反他信联盟。[ 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探讨》，2017年第5期，第24-26页。] 草根和精英阶层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了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各方往往通过话语来争取自己的盟友，并利用话语来诋毁自己的对手，使自己的行动看起来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黄衫军”进行街头抗议要求他信下台的时候，就积极营造对自己阶层有力的政治话语，他们把他信说成是“贪污犯”、“大独裁者”以争取社会对他们街头政治运动的同情和对政府的怨恨。而当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起来反对阿披实政府时，也利用自己的政治话语把阿披实说成是“特权阶层之子”、“并非民众选出来的总理”。正如在“红衫军”示威队伍的一位退休教师所说：“阿披实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他在国外生活和学习，他对泰国一无所知。”“红衫军”领导人纳塔武也曾说：“如果阿披实依旧顽固不化，即使他的手不沾上血，他的脚也会沾上血和我们的诅咒。” 泰国的政治文化对社会运动中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影响。泰国奉行的是一种庇护制的文化，核心是上层对下层的庇护和下层对上层的忠诚，即“一个有一定财富和权力的人，允诺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后者成为其附庸，以忠诚、感恩的态度对恩主提供支持作为回报”。[ 庄礼伟：《地球屋檐下：对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1页。]这种依附型社会关系在泰国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网络，并基于利益交换而存在。[ William A. Callahan, “Social Capital and Corruption: Vote Buy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ailan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3, No.3, 2017, pp.495-508.]这种利益交换导致了不同集团的效忠对象是不同的，关于同一个人，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描述，这种话语一旦被运动的领导者利用起来，就有可能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对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催化剂的影响。 泰国目前的矛盾不在于谁执政，而在于社会的分裂，而社会分裂的原点，即便不直接说是他信，至少也是从他信执政开始的。他信的一系列草根政策恩惠了广大农民，但其一系列未曾兑现的承诺也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及富商集团的利益。泰国一些没有党派立场的媒体作评：不带情绪而论，他信打破的是泰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贫是贫、富是富”的固有状态，当“穷人有了钱，富人折了本”，原有的社会结构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并且要伴随阵痛。[ 省略/20170519/n272203862.shtml，上网时间2017年5月4日。] 五、结 语 泰国的社会运动是民主政治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国内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对立的必然结果，社会运动只是各阶层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它的形成并不必然代表普遍的民意”。[ 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17年第7期，第41页。]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平衡各阶层的利益，那么这种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3页。]他信为了争取广大农民的政治支持，通过改革来促进草根阶层的利益，进而扩大自己的票源，但这种改革是以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为代价的，严重触动了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引起的社会变迁中，草根阶层和精英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两个阶层采取街头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严重践踏了泰国的民主和法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常规的选举继续进行，也意味着泰国是一个半民主的政体”。[ William F. Case, “Thai Democracy, 2001: Out of Equilibrium,” Asian Survey, Vol.41, No.3, 2001, p.547.]泰国在从威权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已经确立了民主政治的不少游戏规则，但这种游戏规则在现实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的影响有限，在泰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如果当权者不能正确处理社会阶层出现的分裂，这种超越民主游戏规则的社会运动仍然有发生的可能。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其能量是巨大的，亲他信的“为泰党”在国会的下议院中仍然占据着近200个席位，对政府仍然有牵制和约束影响。况且阿披实领导的民主党也面临着收取政治献金的指控，如果指控成立，民主党就有被解散的危险。泰国政府若不能正视他信势力依然是泰国政坛上一个重要因素的现实，泰国的政局仍然有动荡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