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望中获得希望
9 月9 日上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社科院礼堂作他来华的首场演讲，这是他2006 中国之行的亮相。平心而论，这是一场有些沉闷的演讲，期间有过几次不怎么响亮的笑声。一次是他提到本国作家村上春树时说：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嫉妒过什么，但当我听说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中国各地畅销并引起热烈的讨论，我倒是有些嫉妒了。”大江健三郎并不因为满场热情的观众站着坐着挤着，就报之以更多的微笑，或者如通常的演讲者一样用一些趣闻轶事来制造气氛。他似乎要以严肃的表情和语言形式来匹配他的演讲主题《绝望中的希望》，以及贯穿始终的“忧虑”二字。
对于那些粗浅地知道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其人的中国人来讲，即使没有阅读他的作品，也多半会记得他在获奖感言《我在暧昧的日本》中的那段著名的话：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我在美丽的日本》，我只能用《我在暧昧的日本》来表达。”在那个举世瞩目的重要时刻，大江先生对日本军国主义不进行深刻反省的暧昧态度提出了强烈的批判。2000年，大江先生访华时，在同样的地方，作了他首次在中国的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的忧虑：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正在走向和解的反面。六年之后，大江先生在这里告诉中国的人们： “我所担心的事情事实上仍然在日本发生着，六年来，我的忧虑挥之不去。”
在演讲中，大江先生说自己想到这些，心情非常沉重，他三次提到， “我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并不担心自己去日无多，而是担心“不可能再有第三次机会表达自己的这种忧虑”，担心“日本年轻的一代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战后，年轻的大江曾经对新生的日本充满了希望与决心，希望日本能与中国和亚洲真正和解，但这种希望渐渐在变成绝望。
小泉8 月15 日参拜靖国神社却获得了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支持，这一现实被大江先生看成是战后日本最大的转折点。那天夜里，大江先生与日本知识界人士举行了大型的抗议聚会，1200多名听众聆听了大江先生的演讲。那么绝望之中如何有希望呢？大江先生说： “如果老年人失去了对战争的记忆，年轻人就更记不住了。但他们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记忆。所以要把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在第二天与北大附中师生会面时这样告诉孩子们： “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唯有中国与日本的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鲁迅先生的话语才能成为现实。”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在《故乡》一文结尾的一段，大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句子，大江先生早在12 岁就读到它。 “在此后将近60 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自己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
他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温情
在9 日下午的签名售书活动中，在大江在北京图书大厦签名售书C U L T U R E 27名家剪影 Hal l of fame28 CULTURE名家剪影 Hal l of fame次日与北大附中师生见面时，以及11日的大江文学专题研讨会上，我发现，我熟悉的亲切的微笑回到了老人的脸上——这一点大江与他所崇敬的鲁迅颇为相似——爱憎分明。从两点半开始，北京读者排成的长龙在西单图书大厦门外蜿蜒上百米。计划到四点结束的签售活动被推延到五点，大江先生签完了上千本书，他用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的签名来对待每一名读者。图书大厦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见过无数次签售活动，但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位名人像这样认真。如果说大江先生9 日的演讲很“政治”，那么，11 日的学术研讨会则显得很“文学”。他在开场白里表示，这是此生第一次参加自己的作品研讨会，他并没解释以往不参加的理由，但我在拿到其最新力作《别了，我的书》的中译本时，在第一页上，恰好发现了这样一句， “一旦笔下的人物得以存活，写出那本书的作者就必须离去”。11日整整一天，大江先生不仅“在场”，而且极其认真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在回应和总结时，他能准确地复述出每个人的主要观点。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已然是大师级的人物称呼在场的每位学者为“老师”。作家莫言、阎连科与来自社科院文学所及高校的学者们，陆续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论题涉及大江作品的语言特点、其处理传统与现代的技巧、广阔的文化视野、作品的历史观、阅读对创作的影响，以及怎么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跨跃，如何将个人体验升华为国家体验，德国、法国、俄罗斯文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等等。重要的是，大部分与会者都认同这样一个论点：大江数十年来对文学的一个基本态度是——以文学介入社会与政治。他的诸多作品，无不反映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这位作家的巨大影响。他的文学态度与现实态度一样，对人类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充满了忧虑。
专程从东京赶来参加会议的日本著名评论家小森阳一评价大江“以自己的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做赌注，追究战败以来日本的虚与实。”社科院学者吴岳添说大江是“当代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其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温情。”大江作品的翻译者许金龙评价，其作品“越来越显现出早在少年时代就接受的鲁迅精神——在绝望中‘发出包含着巨大希望的恐怖呐喊’”， “这呐喊越来越具有积极和主动的战斗性” ； “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愁容童子》中随时可见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期待的赏心悦目的美文和美景，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最为惨痛却不容回避的景观。”在大江到达中国之前，我就从作家莫言那里获知他正在为这个研讨会作发言准备。他告诉我，那些天，他一直在想，功成名就的大江先生，完全可以沐浴在巨大的荣光里安享晚年，但他却以让年轻人都感到吃惊的热情而勤奋工作，在过去不到六年的时间里，连续推出了《被偷换的孩子》 《愁容童子》 《二百年的孩子》 《别了，我的书！》这样四部热切地关注世界焦点问题、深刻地思考人类命运、无情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并且在艺术上锐意创新的煌煌巨著。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大江先生不懈地创作？在发言中，他的思考显然有了结果： “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和‘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们报信的人’的责任和勇气。大江先生经历过从试图逃避苦难到勇于承担苦难的心理历程，这历程像但丁的《神曲》一样崎岖而壮丽，他在承担苦难的过程中发现了苦难的意义，使自己由一般的悲天悯人，升华为一种为人类寻求光明和救赎的宗教情怀。” 天上有星星闪烁，地上有看不清的黑暗2002年2月，大江先生随莫言到山东高密过春节，我有幸获得随行采访的机会，对他的本真、率性，充满热情的一面深有感触，我看到了一个作家之外的大江先生。9 日，我有幸第二次近距离地采访大江先生。满满一天的日程安排结束之后，大江先生赴一个小型的晚宴。地点在一个老北京四合院里。满负荷的运转并没有使这位七旬老人显出疲惫。我于是在他欣赏完院子里的石榴树和挂在树上的鸟笼之后，抓紧时间对他进行了采访。
大江先生所具有的显然是一种文学式的选择性记忆，他会忘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第二次问到莫言文学被拍成电影的情况；哪一年去的高密？他在四年前还是六年前之间拿不准，但却能把访问高密时的一些细节，例如与莫言的姑妈——一个乡村妇科医生的对话内容回忆到栩栩如生的地步。
几乎是言必称鲁迅先生的大江，再一次强调，鲁迅是思维最敏捷最具有民族责任感的亚洲作家，使人产生一种敬畏感。鲁迅一方面是作家，另一个身份是知识分子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