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利坚合众国有一座旧金山，旧金山上上下下有英格兰苏格兰日耳曼以色列俄罗斯汉回蒙马来大和印第安多种人口，堪称人种的自然博物馆。去东京翻开东京都人口普查簿，则鲜有大和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日本列岛虽为列岛，却罗列不了太过海洋气息的气魄。小岛小国，被小的概念所挤压，反而最喜尊大，甚至超级尊大。和是大和，国是大日本帝国。国民身材矮小，便有矮小的学者撰文说，小个子的群体最利於使高个子的西方种族与他们共享大和阳光：太阳从小个子的国土上升起，此谓太阳之本，小个子的群体挡不住阳光，便把它慷慨地留给因高大而作用智商高度的可怜人。当然，我所生长的三角城虽然一年只有春秋冬三个季节，而且远不抵东京繁华，却敞开城门，欢迎每一个人，无论善恶美丑，无论是江洋大盗还是男娼女妓。取得三角城的城籍，老实说，不费吹灰之力。日本帝国东京都不是这样，新加坡更不是这样。要进入那种寡民小国，必须用色欲和性别的武器：勾引住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或女人，嫁过去，或者娶过去。十分自然，在三角城被奉为至上的爱情，可用可不用。 在我们鲜花盛开果实累累白雪皑皑的三角城，三季如诗或如画。土生土长的汉回满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朝鲜蒙古，与侵略战争遗留下的大和族，因传教而留居的高卢族苏格兰族法兰克族巴伐利亚族，因支援城建而流连忘返的俄罗斯族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人，只要情愿，都可以无条件永久居留并获得一份收入不高但相当有保障的工作。初生两个月，母亲便漂漂亮亮地抱着白白净净的我到耶稣圣心教堂领受洗礼，洗净原罪，得圣名伯多禄。为我授洗的神父，是一位年轻英俊的波兰人。培育我父母成长的免费学校名为圣若瑟教会学校，由一老一少两位瑞士神父主持。我父亲当院长的铁路医院里，有一半医护人员属白俄罗斯。待我长到15岁，嘴巴上生了细细一层茸毛，波兰人意大利人瑞典瑞士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一夜之间从三角城消失不见了。有人说他们是自愿离开的，因为思乡，因为三角城很清白又清贫。也有人说，他们是被赶走的，因为他们的祖国富得流油，牛奶和香蕉都往大海里倒，富国的人和富国一样坏。他们是鬼子，洋鬼子，从八国联军开始，没一个好东西。我半信半疑，去翻史籍。编年史上说，波兰是二战最大的受害国之一，一直受着内忧外患的围困，境况不佳。怎么该把他们赶走呢？ 没有走也没被赶走的是小山明子，我家的左邻。她是小明和小红的妈妈。她的丈夫是火车司机，个子很高大，脾气很暴躁。日本遗民留下来，既没有自愿走，也没有被赶走，令我心生疑窦。我用课本上的文言文问爸爸“何以故”。爸爸说，那是政治问题，他是医生，只会诊察人体的病情，不会诊断国际政治风云。他肯定没想到，我敢保证，作为一个偶像，他在顷刻间塌落、粉碎了。不能对每一个问题都发表真知卓见的人，同平头百姓有何区别？从那时开始，我时时处处事事都与爸爸对抗。原理是少年偏执式的：打碎的镜子比不上普通的毛玻璃。 爸爸每天晨起要收听英语广播，悄悄地。我故意吹黑管，在距他不远的地方，利用时局，日语毕业论文，声调尽可能高。其实，我天生肺活量渺小，演奏管乐器相当吃力。音乐老师偏爱长相文静的男生，任我在新购置的乐器群中挑选一至三件带回家中练习。我选了圆号、小号和黑管。不用说，两件亮铮铮的铜管乐器，我连吹出响声的气力都没有。在此之前，爸爸建议我学拉小提琴。理所当然，我肯定不选弦乐器。 不久，我吹黑管吹成了肺炎。一咳嗽我就捂死嘴巴，不让当医生的爸爸听到，以免被他用听诊器听来听去。况且，我也不想充当他医学进步的试验品。连一句“何以故”都回答不上来的爸爸，肯定在医术上也不似我以前信奉的那么高明，说不定还一知半解，类似於江湖郎中。晚上他拉小提琴，总是拉《江河水》。以前他一拉琴我就暗自流泪。现在他一开弓，我就窃笑着躲开。当然，是在窃笑的样子被他牢牢看在眼中之后。毕竟年少气盛，肺炎硬是被我捂嘴巴捂好了。不过，倘若相信因果，钙化斑块作为因，留在肺的叶片上，后来考学院我就会在体检上受到惩罚，被刷下来，作为果。爸爸慈善而悲伤地凝视着我，我的窃笑和我窃笑中的侧影背影。有时我听到他独自叹息，为我内心的阴影和我们之间日渐加深的沟渠。他和我都未曾料到，对完美的追求，造成了人最初的失望和最终的隔离。 爸爸白天或午夜依旧去医院，在手术室为病人作外科手术，早晨依旧悄悄地听英文电台，黄昏依旧拉小提琴，琴曲换成《思乡曲》。三角城春去秋来，他的神色和言语也日渐萧疏，日渐寡淡起来。我成了一个强者，咬紧牙，不使怜悯吞噬灵魂。爸爸成了弱者，龟缩者，尽量回避与我面对面的机会。趁此时机，我大肆偷看他的秘密藏书，用他学院时代保留下来的精美信笺和墨水胡写乱写。最重要的是，他不再管教我，我可以随时到左邻去找小明或小红。对欧洲人的席卷而去，日本人的安然遗留，我得独立为“何以故”找到政局之外的民间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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