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日现代联系史上的顶尖级人物,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20年,然而日本文化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显著的痕迹｡可以辅证这一点的是,在郭沫若宏富等身的作品中,找不到几篇论述日本文化的文章,比起在其他领域里的巨大成就,他对日本的探讨不能不显得薄弱｡这确实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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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偶然的机遇,1913年底郭沫若赴日本留学,时年22岁｡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这是一个文化人格已经塑定的年龄,郭沫若不受日本文化的同化,由此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然而,关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精神气质比起年龄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郭沫若身上有一种叱咤风云､雄视千古的英雄气概,借用他的一副自集对联来形容,就是“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这种气概,决定了郭沫若不会把“小日本”放在眼里｡
平心而论,郭沫若对日本文化并无特别的反感,刚到日本时,在家书中称“此邦俗尚勤俭淡泊,清洁可风”;对日本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也很赞赏,认为日本学生无论高中小“均有赳赳武夫之概,体魄既壮”;又称赞日本科学进步,“近数年来,竟//乎有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之势｡国无弃材,人有职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郭沫若真的把日本放在眼里｡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英雄,郭沫若不可能拜倒在蕞尔之邦的日本的脚下,尤其是在它不可一世､欺负中国之时｡恨和尚累及袈裟,况且郭沫若对日本文化本来没有高的评价,比如对日本语,郭沫若认为:“世界万国中,其文字之无条理､无美观､无独立性者,无过日本｡”日本的人种,郭沫若认为其祖先来自于野蛮落后的马来人种,幸亏与大陆人种的杂交,才变得优秀起来;甚至对日本人崇拜樱花,郭沫若也审之以讥讽的眼光,在家书中这样描写:“近日此邦樱花盛开,下流侪辈涂面插花或带面具醉倒花丛中,翩翩起舞,牟牟作牛鸣而歌,遗钗堕珥,男女不分也｡倭奴开化年代仅自唐而还,故至今而夷风犹在｡”
然而,郭沫若的轻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写给宗白华的信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所谓“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种族歧视,其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中国人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当然是相关于“西洋”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日学子由于家境不济无缘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日本,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所以郭沫若接着写道:“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
读西洋书,娶东洋妻,写作翻译,开一代诗风,以历史唯物主义探讨甲骨文,构成了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东瀛生涯｡然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在西方的文化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新诗创作就不说了,完全是泰戈尔､海涅､歌德､惠特曼等外国大诗人作用的结果;甚至连那位东洋妻,也是日本女性中的另类,是一位献身基督､具有人类主义情怀的贞女,与传统的日本女子大不一样｡假如给郭沫若留日时代的著述盘盘点,就可发现,除了自传体小说中的日本背景,其他著作与日本相关的内容很少,尤其是翻译著作,除了一个河上肇,其余全部被西方人囊括｡这也可以从郭沫若的异域交往中看出,他几乎不与日本文化名人来往,中国学子崇拜的日本文坛巨头,不入他的法眼｡田汉有一次约他去拜会佐藤春夫,他谢绝;又约他去会秋田雨雀,他也谢绝｡郭沫若称自己的这种脾气为“不带贵”,然而这似乎并不包括西方文化名人｡
然而,与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不同,郭沫若并不菲薄中国传统文化,相反,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宏扬者,而且他对中国文化始终充满信心,这从他对孔子的高度评价､对老子庄子思想的积极阐释中可以看出｡在他看来,活力四溢的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郭沫若的精神结构中,大中华主义与大西方主义是有机地胶着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大中华”加“大西方”的文化心态,阻碍了郭沫若对日本的深入探讨｡郭沫若曾这样解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那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在殖民价值上哪里能赶得上我们?因此在日本民族觉醒了､自行振足起来的时候,欧美人倒也满不在乎｡他们乐得有我们这个太牢在手,无暇去争吃小鲜｡”这是典型的外因决定论,不足以解释明治维新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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