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花祭据传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在日本享有盛名。日本国际常民文化探讨机构，开展亚洲祭祀表演的比较探讨，邀请了中国、日本、韩国的学者对日本爱知县奥三河地区的花祭进行考察。2017年12月13日，我们在东荣町中在家（村落名）对当地的花祭表演进行了全程考察。
中国论文网
中在家的花祭祭场大约由神座、舞场、神屋、事务所四部分组成。神座是花祭的中心，供奉牌位和供品，花大夫等神职人员以及鼓师、笛师盘座其中，空中悬吊五色纸条做成的“天盖”。墙梁上贴满了白纸剪刻的日月图案和五方马图案。舞场的四周有五棵新砍的绿树枝插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上，中间垒起一泥灶，上面架有一口铁锅（汤立）。舞场的一侧是一间神屋，供舞者候场和存放道具、服饰。另一侧是受理神事联系登记奉纳的事务所和可供人观摩的“见物席”。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在祭场之外的前后2个空旷山地上，分别设有2个小的祭坛。祭坛很特别，由五根新竹顶部夹着红、黄、青、白、黑五色纸条，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插在地上，下面有五谷供品，可能是五方神灵降临的“天梯”。此外，在舞场的前端空旷地上设有一个火塘，里面大块的木柴燃烧不息，柴烟腾空，很像中国古代的柴燎祭天。
花祭的构成十分繁杂，大体上由迎神、诵经唤神、人和神的舞蹈、还神等环节组成。
花祭的仪式过程也十分冗长、单调。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才结束。24个艺能舞蹈穿插在神事过程中，有花之舞（三人扇舞、三人刀舞、四人剑舞）；有鬼之舞（山见鬼舞、/鬼舞、茂吉舞）；还有一些类似“三番叟”的翁舞等。
对于花祭的含义，日本学术界众说纷纭。我比较认同折口信夫先生的解释：花是稻穗的象征，是意味自然万物的生命之花（见野村伸一先生的资料）。从现场考察的许多民俗事项来看，花祭与中国的傩祭和蜡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蜡祭源于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是先民在农耕过程中，对谷物和农业神的崇拜。据《礼记・郊特牲》记载：“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蜡祭所祭之神都和农业有关。先啬是农业的首创神――神农氏。《易经・系辞》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树艺五谷”。意思是说神农氏发明了耒耙农耕农具用来翻田耕种，收成五谷。五谷即稻、黍、稷、麦、菽。猫、虎因食田鼠和田豕，保护农作物而受祭，坊和水庸（堤坊和水渠）因灌溉农田，蓄水泄洪也受祭之。总之大凡对农业丰收有功的，都仁之至，义之尽，使之必报。显然，蜡祭是报田祭、丰饶祭、感恩祭。
据悉，花祭主要散存于日本交通相对落后的天龙川中游一带的山区。我们考察的中在家也是一个地处深山的村落。旧时中在家的自然条件肯定是昔不如今，野兽出没，山洪泛滥，水土流失，旱灾、水灾、虫蝗之灾都是农业的大害，有个好年成实为不易。从现场参与花祭的民众心理来看，山民们感谢百神的恩赐，祈愿五谷丰收，防止疫病灾害，日语论文，驱除污秽邪恶的民俗愿望还是很明显的。
花祭中有许多与中国五方观念很相似的民俗事项。红黄青白黑五色纸饰，代表东西南北中的五方新绿枝，以及身着红黄青白黑五色服饰、面具的/鬼，还有每个舞蹈基本上都是跳五个方位等。可以说五方观念贯穿整个花祭仪式。
祭五方而求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祭祀做法。《礼记・郊特牲》曰：“八蜡以记四方。”祓禳于四方是中国蜡祭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常民文化探讨机构，我们观看了涉/敬三早期拍摄的花祭映像，其中有许多五方观念的信息，如“四方旗四”，以及用白纸做的“八桥”，挂在四个方位。表示神从这里下凡等（见野村伸一资料）。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四方与五行是对应的，四方中蕴涵了五方。就像四时一样，春夏秋冬配置了“季夏”（夏季的第三个月，即旧历六月），与五行对应，所谓“春为木，夏为火，季夏为土，秋为金，冬为水”。空间方位也是如此，东南西北配置了中央，成为东方为木，南方为火，西方为金，北方为水，中央为土。五行、五色、五祀、五方、五帝、五神，在中国民间祭祀文化中是非常重要而又充满神秘力量的巫术观念。中国傩戏中法师请神先要恭请东方青帝兵，南方赤帝兵，西方白帝兵，北方黑帝兵，中央黄帝兵，然后再参拜五方功曹，即东方青功曹，南方赤功曹，西方白功曹，北方黑功曹，中央黄功曹，尔后是驱逐五方瘟疫。由开山神挥舞钺斧五方砍杀：一砍东方甲乙木，二砍南方丙丁火，三砍西方庚辛金，日语论文，四砍北方壬癸水，唯有中央不砍（中央戊己土）。
中在家花祭中的：五色“天盖”可能是迎送天神的“幡盖”；五棵新绿枝可能是五方天神下凡的“天梯”；五色/鬼跳五方可能是驱逐五方不祥；场外的祭坛里的供品可能是“五谷”；场中央的“汤立”可能是“五祀”中的祭灶（五祀即门、户、中/、灶、行）。中国民间祭灶神很盛行，每年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祭灶仪式。
日本花祭的日期安排各地都不一样。大多数都集中在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二三月。东荣町小林诹访神社为11月的第2个星期六，中在家为12月的第2个期日，古户为1月的二三日，丰根村的布川为3月的第1个星期六等等。其实，中国古代的蜡祭初始时也是祭无定日。《说文》说“冬至后三戊，腊祭百神”（腊、蜡相通，腊是蜡的转称）。原因是，冬至在我国的农历中，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日子，有时会在年终的十二月，有时会落在来年的一月。大约到了南北朝时，才将十二月初八日定为腊日。这一点是否作用到了日本的花祭举行日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酬神报赛为“蜡”，驱鬼除崇为“傩”，傩祭和蜡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融合，衍为民俗。《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荆楚岁时记》：“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可见傩蜡在古代就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傩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以水稻生产为主的稻作农业区。我曾作过一次调查，以北纬40度为界，越往南走，傩文化越是密集，而北纬40度以北，都是以“萨满”为主。一个是稻作文化，一个是游牧文化。我称之为“南傩北萨”。日本学者诹访春雄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假面文化在赤道四周地区大量存在着，越往北方，假面文化就越少，因此，我认为假面文化与某种农耕或者旱田耕作相关”（诹访春雄《假面的分布》）。我曾从1996年开始，从日本北边的岩手县一直往南直到冲绳岛，考察了许多的追傩行事。令我感兴趣的是，它们和中国的傩一样，与农业稻作文化联系十分密切。
日本是一个很重视农业祭祀的国家，各地举行的追傩行事，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火把的应用。大分县国东町六乡满山成佛寺举行《修正鬼会》，几十米高的巨大火把竖立寺庙旁，让人叹为观止，其驱逐仪式也是由火把引领三位来访神走村串户，沿门逐除。爱知县冈崎市龙山寺的《鬼祭》更是火把成群，声势浩大，形成强大的“火攻”阵势。还有京都庐山寺的《鬼法乐》，吉田神社的《节分》都是大量使用火把逐疫。很显然是受到中国傩文化的作用。火把是中国驱傩中的重要关目，据《续汉书・礼仪志》介绍：“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东京赋》又载：“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可见火把是驱傩的强形式。中国南方江西南丰三蹊乡石邮村的搜傩仪式通宵达旦，火把始终贯穿整个仪式。该村有专门的组织“火把会”，负责每年从山林里砍下大量的山竹晒干，制作成2―4米的火把（旧时还有几亩专门供火把用的山林）。搜傩时负责传送火把，携照田塍沿门逐除时，火把引领开山神于每家每户目察区陬，戈击四隅，驱逐不祥。我问当地乡民为何要用这么多的火把，乡民除了告诉我是祖上传下来的以外，还告诉我“疫鬼怕火”。乡民说的疫鬼实质上就是作用谷物及人畜生长的“阴气”。《礼记・月令》说：“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在古人的思维中，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冬春交替之季，阴气若不及时驱除，来年定为祸害，必须借助阳精之火逐阴达阳，“送寒气”就是殴除阴气带来的不祥。云南少数民族的“火把节”跟稻作文化联系更为直接。据《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介绍，在武定，禄劝彝族地区，火把节既可以火烧危害禾苗的害虫，又可以使谷穗看到火把，加快生长。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先生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火不单是征服邪鬼恶魔，而且是招来神灵，以便保护农作物，保证丰收的象征。举行火把节，既可以用火烧死为害禾苗的害虫，又可以使谷物的穗看到火把，而加快生长。”（伊藤清司《传说与社会习俗――火把节故事探讨》）
在中在家的花祭中，我们多次看到几位女童持火把引领山见鬼、/鬼等，围绕“汤立”目察区陬，司执遗鬼，很象中国古傩索室殴疫景象。此外，花祭舞场外一直燃烧的火塘，也是可以与火把互相参照的。一般意义上人们可能会理解为是深山里围观群众御寒取暖的篝火。其实它也是为强化火把逐疫功能的“柴燎”（或说庭燎）。“柴燎”即烧柴祭天，是中国古老的祭祀仪式，《尔雅》曰“祭天曰燔柴”。古人祭天用“烟祀”，燃烧时柴烟升上天空，人们希望腾空上升的柴烟能把人们的愿望传递给天神。同时又希望天神顺着柴烟降临人间。即是祈神，迎神，又是借巨大的阳精光焰逐阴达阳，驱邪逐疫。它和火把的功用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郑玄注“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
“汤立”也是日本花祭中的重要关目，其中隐藏着许多等待我们破译的文化密码。尽管各地“汤立”的形制各有不同，有的是用泥垒起来的，有的是用铁锅架起来的，但所有的神事和舞蹈都是以它为中心，它在花祭中的突出位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中国民间有“祭灶”的风俗，传说先民由茹毛饮血到用火烧烤食物，发明了火食，由此创造了灶神。《事物原会》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淮南子・汜论篇》：“炎帝作火而死为灶。”《周礼》说：“为祝融，祀以为灶神。”黄帝、炎帝、祝融都是传说中的灶神，火食对人类的生活联系实在太密切了。早期的灶神产生于人们对火的自然崇拜，逐步成为国家祀典的“五祀”之一。后来由掌管灶火和饮食，演变成监察人间善恶功过并报上帝的监察神。传说灶神是天帝派往各家的监察大员，专门负责监察每家每户的德行与功过，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神升天专门向天帝禀报人间善恶。由于爱打小报告，说坏话，因此民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论语》）。每年祭灶神都要用麦芽糖粘在灶神嘴上，让它在天帝面前多甜言蜜语，少恶言恶语，避免天帝惩罚。
如果我们将“汤立”和中国祭灶从民俗心理，象征意义以及功能和影响等角度加以比较，可能是个十分有趣的课题。在我看来，对“汤立”的探讨，应该是多方位的取样描述。遗憾的是对花祭的考察仅仅是第一次，而且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因此，还有待于今后与日本学者来共同讨论。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花祭中有一件道具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四个青年舞者在泼水时使用稻草做成的扫帚。他们边舞边用扫帚向围观群众泼洒汤立锅中的圣水，祝福人们洁净吉祥。我们知道，驱邪与纳吉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驱邪的目的是为了纳吉。《东京赋》在描写古代驱傩情景时，有这样的记载：“方相秉钺，巫/操/”。“钺”是斧钺兵器，以凶制凶，用于驱赶疫鬼，“/”是扫帚，既可扫除不祥，又可洁净纳祥。扫帚除秽，由来已久。“帚”字最早可见于甲骨文，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就有“子持帚作洒扫形”的铭文。
宋代有一幅《大傩图》，据孙景琛先生考证，“画面上十二个戴着不同面具的人物，拿着家常用具如扫帚、扇子、斗土簸等作为舞具”。说明宋代驱傩就有了扫帚，其功能和影响可以和今天的驱傩对应。贵州威宁彝族《撮泰吉》，每年要举行“扫寨”仪式，要扫除的是灾害和瘟疫，其咒辞：
威荣该留着，
威荣不要扫。
福禄更昌盛，
福禄也不扫。
口嘴口舌扫，
牛瘟马瘟扫，
猪瘟狗瘟扫，
鸡瘟牛瘟扫。
灾害与瘟病，
走喽！走喽！
再看贵州地戏《扫开场》诗文，全是吉利之语：
扫开场，扫开场，
扫个红日照四方，
扫个大场卖牛马，
扫个小场卖猪羊，
扫个文场卖笔墨，
扫个武场卖刀枪。
……
而《扫收场》诗文全是驱邪纳吉的内容：
木精木怪扫出去，
金银财宝扫进门，
火精火怪扫出去，
牛马成群扫进来，
金精金怪扫出去，
五谷丰登扫进门，
水精水怪扫出去，
万股银水淌进门，
天瘟扫在天堂地，
地瘟扫在地少卜，
各种疾病扫出去，
一鞭打出九霄云。
扫帚除秽纳吉的功用，发展到现今又成为中国传统的“扫年”习俗。每年腊月二十四日人们都要忙于打扫房子，清洁房室，把一切“晦气”、“污秽之气”统统扫出门。因为“尘”与“陈”谐音，又有“除陈布新”、“除旧迎新”的说法。
花祭从取圣洁之水精进洁斋，到最后用扫帚泼水为民除秽纳吉。尽管遮蔽在背后的扫帚影响不容易被人关注，但我们可以从用扫帚泼洒圣水的象征意义与中国傩蜡驱邪纳吉，求吉祥的心理影响中看到它们是相一致的。多多少少含有傩蜡的遗绪。
花祭的民俗功能是驱疫除秽，净化洁斋，形式特点是神事和艺能，结构特点是诗、乐、舞为一体。它和中国的傩蜡文化非常相似。但是要将花祭与中国的傩蜡文化进行比较，困难比较大。首先是缺少资料以及对花祭学术史的了解（这方面日术的探讨者已经积累了许多探讨成果）；其次是对花祭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仅此一次的考察）。因此，也只能作为第一次考察零碎的观后感和一些表象的描述，也难免有些偏颇和谬误。本文只希望在今后的探讨中为大家提供一些基础性资料，共同来完成共通性的探讨成果。
责任编辑 陈蔚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