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日本当代文化具有忧郁性特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忧郁性。这种忧郁性的产生有其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及其社会背景的作用，也与作家自身经历有关。它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以卓越的感受、现代性的技巧，架构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桥梁，并给予20世纪中国作家前所未有的创作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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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当代文化 忧郁性 川端康成 大江健三郎 村上春树
许多日本当代作家著作中都具有忧郁性特质，无论是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还是村上春树，他们的著作中无不充满“孤独、寂寞”、“忧郁、彷徨”、“无奈”。从作家人生经历、社会环境和所处时代背景出发，以上述三位作家为代表，探讨日本现当代作家的著作特色，探索其所具有的共同特色――忧郁性，并总结忧郁性的形成原因，发现当代作家创作的隐喻意义，从其文本中抽绎出最浓密的国民主义价值观。以便更好地了解日本民族及其文化，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一、川端康成著作忧郁性的特征
（一）川端康成著作的忧郁性
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对世界的“悲观”认识。他在童年没有感受到家人的温暖，相反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他把这种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学著作中。他的著作《伊豆的舞女》[1]全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伤感。概括起来，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是以虚无思想为基础，追求一种“颓废忧郁的美”。他的著作是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的，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和死亡，反映没落的心理和颓废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著作忧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传统美学的作用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作用着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继承了这种“物哀”思想，《雪国》[2]描绘、展示了岛村所深深体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与日本传统美学十分契合，其文学著作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深沉而纤细，交织着主人公对自己处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对主人公的同情、爱怜，因而呈现出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
2.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
日本远古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怀有深切的爱与亲和，对自然美的感觉敏锐而纤细，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觉而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频繁的灾害，无所不在的恐惧，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气质。关于工作、家庭、爱情，甚至神经质般的忧郁渗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这在川端康成的著作中也有深刻体现。
3.佛教“虚无观”的作用
佛教是川端康成著作“忧郁性”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佛教讲究“万物一如，轮回转生”、“虚无”、“无常”，《雪国》结尾处描写了叶子的死亡，美到极致，蕴含了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招魂节一景》结尾处涂上了佛教“虚无”的色彩。佛教“无常观”不仅融于日本古代传统文学中，而且使得他的著作蒙上了“忧郁”、“悲”的色彩。
（三）川端康成文学著作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川端康成启发了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审美眼光，使其从政治化、社会化的写作中逃离出来。随着20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加强，20世纪中国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于川端康成“物哀化”的审美趋向。莫言说过：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品格，川端康成对美学的追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中国的作家创作时应该去感受真正的文学对象和审美品质[3]。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著作既有川端康成式的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生成性，不仅结合了日本式审美情趣，而且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学，开创了新的文学创作形式。
二、大江健三郎著作忧郁性的特征
（一）大江健三郎著作的忧郁性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紧紧抓住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深切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日本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大江健三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凝结在其文学著作中便体现出深深的忧郁性。“苦难”在大江健三郎的著作里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著作都绵延着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绝望。他在著作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担忧，深深的忧郁性渗入其中。
（二）大江健三郎著作忧郁性的形成原因
1.个人生活体验的作用
大江健三郎的忧虑意识与时代幻变与个人体验直接相关。日本战败带来的民族屈辱，传统天皇制崩溃，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让他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残疾儿小说的灵感来自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残疾孩子与广岛的二战遭遇关系在一起。且将目光投向西方并最终停留在萨特身上。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世界存在荒谬性，积极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倾向，与大江内心深处关于时代、民族、人类的体验和焦虑一拍即合。这一切促使他力图在文学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忧郁性。
2.日本民族忧郁传统的作用
大江文学的忧郁意识无疑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忧郁传统。日本是岛国，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日本又是忧思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与浓厚。日本传统文学观念认为，在人们的各种情感中，只有忧愁苦闷之类的情感才会让人感触最深，结合日本的国情形成的特有文化中的忧郁传统，不仅使日本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而且促使日本民族形成独有的性格特征。这种民族忧郁特质深深植入日本作家的脊髓，并作用了大江文学的忧郁性。
（三）大江健三郎文学著作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的文化交流与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莫言在《作用的焦虑》中表明了学习外国作家著作时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作家“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著作，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著作，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情和更大胆的手段，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去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4]P9“不大胆地向外国文学学习借鉴，不可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不积极地向民间文化学习，不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文学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4]P10莫言之所以获得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也与大江健三郎对他的著作高调的认同不无联系。大江著作启迪了中国作家，为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 三、村上春树著作忧郁性的特征
（一）村上春树著作的忧郁性
村上春树著作一般反映年轻人的快乐与悲哀，很少有实质性的事件，常常是一些思绪与感触，抒发莫名的迷茫与哀愁，具有典型的忧郁性特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5]描写主人公的空虚、自我封闭，快乐时不与人分享，痛苦时不与人分担。看似坚强的外壳难以掩饰灵魂深处的空虚。自私的永泽，自卑的直子，无论对父母、朋友，还是所爱的人，都保持一定距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也不愿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死也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死观的探讨略论也有助于理解著作的忧郁性。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孤独和忧伤，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为被剥夺了的自我而哭泣。
（二）村上春树著作忧郁性形成的原因
1.作家自身忧郁性格的作用
文如其人，从一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倾向。实际上，村上虽然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学界来往，也不参加任何作家协会。他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也不做任何报告，不接受任何采访。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善与人交际，自己也很孤独，他将这种孤独忧郁的情感倾注在著作中。
2.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作用
村上春树著作的忧郁性根源在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村上二十岁左右，对他来讲，这一时代就是甲壳虫乐队、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和“学院纷争”的代名词。当时政治动荡，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制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经济，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技术革命与经济繁荣，人们像无根的野草，产生了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不敢面对社会，日语毕业论文，也无力改变社会。村上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孤独、不安和空虚，日语论文题目，在著作中呈现出忧郁的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应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是梦想中世界无法实现的失落，是两个世界无法彻底融入的迷失。
（三）村上春树文学著作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村上春树文学著作对中国作家的作用在不断深化，模仿村上春树的著作不断出现。模仿主要集中在主题、情节、著作风格、结构、技巧等方面。“70后”作者孔亚雷《不失者》[6]的主角是普通的小职员，一个失无可失、无可再失的“不失者”、追寻自我而踏上逃亡之旅，著作深深烙上了村上春树的文学特色，但可以说比村上著作具有更高层次的审美文化。“80后”作者张佳玮的《加州女郎》[7]，也流露出村上春树式的忧郁性气息，显然其许多细节受了村上春树的启示。
四、结语
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作家著作虽各具特色，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性，即弥漫着忧郁的感情基调。忧郁性浓缩了日本民族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生与死、乐与悲、虚与无、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集中显示了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日本式的忧郁和审美情趣为中国作家创作注入新的元素，值得中国作家借鉴与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能真正加强中日两国文化及多领域的相互借鉴和交流，使中国文学呈现出既富有自身特色又多元化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伊豆的舞女[M].叶渭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川端康成.雪国[M].叶渭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3]我变成了小说的奴隶――莫言在日本京都学院的演讲摘要，2017.9.10.
[4]莫言.作用的焦虑[J].当代作家评论，2017（1）：8-10.
[5]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6]孔亚雷.不失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7]张佳玮.加州女郎[M].长沙：湖南文学艺术出版社，2017.
本文系2017年度常熟理工大学学院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日本当代文化的忧郁性探讨》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