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界探讨者都将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实施的“皇民化”运动时间界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事实上日本殖民者自《马关条约》割台以来，即开始在许多领域推行“皇民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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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新民报》编辑总务竹内清曾在该报发表评论指出：“皇民化运动不是今天才有，早在43年前就已经开始。”他在文中说道，“皇民化是意指‘日本人化’，但本岛人已经于43年前成为日本人了，因此只说‘变成日本人’，所指的内容过于薄弱。其真正的意思是‘变成为忠良的日本人’”。尾崎秀树针对竹内清这番话曾有这样的解读，“‘皇民化’是从差别政策改为同化政策以来，日本统治者所预定的计划。日本的统治，若依照原来所定目标结出日台同化的果实，就不需要在‘七七事变’以后才拼命地去推行‘皇民化’运动。可以说，若同化政策是意指成为日本人，则‘皇民化’意指‘成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统治者所希望的‘皇民化’的实态，并不是台湾人作为日本人活，而是作为日本人死”。
在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推进“皇民化”运动时期，还是有台籍作家自觉地、鲜明地从台湾人的角度反映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此人就是杨逵。
1932年，杨逵以日文写成的处女作《新闻配逵夫》（中译《送报夫》），经由台籍前辈作家赖和的推荐，发表于《台湾民报》，可惜只登了前半篇，后半篇被禁。1934年，《送报夫》入选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全文得以在日本刊出。这篇小说融合了杨逵在日本当送报夫的生活经验，以及反殖民、反封建的社会主义思想。
小说从主人公杨君面临家乡窘困环境，带着旅费20元来到东京寻找工作开始着墨。初到东京的杨君，看到这里一样是失业大潮，而他也陷入了这一波失业潮中，一直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正当旅费即将告罄时，他在新闻报纸上看到一份担任送报夫的工作。面试之后，天真地以为自己终于能够在东京寻得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然而最终却被雇主骗取保证金，并被赶出报社，再度成为失业人群。杨君失业后，回忆起在台湾家乡的遭遇。他父亲因为反对日本殖民当局而被捕入狱，经过多方奔波后得以出狱，但不久后因此事郁郁寡欢而终。杨君的母亲无以维持生计，只好遵从殖民当局的政策，低价抛售土地，将所得资金20元交与杨君，让他来到东京寻求发展。在失业的这段日子里，杨君接到告知母亲自杀身亡的来信。母亲在遗书中期望杨君能够在东京好好打拼，等到回归台湾之时，能够帮助受压迫的村民，不要像杨君的兄长，成为日本殖民者的走狗来欺侮台湾人。通过日本朋友田中的介绍，杨君认识了新应聘送报夫工作的伊藤。3人决定联合报社的员工，对报社老板的欺压采取反抗行动，最终获得了胜利。小说以杨君准备回到台湾继续为受剥削的人们争取权益为结尾。
《送报夫》入选东京《文学评论》时，所有的评选员都表达了同一个观点：这篇小说充满着吸引人的真情。评选人德永直评论说，“从中可以闻到美国资本主义征服印第安时的血腥味”。评选人龟井胜一郎则评价这部著作“流露着一种不得不写出来的真情。”评选人宫本百合子、藤森成古、洼川稻子、武田麟太郎都认为，著作虽然有些幼稚，但是没有妨碍其优秀的一面，小说直截了当表达了真情，给人以好感，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可以说《送报夫》作为台籍作家的著作，日语毕业论文，真实地描写了被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的悲惨生活，也在台湾文学中第一次树立了台湾同胞的反抗形象。在（《送报夫》的结尾，杨逵这样写到：
“在台湾时，我总认为日本人都是坏人，但是田中君，你是非常好的人。”
“让我们团结起来吧，欺负我们的和欺负你们的都是一样的人。”
这一段落无疑反映了杨逵政治意识的高度，即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苦民众应当携起手来，反对共同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超越狭隘乡土、民族的观念在上世纪30年代初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而这篇小说，同样引起了当时大陆文化界的注意。作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呻吟的台湾人代表，小说主人公杨君反映了中国人共同的苦难，因而杨逵的这篇小说也得到鲁迅等人的肯定。1936年5月由胡风翻译，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中收录了这篇小说。译者胡风在简介中还特别提醒读者，希望通过这篇小说能想到和台湾同胞同样命运的东北四省同胞。
1935年，22岁的台籍作家吕赫若在日本《文学评论》杂志二卷一号发表处女作《牛车》，随即在台湾文坛受到瞩目，同时这篇小说也和杨逵的《送报夫》一同被译者胡风介绍给当时的大陆文化界，而受到肯定和重视。这部小说描写了农民杨添丁一家的悲惨命运。杨家的土地被日本殖民者强行征收，仅依靠一辆牛车养家糊口。然而，日本殖民者将汽车和自行车倾销到台湾，杨家的牛车也没有活做了，杨添丁的妻子只好出卖肉体，然而这一切仍然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杨添丁冒险去偷窃，最终被捕入狱。杨家的厄运，藉由小说也成为当时千千万万个失去土地的台湾农民家庭的缩影。有评论者认为《牛车》这部小说只是冷静、客观、平实地叙述了发生在一个牛车夫身上的遭遇。虽然时代的变迁、大环境景气的不振，是小说主人公处处碰壁、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但作者在其中既无批判，也没有控诉。然而吕赫若的小说拥有其他作家所没有的观察事物的穿透能力，它总是能很清楚地看到统治与被统治的关键，看到地主与佃农内部的间缝。吕赫若小说的环境意识是敏锐的，他只想平实、自然地呈现自己的感受，描述自己的时代。
1937年，台籍作家龙瑛宗以日文书写的处女作《パパィヤのゎる街））（中译《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获得日本文艺杂志《改造》年度小说佳作奖，日语论文，在其之前，台籍作家只有杨逵的《送报夫》和吕赫若的《牛车》曾获得日本文学奖。小说以主人公陈有三自学校毕业后，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觅得一职，但他却小有志向，准备报考文官。但他的理想终究敌不过身为殖民地下台湾人的宿命，在面对买卖婚姻的现实、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的歧视，加之爱情破灭、友人猝死的双重打击，最终令他志气消磨、心灰意冷，放弃了理想。曾有日本评论家认为，这篇小说所传达的精神与普希金、鲁迅等普罗作家相通，反映出世界受压迫阶级的哀歌。而就这在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禁止民众使用汉文、传统戏剧被禁止，寺庙减少，神社大量增加，“皇民化”运动的吆喝声响彻600万台湾民众头上。在这样黑暗而沉重的现实之中，龙瑛宗在其手记中这样写道：“我现在感到莫名的悲哀和黑暗，但是我相信那个美好的社会即将来临，我愿想象那个充满幸福的世界。”尾崎秀树对此评论道：“这可能是不幸的台湾人民真实的生活态度吧。” 自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加强对殖民地台湾的控制，强制推行“皇民化”政策。“皇民化运动”不仅将台湾同胞推向灾难的深渊，同时也使台湾文学遭遇到了重挫。1937年可以看作台湾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台籍作家多为直接揭露殖民者的罪恶，而此后则只能采取曲隐的笔法，将叙述的焦点转移到民间。有的描写台湾传统社会结构里的家庭、婚姻、民情民俗，有的则揭露封建家庭的腐败和罪恶，对传统的封建观念进行批判。有岛内学者曾这样论述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台籍作家的著作里，充满着社会意识，很少逃避现实，遁入虚妄的王国里。大多数的著作都能将自我的价值归结到社会大众上，社会的灾难就是个人的灾难，周围人民的不幸就是个人的不幸，借着著作表达现实社会、政治的抗议精神，或是对不可抗拒灾祸的隐忍精神。”
1940年，日本作家庄司总一发表长篇小说《陈夫人》，因获得第一届大东亚文学奖而闻名。小说描写了日本妇女安子不顾父母反对，通过宗教信仰与身为台南大家族长子的陈清文结合，来到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台湾。而丈夫清文因台湾人的身份始终屈居日本人之下，无法升迁，此后又因参与文化运动被拘留。小说通过日本妇女安子融入台湾大家族的故事，也间接传达出日据时期身为被殖民者台湾人自身的无奈与挫败。小说的开篇，主人公陈清文和安子从东京初抵台湾，他对妻子说：“我要好好努力，出人头地，这样才不辜负你跟着我到台湾来的心。”然而拥有理想主义的清文，难于融入现实社会，断了当官吏的念头。去长老教会经营的学校当教员，却发现时代的急剧变化，没有给他安身立命之地。此后经营凤梨加工厂，也由于他的理想主义性情，与工人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工厂被兼并。而清文和安子的女儿清子，在日本人的学校里被讥称“陈小姐”，而感到自卑，对穿台湾服、讲台湾话的父亲也深感到不快。尾崎秀树认为：“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是不可能靠所谓的一视同仁，‘皇民化’来解救自己的，除非殖民地体制得以改变，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一时期，还有两篇日本作家的著作值得关注，是滨田隼雄的小说《南方移民村》和西川满的小说《台湾纵贯铁道》。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反映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尽管自1937年之后，随着殖民当局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这种抗争精神被压制，但是依旧能从中感受到台籍作家们在失去母语叙述的权利之后，内心无法摆脱的民族生存危机与焦虑的内心隐痛。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