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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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O年代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加紧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岛内推行“皇民化”运动，用种种手段要把台湾同胞改造成“皇民”（日本人）；在文学领域则发起“皇民文学”运动，逼迫台湾作幂用日文进行创作。在此环境之下，赖和、杨逵、张文环、龙瑛宗、吕赫若、吴浊流等一批台籍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对“皇民文学”进行抵制，他们虽然用日丈进行创作，但著作或表现台湾的风土人情，或表现台湾同胞的被殖民处境，或表现曲折却坚定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被迫用殖民者语言进行书写的同时，也用文字对日本殖民者进行着抵制和反抗。
本文的原作者尾琦秀树是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曾任日本笔会会长、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理事、日本文学协会会员。1928年11月29日生于台北，1999年9月21日病逝。尾琦秀树曾就学台北帝国学院附属医学专门部（今台湾学院医大学），后中途退学。其父尾崎秀真（尾崎白水）曾是日据时期活跃于台湾的新闻记者，异母兄长尾崎秀实亦是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日本《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特派记者、中国问题探讨者。尾崎秀树则长期致力于日中两国文学渊源探讨和两国文化交流。
从1895年割台至1945年台湾光复，在长达50年中，作为中国文学一支的台湾文学，因其全程发展都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故又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学。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的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即日本占据台湾起至日俄战争结束的1905年；第二时期为1905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第三时期为1931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
日本据台初期，殖民统治者对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台湾知识分子及文人比较宽容。但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作用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则采取了彻底取缔的方针。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夏天，小说家森鸥外作为日本陆军军医监赴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两个月后回到东京。在台期间，森鸥外写过与军医横川唐阳唱和的日本式汉诗数篇。当时，担当第四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采纳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施策，推出了一系列剥夺台湾人自由的特别法学。另一方面，为了怀柔、拉拢台湾知识分子，在《台湾日日新报》等报刊上设立汉文部，邀请日本汉诗人担任主任，如籾山衣洲、铃木虎雄（当时名大桥豹轩）。儿玉源太郎在台期间，许多日本汉诗人相继来台，他们或因明治维新之后失去汉学舞台而另辟天地；或来台主持媒体以便传扬政教；或身属政治领导阶级而以汉诗文为怀柔工具；或单纯以文会友，作为消闲乐趣。无论如何，这都使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汉诗坛出现了十分兴盛的景象。儿玉源太郎经常邀请在台日本汉诗人到其别墅南菜园或后藤新平书斋鸟松阁举办吟诵会，村上义雄、馆森鸿、佐仓达山、中村忠诚、尾琦秀真、小泉盗泉等汉诗人经常出入两地。加之当时殖民当局中的州知事、民政长官、高级官僚大多都会写一两首绝句，能看懂汉文，有着可以与台湾知识分子沟通的便利。日本殖民统治者也利用此点，对台籍知识分子进行怀柔。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和朝鲜，日本一些著名文化人把目光转到中国内陆，去台次数减少。台湾似乎进入了文化停滞期，一时流行的汉诗文学销声匿迹。但是，1919年，中国大陆五四文化运动的兴起，又刺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萌发。
尾琦秀树认为，台湾民众从1895年日据台湾之初至台湾光复这50年间，怀有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即使施行“六三法”（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发布的法令，认为日本法学不能适用于台湾，成为台湾总督专职政治的基础），实行“匪徒刑法令”，保甲制度和招降政策都无法使之根绝。从“六三法”颁布的隔年1896年至1915年，逮捕抗日分子8000多人，被屠杀者达3473名。从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至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止，即有13起零星武装抗日事件。对此，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严惩方针，以武力镇压。从1919年起，台湾总督以文官，代替武官开始采用同化政策，殖民台岛民众。
在辛亥革命与世界民主思潮作用下，1919年旅日台湾留学生为推动社会改革运动，增进台湾同胞幸福，开始筹备政治运动团体，在此背景下启发会由此诞生。此后，部分旅日台湾士绅加入，启发会改组为新民会，会长由台湾士绅林献堂担任。该会致力于推动“六三法”撤废运动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此过程中，还成立了以文化启蒙活动为宗旨的台湾文化协会。在此种种历史背景之下，台湾新文学运动诞生而发展。《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二期曾记述台湾社会运动家连温卿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构成台湾新文学运动基础的主流思想是台湾人反对日本的民族自决，民族主义思想、台湾新文学运动始终与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站在一起，并有着与之不可分的联系。”台籍作家廖汉臣也提出，“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因素有祖国五四文化运动，台湾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包括对被剥夺用汉文诗表达思想的不满”。
1920年7月，《台湾青年》的创刊拉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序幕。这一年的春天，新民会在东京举办成立大会，林呈禄、蔡培火、罗万侔等人提出议案，期求创办一本杂志作为开展运动的中轴，以便团结800余名旅日台湾留学生，为争取台湾同胞的各项权利而奋斗。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和成立台湾文化协会都是从这里发端起来的。《台湾青年》以日文为主中文为辅，创刊号邀请台湾第八任总督田健次郎题字，以便表明其合法性。1923年1月改为月刊（《台湾》，同年4月发展成为周刊（《台湾民报》。1927年8月，刊物发行所转移到台湾岛内，成为讨论民族问题和社会运动问题的据点，其间台湾总督府的干涉和压迫日益加重。1931年4月，刊物面目一新，发展成为日刊《新民报》。可以说台湾新文学运动启蒙的兴起与此刊密不可分。据《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记述，台湾最初的文艺杂志有1924年5月21日在台北市发行的赤阳社《文艺》，共16页，内容全部为日文，发行人为林进发。内容多为台湾本土诗人及日本诗人三木露风、佐藤春夫、生田春月等人的诗作。《文艺》仅发行一期就休刊。而在之前，台湾人发行的文艺杂志还有《台湾诗会》（自1924年2月至1925年10月共发行22期）和《台湾诗报》（1924年创刊后持续发行两年以上），这两本杂志都以诗文为主，与台湾新文学运动毫无联系。 1923年1月1日出版的（《台湾》杂志上，旅日留学生黄呈聪和黄朝琴所撰写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两篇文章为台湾白话文运动拉开了战幕，此后（《台湾民报》在其所刊文章中全部改用白话文。与此同时，台湾民族自治运动者林呈禄等人还倡设了“台湾白话文探讨会”。1924年，身在北京的作家张我军怀着五四青年的高昂救世热忱，于《台湾民报》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成为台湾新旧文学论战的开端。该文主张改造社会和改造文学两项重点，指出传统文学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来作诗韵合解的奴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炮火之猛烈堪称空前。此后张我军再撰《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形容传统文人是“恋慕着墓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鲜明而富有强烈意图的描写旧文学界衰朽的形象，终于引发传统文学界的反击。旧体诗诗人连雅堂首先在为一本书序中用文言文提及了对新文学运动的观感，写得尚称含蓄：“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又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坎阱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这样的评论立即挑动张我军的敏感神经。同年底，张我军发表《为台湾文学界一哭》，点名批判连雅堂。其后，以《台湾民报》为阵营的新文学作家群大力支持张我军的论战立场，如赖和、张维贤、杨云萍、陈虚谷、廖汉臣等人。而旧文学则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等刊物为主展开还击。1925年以后，台湾新文学运动由理论宣传转向创作实践。如张我军处女诗集《乱都之恋》及小说《买彩票》，赖和的《门热闹》、杨云萍的《光临》等，这些著作大都发表在《台湾民报》上。可见，《台湾民报》在奠定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台湾作家吴赢涛的论著《台湾新文学的第一阶段》，把台湾新文学运动分成上世纪20年代的启蒙期、30年代的全盛期、“七七事变”后的战后文学期。启蒙期的文艺杂志除前文所述的《文艺》外，还有1925年由作家杨云萍主编的台湾最早的白话文文学杂志《人人》，但仅发行两期即停刊。1930年，由左翼人士王万得主倡，陈两家、周合源、江森钰与张朝基合组的《伍人报》创刊。这份共产主义色彩浓厚的刊物多次被禁刊，但仍持续发行至15期，并改名为《工农先锋》。此份刊物存在时间虽不长，却极受当时左翼青年的欢迎。其间能发表白话文的只有《台湾民报》一家刊物。此后，从《伍人报》脱离的黄白成创办《洪水报》杂志，中日文并用，约发行了10期左右。同样出自《伍人报》的林裴芳则另行创办了中日文并用的杂志《明日》，共发行3期，第4期遭禁而停刊。此后还陆续有《大众时报》、（《现代生活》、《赤道》等杂志出版，但具体情况不详。
1931年6月31日，受到日本文化运动刊物（《战旗》作用，日本左翼青年平山勋、藤原泉三郎成立了台湾和日本两地文学家一元化机构的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干事长为别所孝二，干事有藤原泉三郎、平山勋、下川末秀等人，台湾作家包括王诗琅、张维贤、周合源等10人。协会以“确立新文艺”、“文艺大众化”为口号，企图反映殖民地民众苦难。该会出版的中日文版《台湾文学》杂志发行若干册后就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查封，此后协会内部渐起纷争导致最终分裂。尽管这个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稚嫩阶段，但是在台湾文学史上却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年秋天，在作家庄遂性、叶荣钟、郭秋生、黄春成的发起下，邀集赖和、张焕珪、张聘三、许文逵、周定山、洪槱（洪炎秋）、陈逢源、吴春霖12人共同筹组《南音》文艺杂志社，1932年元旦于台北发行创刊号，至同年9月27日停刊，共发行12期。叶荣钟以笔名奇在发刊词中提到：“面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八面碰壁，《南音》基于无党派的立场，除了提供同仁发表园地之外，并期待它能做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尽一点微力于文艺的启蒙运动。”并将以怎样才够使思想、文艺普遍化以及通过发表园地的提供，日语毕业论文，鼓励作家，以“贡献于我台湾的思想，文艺的进展”为两大使命。《南音》的内容以诗、随笔、小说等新文学为主。如有逵（许文逵）的《读史漫录》、南（黄春成）的《愚斋愚话》等随笔连载；小说方面如赖和的《归家》、《惹事》，一吼（周定山）的《老成党》等重要著作皆初刊于此。而《南音》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为上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白话文论战提供了讨论与创作实践的园地，虽发行不满一年，但作用却相当深远。
以此为开端，台湾文学艺术团体接连出现。1932年3月，以旅日留学的台湾作家张文环、王白渊、苏维熊、巫永福等人为中心，组成台湾艺术探讨会，并发行文艺杂志《福尔摩沙》（Formosa，共发行3期）。9月，以台北的学生郭秋生、黄得时、陈君玉、王锦江、廖郁文为中心，创办台湾文艺协会，并出版杂志（《先发部队》，因殖民当局干涉只出一期，后将杂志更名为（《第一线》。1934年5月6日，作家赖明弘、张深切等人在台中市小西湖咖啡厅的台湾文艺大会上决定成立台湾作家的联络机构——台湾文艺联盟，这是台湾作家长期的梦想，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日，与会者与日警发生摩擦，但大会还是顺利通过了章程和宣言。以“消灭腐败文学，实现文艺大众化”，“拥护言论自由”，“破坏偶像，创造新生”等为大会口号。此次会议内容还包括世界经济恐慌下日益严重的殖民地台湾的诸问题；对1930年以后的台湾新文艺运动的展望；对于文艺团体的组织、创作活动及文艺的大众化；为文艺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应推行的若干事业及工作，如杂志，书籍的发行，文艺讲演会和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反对一切反动著作，毫不犹豫地清算所犯的错误等。会议全场一致通过了台湾文艺联盟的章程，并选出：赖和、赖庆、赖明弘、何集璧、张深切为常务委员，赖和被推选为委员长，因赖和坚决推辞，众人改推张深切为常务委员长。该联盟的北部委员有黄纯青、黄得时、林克夫、廖毓文、吴逸生、赵枥马、吴希圣、徐琼二：中部委员有赖庆、赖明弘、赖品、何集璧、张深切；南部有郭水潭、蔡秋桐。当时台湾杰出作家几乎全部加入台湾文艺联盟阵下，从而开创出台湾现代文艺界空前团结的局面，也进而推动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成长。正如作家赖庆在开幕词中所言，“这一天在台湾文化史上成为极为重要的一天”。
台湾文艺联盟除设立本部之外，还在嘉义、佳里、鹿港、丰原等地设立分部，此后陆续成立东京分部、台北分部，并致力于多样性的文化活动，如设置文学奖鼓励创作、提倡新戏剧，邀请文化界名人来台座谈等。1934年11月，联盟发行作用广大的《台湾文艺》杂志，标榜并非“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人生而艺术”，提供作家发表著作的园地。然而，好景不长。1935年，《台湾文艺》因内外条件的改变而渐渐偏重艺术性，主张文学政治功能的杨逵因与主事者张深切、张星建的理念不同而退出台湾文艺联盟，此举虽然没有让联盟垮掉，但多少打击了其高昂的士气，台湾文艺联盟最终于1936年8月解散。杨逵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应革除“吟风咏月”、“无病呻吟”的文学游戏，致力于追求文学的“控诉”精神，排除自然主义文学那种绵密的黑暗层面描写，追寻光明，唤起人们心底深处的希望。基于这种信念，他联合日本左翼作家主编了《台湾新文学》杂志，主要作家包括赖和、杨逵、叶荣钟、吴新荣、郭水潭等人。然而不到两年，《台湾新文学》仅仅出版14期后，杨逵等人的新尝试便彻底破灭。
1937年4月1日开始，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台湾报刊的汉文栏目全部废除，一切刊物禁止刊登中文。唯有《台湾新民报》（原《台湾民报》）抗拒了两个月，至6月1日也无奈屈服。杨逵继续抵抗，他在1937年4月20日的《日本学艺新闻》中写道，“到现在，日语论文，还对六七十岁的老人进行‘国语教学’，有什么影响？是否为到了坟墓里读报，才学啊？看来，那些充满歪曲事实报道的报纸只能供在坟墓里的人看了”。1938年3月24日，日本本土为因应长期战争与国防经济体制的需要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同时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包括“国语运动”、改日本姓名、“志愿军制度”、宗教和社会风俗改革等，目的即要把殖民下的台湾人改造成“皇民”。此后，台湾作家除非使用日文写作，否则已无法再发表著作了。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