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隆隆炮声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强化在台殖民统治，大力推行同化政策，作为文学载体的汉语言文字被禁用，文学发表阵地被铲除，台湾新文学运动陷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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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任职《台湾日日新报》学艺部的西川满，伙同诗人北原政吉成立台湾诗人协会，并发行《华丽岛》诗刊。因受到当时年轻诗人与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促使西川满将台湾诗人协会改组为台湾文艺家协会。作为协会机关杂志的《文艺台湾》在创刊号跋文中这样写道：“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2月以来的悬案台湾文艺家协会，由于在台官民有志者、《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民报》两社学艺部，以及各种文化团体积极的支持，期望纪元2600年(日本纪年法，即1940年)时能成立，故创刊《文艺台湾》。协会不只是促使会员相互亲睦的社交团体，还要跨出一步，自己出刊文艺杂志。在台湾这简直是特殊情形。我们深信如此才能提升台湾文学。”
关于该协会成立的由来，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尾琦秀树认为协会初期是一个文学家自己的、自主的联谊团体，尽管其后协会倾向转变，但创立初期的协会并不同于此后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和“台湾文学奉公会”。但台籍作家龙瑛宗在其随笔《“文艺台湾”和“台湾文学”》一文中则强调应注意跋文中“在台官民有志者”、“纪元2600年”、“台湾的特殊情形”之用语。他在文中如此写道，“台湾人的作家们在决战与“皇民化”的喧嚣声中，宛如京剧中的小丑般，鼻尖涂白、动作滑稽地手舞足蹈。实际上，其内心在暗自哭泣吧”。
在强化殖民统治的时局之下，从事印刷出版、经营文艺杂志极为困难。西川满以手工方式出版《华丽岛》日文单行本，而被禁止用中文创作的台籍作家则根本找不到印刷的场所。1940年1月1日创刊的综合性双月刊《文艺台湾》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台湾作家发表著作的愿望。当时该杂志的编委几乎网罗了在台湾诗歌、小说、评论到民俗学、政治学领域的知名文化人。创刊之初，执笔作家除了西川满、滨田隼雄、新垣宏一、中村哲、中山侑等在台日籍作家之外，也吸引了台籍作家，如杨云萍、张文环、吴新荣、郭水潭与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龙瑛宗、周金波与陈火泉等人。当时刊登于《文艺台湾》的著作相当多元，除新诗、小说、剧本、评论等新文学创作之外，尚有属于日本传统文学范畴的短歌、俳句，以及民俗、绘画、版画等各形态艺术创作，大多取材于台湾。《文艺台湾》创刊后，曾在其扉页印有“决心以文章报国”的字眼，但在文中却看不到这类文章，编辑依旧坚持艺术至上主义。尾琦秀树认为，杂志以这样的口号是为了缓和时局之下殖民当局可能的责难。
1941年2月，因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介入情形发生转变。台湾文艺家协会重新组建，改为文艺台湾社。西川满继续担任发行人兼主编，刊物以同人志(源自日语，指持有相同爱好者)、月刊形式继续发行。这年5月，以张文环为首的一批台籍作家，如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宣布退出协会，成立启文社，并创办季刊《台湾文学》。因汉文被禁用，台湾作家在这本季刊上发表的著作皆用日文写成。而以西川满为中心的作家则继续出版《文艺台湾》。为何形成两个文学团体，思想上有何异同，学界的论述也是各有不同。作家黄得时认为分歧的原因在于，协会内部一派排斥台籍作家，另一派则主张包容台籍作家。尾琦秀树认为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他认为冲突的原因在于文学创作思想的不同，最后导致两个文学组织的互相对立。作家龙瑛宗的话语或许更为中肯，他认为“在殖民地安居的日本人希望在粗俗的台湾也能看到开出日本文学变种的花。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是同化政策，这样的空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里要提及一些时代的背景。实际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在台湾总督府设立临时情报委员会，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防止台湾民众心向祖国。1937年8月16日，殖民当局发表告谕，要求台湾岛民认清战时体制的严重性，不可掉以轻心。同月24日，召开地方长官紧急会议，同时将临时情报委员会改为情报课。1940年10月14日，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成立后，日本开始在各殖民地推行战时新体制运动，如朝鲜组织“国民总力联盟”，关东州组织“兴亚奉公联盟”。台湾则于1941年4月18日设立“皇民奉公运动准备委员会”，隔日成立“皇民奉公会”，总裁即台湾总督。该会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影、戏剧等媒介，强力推行“穿国民衣，改国民姓，用国民语”的“皇民化”运动。殖民当局一方面利用月刊《新建设》和机关报《台湾时报》及时事问题解说、“皇民化”读本加强对台湾人宣传，另一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掀起“内台一如”、“皇民练成”论述，宣扬只要人人自我决志“练成”、“精进”，便可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作为殖民下的劣等地位。
1942年，日本国内开展文艺报国运动，亦计划派遣日籍作家赴台，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遂作罢。而此时传来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的消息，台湾总督府欲以改组由日人西川满主导的台湾文艺家协会，掀起台湾文学“皇民化”运动。在协会出版的《台湾文艺家协会会报》(1942年11月30日)中，有该会改组后的具体计划，包括“台湾文学史的编纂”、“协会会员之练成”、“文艺演讲会、文艺座谈会之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派遣”等等的工作。在这期会报中，有一篇来自台中的无署名文章，在文艺家协会改组之际回顾了1934年全岛文艺大会组成台湾文艺家联盟的往事。文中怀着一种悲愤心情提及《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两本掀起台湾文学艺术运动的刊物，因战争被迫相继停刊。作家杨逵也在题为《会报的意义与任务》的文章中提到，“对民众的文化启蒙”和“会员相互切磋和提高”是他对台湾文艺家协会的期许，但战争的爆发使他的愿望泡汤了。
1943年，日本军国主义扩大战区，时局更为紧张。这年2月，殖民当局下设的“皇民奉公会”设立“台湾文化赏”，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西川满的《赤嵌楼》和台籍作家张文环的《夜猿》获得文学奖。台湾第18任总督长谷川清、“皇民奉公会”总务长山本真平利用颁奖场合，公开宣示“文艺应积极昂扬国民士气、配合高度国防国家之建设，以及文化报国、迈向皇民文化之建立”等言论，重点皆在强调文学奉公精神。颁发文学奖后的4月29日，为配合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的思想统治，台湾文艺家协会自行宣布解散，日语毕业论文，其全体成员转入“台湾文学奉公会”。与此同时，“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也继而成立。至此两个组织成为主导台湾文坛的重要官方力量，开始共同推进以“建立台湾皇民文学”为目标的同化政策。 而在两组织先后举办的“文艺报国演讲”、“国民座右铭”、“爱国百人一首”等文化同化活动中，尤以“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备受瞩目。第一次大会于1942年11月3日至10日在东京召开，主题为“东亚文学者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及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协力措施”，台籍作家张我军作为华北代表，台籍作家龙瑛宗、张文环则作为台湾代表参与该会。尾琦秀树认为，当时在北京学院文大学担任教授的张我军，因曾受到周作人的指导和提携，迫于无奈参与了此次大会，但他在大会中所做的发言与当时日本国策毫无联系。尾琦秀树进而推测，张我军是利用此次机会去拜访他心仪已久的日本作家岛琦藤村和武者小路实笃，这应是他此行日本的真正目的。同样在台籍作家龙瑛宗的自述中也提及参与此次大会，他这样写道，“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张氏(指张文环)和我都是台湾地区的代表。大会当天早上，有人告诉我说，‘你代表台湾发言。因此，这里有原稿。’我已经忘了是谁交给我原稿。我只是像只鹦鹉般看原稿照本宣科。”第二次大会称为“大东亚文学者决战会议”，于1943年8月25日至27日同样在东京举行，议题为“决战精神昂扬、击灭英美文化、拥立共荣圈文化。”此次会议中有台籍作家杨云萍、周金波与会。杨云萍在大会的第3天分组发言时说，“也许这样说有些失礼，但恐怕没有人了解我们台湾的文学。”对此日籍作家片冈铁兵起来反驳说，“在这里的人起码都知道一点中国文学史。”但杨云萍说道，“听了片冈先生的话，很高兴，我将收回失信和认识不足，但是希望能赞成我的提案。”此提案即要求为东方文学探讨人员提供援助。实际上，片冈并不了解台湾从清末以来50年的台湾文学苦难的历程，杨云萍抓住片冈的无知不放，且又要他出钱，也反映出台籍作家曾经在为发展台湾新文学运动而付出的血与汗中产生的智慧。至1944年11月第三次大会在南京召开时，台湾已没有代表参与。
随着战争形势恶化，台湾也进入战时体制。1943年11月13日，由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台湾文学奉公会”在台北市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以“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和“文学者的战争协力(其理念及实践方策)”为中心议题。全台文学者60余人出席会议，台籍作家包括郭水潭、黄得时、吴新荣、周金波、张文环、张星建、陈火泉、杨逵、龙瑛宗、吕赫若等人。“台湾文学奉公会”会长山本真平发言时，说明了“思想战”的重要性，要求文学家要作为思想决战的战士而积极行动起来。在讨论中，西川满代表《文艺台湾》发言3次，表示要把《文艺台湾》奉献给“文艺杂志的战斗部署”的需要，但是杨云萍、黄得时主张即使在决战形势下也应该继续编写台湾文学史。总督府保安课长起来警告说，“对决战无帮助的都不需要。文学著作也是，只有在决战下不可或缺的著作才可发表。”由此可知当时台籍作家所处环境的艰辛。至此，由日人西川满主导的《文艺台湾》及台籍作家张文环等所组的《台湾文学》全部停刊。隔年，由“台湾文学奉公会”出版发行重组后的《台湾文艺》。
1944年6月，应日本总督府情报课要求，在“台湾文学奉公会”倡导“创作如实描写要塞台湾战斗之姿，以资启发岛民，日语毕业论文，培养明朗丰润之情操，振起对明日之活力，并作为对前线战士鼓舞激励之粮”的文学著作之下，选派了日籍、台籍作家13人到台中的谢庆农场，台南的斗六国民道场，高雄海兵团、煤矿，金瓜石矿山等地，要求他们根据见闻体验写小说或报道，美化侵略战争。
《文艺台湾》从最初的标榜文艺至上的编辑风格，到1941年6月刊登“战争诗特辑”后，逐步朝向“拥护国策”，协力战争的“决战文学”、“皇民文学”方向倾斜。而由张文环等台籍作家退出后创立的《台湾文学》则始终与之抗衡，尽管仅仅持续3年时间，发行11期后即被迫中止。但《台湾文学》的存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在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残酷同化环境中的延续可谓功不可没。
以上就是台湾文学在决战形势下的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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