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文学适应传媒时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格局，其商业性及其给受众提供的虚幻满足，使其无疑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功能。进入90年代后，推理小说、情感小说、风俗小说等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日本大众文学的多样性，日语论文，国际化、求异化、商品化越发成为当今日本大众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主流。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文学领域中不断博弈，使得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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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大众文学；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世界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交流、传播，文学创作也越发具有国际化和世界化倾向，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文学领域中不断博弈，使得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但无论怎样变化，文学创作的民族特性不会更改，其意识形态性在著作里有从分的体现。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第1097页，我们看到对“意识形态”的表述：“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而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618页里，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关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也叫观念形态。”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体系”，后者认为是“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可见，就文学艺术来说，并非整个的是意识形态，但属于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大众文学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无不披上了意识形态性的外衣。
一、日本大众文学创作理念的转变路程
日本大众文学孕育于20世纪初的明治后期，之后略有停滞。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态，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小说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普通民众阅读的对象，即是日本大众文学的雏形。从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是大众文学的勃兴阶段。大众文学作家一方面应用欧洲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一方面着力于写现代题材和传奇题材，使这种新兴的文学飞速地扩大了市场。白井乔二于1924至1927年在《报知新闻》上发表他的描写日本两大封建贵族70年间斗智斗争的连载小说《富士黑影》，风靡一时。中里介山自1919年起发表的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大菩萨岭》，在报纸上连载23年。大佛次郎的新闻小说《晴天阴天》1926年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1927年在《东京日日新闻》连载他的传奇小说《赤穗浪士》，以欧洲文学的技巧，扩大了大众文学的范围。吉川英治也把欧洲现代文学的技巧,应用于传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结构庞大、情节曲折的长篇小说。1926年在《大阪每日新闻》连载的《鸣门秘帖》,描绘剑术传奇故事,赢得了市场。长谷川伸和子母泽宽合写的以赌徒、流浪汉为题材的小说，也在20年代后期流行起来。江户川步、小酒井木等还开拓了日本侦探小说的道路。在日本法西斯日益猖獗时，大众文学出现了呼应军国主义的倾向。编辑出身的大众小说家直木三十五期于1932年发表《法西斯宣言》，公然支持法西斯。1937年侵华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众文学的军国主义色彩日趋浓重，一部分作家充当军队报道员。吉川英治于1935至1939年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小说《宫本武藏》，表达了“从乱世的凶器转变为保卫和平的剑”的思想。这一时期，不利于军国主义国策的著作受到排斥，连推理小说也受到限制，大众文学的某些作家改写历史小说。日本战败后，大众文学又开始活跃。野村胡堂等人的追捕小说、山手树一郎等人的人情小说和村上元三的格斗小说，在战后不久便相继流行起来。战后
大众文学有很多新的变化和特点。
二、社会派推理小说创作的流变客观宏观反映了日本大众文学的倾向和主流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以其大众文学的共性和本身所具有的个性，在战后日本的大众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小说市场的意义上，有力地冲击了“纯文学”“高雅文学”。现代日本社会，人们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形形色色。多元化的价值观决定了多元化的审美情趣，多元化的审美情趣又要求多元化的文本载体，日语论文，这些都是社会派推理小说存在的前提。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大众文学的代表流派之一，其代表作家有松本清张、水上勉等，其中以松本清张成就最大。社会派推理小说同以往单纯表现案件的始末，应用逻辑推理来进行略论和归纳的著作有很大不同，即明显融入了作者本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因而也博得了许多关注社会问题的读者的青睐。进入60年代，以森村诚一、大谷羊太郎等为代表的推理小说家又把逻辑推理与社会派创作风格进一步融合在一起，不仅揭露社会上层的腐败、黑暗，同时还充分表达对下层民众的理解、同情，被称为“新社会派”。进入70、80年代，社会派推理小说出现了新的态势。赤川次郎开创的青春幽默推理小说。他的著作可谓家喻户晓，其代表著作有《幽灵列车》、《消失的男人日记》等。赤川次郎的创作首先是面向年轻人，以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生活。著作大多构思新颖、文笔俏皮、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正如日本《朝日新闻》所评论①:“在今天的日本，谁不看赤川次郎的书，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现代生活。”进入9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作有了新的变化。
三、日本大众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微观略论
1.日本大众文学意识形态性首先体现在文学艺术话语权的改变。
话语与权力不可分，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因为权力是通过话语来执行的(宜传鼓动、发号施令)，通过话语而实现的权力才是切实的、有效的，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是权力，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功能而不是实际的社会力量。战败使战前日本由于非西方后起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的自卑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文化的拒绝、排斥的文化民族主义完全成为历史。由于传统主义价值体系随着战败而崩溃，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出现了话语权的改变，大众开始作用并掌握话语权。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形式，话语的意义实际上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操纵和控制的。掌握话语的发话主体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用和归纳，描述和证明某一具有他所认为的性质的历史或社会事件，并按自己的略论和理解形成文本，如果这种描述获得现实中人们的接受和认可，他就获得了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思想和认识的支配，即获得了对现实生活的权力。
2. 日本大众文学意识形态性其次体现在大众社会主体的接受程度。
威廉姆・科恩豪泽曾经论述过，作为略论其他阶层是否由精英所控制的措施，关注中间集团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②大众社会的形成必然会导致大众文学成为人们主要的精神消费品。大众社会的话语陈述以民主主义作为共同精神，消费大众文学著作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已形成文化民族主义在大众社会的消费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大众社会是以民主主义为话语语境，大众或代表大众的作家、媒体掌握话语权的，这种话语系统控制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行动和组织规范，社会活动受到这种话语系统的定义和限制。大众社会的形成，使得大众文学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解构得以在社会深层文化中实现。
3. 日本大众文学意识形态性最后体现在对国民价值体系的判断。
文化民族主义是日本大众文学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大众文学的发展也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不断进行解构。日本国力的增强是实现产业化的成果，那么产业化的实现本应使日本朝着价值观念的普遍化和合理化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换言之，当经济领域进行价值合理化时，社会文化领域的价值也会由于价值体系的相互渗透准则必然向合理化发展。
注释：
①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学院出版社，2017.297。
②吉野耕作著，刘克申译.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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