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日本文化的整个形成过程中，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在不同时期都发挥着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影响，从不少日本文学著作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本文从儒学的宇宙观、政治观、价值伦理观三个方面探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者和日本文学著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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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文学；作用
儒家思想自传入日本以来，一直作用着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学。据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早在5世纪，王仁应应神天皇之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1]。在大化改新前，日本的教学主要以儒学教学为主，《论语》和《千字文》因此成为了日本的文字、文学的启蒙书籍[2]。因此，可以说儒学对日本文字、文学的诞生也发挥着巨大影响，并至今作用着日本文学，儒学的许多观点在自古至今的日本文学著作中不断出现。
一、儒学宇宙观的作用
中国的早期儒学就对宇宙、世界有所论述。正如《易传》所说的：“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战国后期形成了超越感觉与经验、贯穿自然、社会、人生的儒家世界观。西汉董仲舒把《易传》的世界观、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学说结合，提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日本人也受其作用，吸收、改进成为日本早期宇宙观、世界观。
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古事记》中，有大量对于宇宙生成和演变的神话，这正是日本人哲学宇宙观思维的萌芽。《古事记》序文开头有这样一段，“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意思是说，混沌的元气己经凝集，但没有形质，不可名状，自然运行，谁能知道它的形状。但是，在天地刚刚分开的时候，有三位神(即天之御中主神、高御产巢日神、神产巢日神)是造化的开始，于是阴阳开始运行，两位神灵(即伊邪那岐神、伊邪那美神)成为万物之祖。王家骅认为《古事记》中体现出来了的日本人的宇宙观，他们主张宇宙生成与演变的次序是：混沌――天地――国土――万物[3]。这实际出自儒家经典的《周易・系辞上》的“最有太极，是生两仪”。其中，“两仪”即天地。另外，孔子曾说“天道曰园，地道曰方”，这里的天园地方是与“天尊地卑”和“君臣贵贱”说相联。《古事记》中并没有谈到天园地方，但吸收了“天尊地卑”的观念。另外，《周易》认为阴阳相交生育了万物，《古事记》也使用了阴阳之说，将其具体化为两种性别的神，把他们说成是“万物之祖”。由此可见，《古事记》无论从开天辟地、天地联系，还是万物生成，都是在吸收了儒家宇宙观的基础上，改变为当时日本人所接受的方式的。
二、儒学政治观的作用
很多学者在谈论到日本儒学时，大多笔墨只会挥洒于江户时期。因为大多学者认为早期的日本儒学没有系统的儒学理论作品，且与中国儒学相比，也无创造性发展。的确，在江户时期，儒学受到了异常的推崇，该时期的日本儒学脱离了禅宗，甚至朱子学派内部也出现分化，出现了许多与中国儒学不同的观点。但是，如果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略显片面，似乎过低估计了中国儒学对日本早期文化文学的作用。因为，自儒家思想传入日本，统治者就认识到儒家所提倡的统治体制的意义，在塑造天皇形象时更是参照儒家学说，这一点在文学著作中也有所体现。
公元601年，圣德太子为了摆脱苏我马子的控制，对旧制度进行改革时，引进当时中国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五常儒学思想，参照《论语》进行统治体制的改革，大量引用了《千字文》、《论语》、《周易》、《礼记》等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并设“冠位十二等”[4]。 宪法十七条”最集中地反映了圣德太子的政治思想。“宪法十七条”重点放在“和为贵”、“崇君”、“公正”与“尊三宝”上。和为贵是为了缓和豪族之间、豪族与皇族之间的矛盾。“崇君”是为了树立天皇的权威，要求大家服从天皇的意志。“公正”是为了让官员服从天皇统治秩序。“尊三宝”是为了统一信仰，统一思想。虽然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只是成文法，但语言朴实，文章优美，颇富文学性，日语毕业论文，代表了当时章的最高水平。此后，儒学思想频繁出现在天皇诏赦等政治文献、律令之中。与此同时，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仁政”，也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十七条宪法》所主张的为臣之道，即是“忠于君”、“仁于民”。儒学的“天命观”和“德治”、“仁政”的思想也在《古事记》等“六国史”中有明确的反映。
7世纪中期，日本进入了封建社会，儒学得到广泛发展。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孔子所倡导“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这被引入当时的作为统治者宣传的文学中[5]。《古事记》中将天皇打扮成受人民拥戴的“有德者”，赋予他们儒家式“古圣王”的形象。上卷主要讲述天照大神平定苇原中国(即日本)，然后委派她的孙子迩迩艺命去统治。这个迩迩艺命的孙子就是传说的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中、下卷则主要讲述了根据皇祖神天照大神的旨意君临日本的历代天皇如何将统治权扩张至全国。编撰者力图使天皇具有两重性质:一是天照大种的子孙，即天皇本身即是活在人世间的神，二是道德高尚，施惠于民的“圣帝”。《怀风藻》中的应诏诗，大多以儒家的“有德者王”来歌颂天皇。如“论道与唐齐，与德共虞邻”，日语论文，说明天皇的道德高尚同于尧舜，仁爱之心超过殷汤王和周文王。《万叶集》中也有“大王天日子，天子建新猷”歌功颂德的著作。即使是在儒教一度盛行的镰仓、室町时期，《太平记》的开篇也以“在位之间，内正三纲五常之仪，顺周公孔子之道，处不怠万机百司之政……无不称其德，夸其化者。”，把后醍醐天皇描绘成儒家式的圣主名君。
三、儒学价值伦理观的作用
（一） 清贫为乐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是。”可见，儒家提倡在山水之中有自然之乐趣，安于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的清贫、简单的生活，这也是儒家所追求的修养与情操。这种思想作用了不少追求超脱现实生活的日本作家。例如，鸭长明因失意而出家，其代表作《方丈记》中的第一部分流露出对时代变幻无常的感慨和消极思想，主要体现了佛教的无常观。而第二部分则叙述出家隐居后，蛰居方丈草庵，过着闲寂的生活，每天以官场花鸟鱼虫、风花雪月为乐。这些描写衬托出作者在超脱俗世的生活中，从未放弃自己对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处世哲理的探求，以平淡的生活为乐的生活态度显然是受儒家思想的作用。吉田兼好在乱世中出家，所著《徒然草》的序中提出了著作的写作目的，即“徒然闲寂，终日对砚，心中浮现出幕幕琐事，漫然书就，达到痴迷的程度”。在这些“幕幕琐事”中，不乏作者超脱现实后闲寂生活的愉悦。作者引用大量的儒籍，表现其清贫生活中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式亭三马的《浮世理发馆》中的腐儒谈古论今，被讥笑为“放屁的儒者”，却自以为“和愚人谈论是无益的”，这也体现出了儒者以清贫为乐的性格。
（二） 忠孝伦理
孔子认为“忠”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论语》中“慎终追运，民德归厚矣”，“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子之位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由此将孝道与社会风气的淳厚，国家的安危关系起来，忠与孝已编织在一起了。统治者将儒学的忠孝核心思想加以利用，提出忠的对象是皇帝，“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君主，也包括维护国家有效统治。“孝”的功能不只是为了家长的权威，还是维持种群繁衍的社会原则。日本的文学者受此作用，也采用了这种以忠、孝思想塑造人物、评价人物的审美价值取向。
《平家物语》在描写武士面对国与家、君与臣的选择上，表达出了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在叙述保元、平治时代时，多出引用了《孝经》等讲明君臣的忠义之理，将忠义、忠孝的道德伦理观念融入武士的“主从联系”的信念之中，强调忠主君的道德标准。同时，作者还以忠孝作为肯定平重盛等理想人物和否定平宗盛等临难苟免的人物的标准。《太平记》认为忠诚是为臣之道，评价楠木正成“兼智仁勇三德，死守其道”。对著作中大量出现的武士，也有其明确的褒贬标准。著作还大量引用了诸如《周易》、《孟子》、《孔子家语》等儒家经典，对人物进行评价。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中的伏姬为表忠诚，剖腹自尽，从腹中飞出的玉珠散落到地上的共有8颗，这8颗分别刻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各一字，成为八犬士出世的前兆。这八犬士分别成为儒教八德的勇士，屡屡战胜敌人。实际上，这些人物就是儒教八种道德观念的具体化。
四、 结论
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多种文化的作用。这其中，儒家思想与其它思想不同，它在日本文化的整个形成过程中，分别在不同时期发挥着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的作用影响。
以上，笔者从儒学的宇宙观、政治观、价值伦理观三个方面，研讨了儒学对日本文学者和日本文学著作的形成、发展的推动影响。可以说，儒学对日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影响，并且势必还会继续作用日本文学。
参考文献：
[1]韩立红编著.日本文化概论[M].天津：南开学院出版社，2017．12.114.
[2]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17.4.15.
[3]王家骅.儒家思想对古事记的作用[J].南开学院学报，1986,2.26.
[4]陈奉林.对于东亚价值观的几点思考[J].外国问题探讨，1998,4.47.
[5]陈奉林.儒学在日本[J].世界知识，2017,4.39.
（作者单位：1.成都理工学院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2.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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