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日本文坛上出现了转向文学。从阶级上来讲，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背叛，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客观、主观的原因。本文通过对转向作家的两级代表人物―中野重治与岛木健作的略论、对比，结合对无产阶级转向文学的评价，证明转向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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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产阶级转向文学；转向作家；中野重治岛木健作
在日本文学史上所称的无产阶级文学通常指的是从1921年左右开始到1934年左右为止的、伴随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文学。这种无产阶级文学与一般的文学不同，它和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成为了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文学理论也是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相关联而被提出来的。1921年《播种人》创刊、1923年又被废止，在那以后，又经历了《文艺战线》、 “劳艺”、“纳普”等，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重复着组织的统一与分裂。最终，在1931年，以所谓的满洲事变的发生为契机，为了使革命运动的立场更为鲜明，11月“纳普”更改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 (考普) ”。30年代初期，革命作家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创作。1933年，日语论文题目，小林多喜二被法西斯杀害，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走向低潮。1934年，考普宣布解散。
一、转向文学的出现
1931年的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急剧增长。为了反抗军国主义统治者的猛烈镇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基础―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纳普)增强了政治主义的偏向。在组织活动、创作方面，更加要求、束缚着文学者们。在这种状况之中，就出现了很多的转向作家。1933年6月8日，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指导者佐野学、锅山贞亲，在监狱内，发表了《告共同被告同志书》，声明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这一转向声明对当时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党内外带来极大冲击。1934年2月考普解体。至1935年为止，两年之间“转向”出狱者达到九成。转向后出狱的作家们，陆续发表了以转向为主题的著作，转向文学时代出现了。
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转向文学”的，范围较广，这里的“转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如林房雄等转向后投靠日本法西斯政府；其二，大多数人转向后悄然远离无产阶级运动，战争时期又附和侵略战争；其三，就是出狱后继续探析无产阶级的出路，笔耕不辍的。毫无疑问，前两类转向是应该批判的，关于第三类，这里举出两名作家即中野重治和岛木健作来加以具体略论。
二、转向作家代表――中野重治和岛木健作
日本的近代文学，主要是以寻求自我解放、自我确立为目标的。而无产阶级文学则要求描写劳动者、农民的斗争，强调主题的积极性及政治的优势性，对于自我的问题则几乎被无视。转向后的作家们，注目于迄今为止被压抑的自我的问题，对它进行了重新审视。转向文学（即前面提到的第三类转向），根据转向的方向性，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中野重治及村山知义等中所看到的倾向，即一面继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认为自己的转向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而被打破的、违背良心的转向，并把这些伦理上的苦恼等进行告白的一系列私小说著作群；另一类是以岛木健作为代表的，彻底颠覆以前的左倾经验，按照新思想谋求自我变革，以追求从良心上完成转向的著作群。
１、对于中野重治
中野重治在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战时的文学抵抗、战后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各个时期，一面发表表达那个时代的文学良心所在的诗歌、小说、评论、随笔，一面不断地置身于政治和文学的尖锐紧张联系中进行活动。1932年，在对文化运动相关者的镇压中，中野重治被逮捕，经历了两年多的牢狱生活后，于1934年转向，缓刑出狱。出狱后，他深入思考自己的屈辱，开始了作为作家的新的战斗。对自己在狱中“转向”时的孱弱和动摇，中野并没有加以掩饰，而是通过文学写作，不断对“转向”行为进行剖析，“在作为人和作家的第一意义的道路上前进”（注：中野重治语）。中野批评了贵司山治的《对于文学者》，发表了《对于〈对于文学者〉》的文章。认为以社会为第一义作为自己的第一意义而生存的作家们，如果失去了第一义也就失去了第二义、第三义的全部，主张今后的目标必须是绝对的第一义作家生活。在这种主张下，他陆续写了以《乡村之家》（1935/5）为代表的五部转向小说。在自传体小说《乡村之家》中，他描写到：牢牢扎根于乡村生活的父亲对“转向”回家的儿子说，老百姓对天皇的爱戴还是远远超过列宁。儿子对此无言以对。尽管如此，儿子还是不顾父亲的反对，想把自己的写作继续下去。这是一部看清了转向的屈辱和自己观念上的纤弱，并决心从此出发的著作。随着1937年侵华战争的开始，日本国内强化战时体制，中野也一度被禁止写作，但当得到禁令缓和的机会时，他就发表了《告别和歌》等一系列自传性著作。面对时代的黑暗，他进行的艺术性的彻底抵抗的独特文学活动受到了大家关注。在那之后，平野谦和荒正人之间开始了有名的政治和文学论争，围绕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评价、转向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相关于平野谦和荒正人主张的重视文学的自律性、文学者的主体确立性，中野的批判仅限于政治主义这一狭窄的范围、推崇“艺术至上”。对于这一点后来中野自身也进行了反省。
２、对于岛木健作
岛木健作在1926年初，投身于左翼农民运动，日语毕业论文，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揭发并收监。转向出狱后，作为小说家得到公认。经过牢狱生活，岛木认识到了过去运动的观念性，切身体会到自己的软弱，并从这一点出发，通过弄清过去的错误，致力探析新的真实的生活方式。长篇小说《重建》（1937）就是以被破坏的农民运动的重建为主题，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追求自身生活和文学上的重建的要求。这部著作排除了一切观念性的指导，始终贯穿着应该与农民的现实密切结合起来的作者的主张。就这样，岛木只强调了农民的具体生活的改善，把谋求社会整体变革的思想作为不现实的观念进行了否定。在长篇小说《生活的探求》（1937/1938）中，描写了因病回乡的主人公―衫野骏介在康复后也不想再回到东京，而是想重新加入农村的生活中去的内容。也就是从“观念”的世界转向“生产性”的世界，在农业生活中寻找这种转换。这就是所说的岛木健作的“再转向”：回归平凡生活，通过现实生活谋求再生。在《岛木健作》这部作品里，作者加了《对于〈生活的探求〉》的自注，在里面提及不是把“转向问题”作为“只是在政治和组织等这样的问题中”来考虑，而是作为“求道的问题”来考虑。这部《生活的探求》是岛木健作转向后的新思想的表现。这部著作发表后，受到中野重治、/川鹤次郎等的全盘否定，但是另一方面在左翼运动崩溃后，在以思想混乱和不安中丧失方向性的青年知识层为中心，对岛木的与“生产的生活”相连接的求道性产生共鸣，带来了当时“归农”流行的社会现象。
３、中野重治和岛木健作转向的不同
岛木和中野代表了日本转向文学的两级。岛木认为过去的自己及自己所参加的运动太过理念化，对它进行了否定，强调了现实生活。还把在严酷的现实中诚实地生活当做第一义来探求。与岛木不同的是，中野始终全盘坚持过去的自己。以社会为第一义，不放弃那些理念的东西，通过否定自己，否定现实，来使自己坚持到底。
三、对转向文学的评价
在转向文学刚出现的时候，日本文坛有着各种各样的论调。板垣直子在《文学的转向》中论述到了作家的操守，认为从那些把思想当作生命的作家们中是产生不了“第一义的文学”的。还有冈田三郎的《想无视转向作家》、小堀甚二的《转向派文学在政治上的虚伪》等对转向作家表示露骨的敌意的评论也陆续出现。关于这些评论，大宅壮一表示：从“转向”这个词语所一般被联想的那些明确的放弃思想或移向反对意识形态的作家的情况很少，转向作家的大部分都没有积极地表达转向后的思想立场。
这种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所出现的转向现象，从阶级上来讲，是一种背叛，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客观的、主观的原因。那在文学上应该如何把握转向问题呢。战后，本多秋五在《转向文学论》中，扩大了“转向”概念，即狭义上是指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行为；而广义的“转向”则指西方近代合理主义思想向日本传统文化的转变。另外，吉本隆明也从思想史的角度略论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向”问题。根据吉本隆明的“转向论”，转向主要指的是思考的变换。受到挫折的作家们，与社会隔绝的牢狱生活使得他们的眼光投向内部，进行了自我的再次反省。在残留了很多封建要素的日本近代社会中，从致力于自我确定的近代文学的传统突然转向过于激进的政治方向，本身就是一种飞跃但同时也伴随着弱点。因为文学的指导方针过于偏向政治主义，所以关于这种文学的责备之声日益高涨，那些被无视的作家的自我内部问题就成了文学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转向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创作手法的转变。
总的来说，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虽然带有文学追求的不充分性、认识上现实主义的微弱性、偏向政治主义等一些问题，却在与政治上的社会性矛盾从正面进行较量这一点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但是，从共产主义者的转向开始，随着1934年纳普的解散，日本无产阶级运动就衰退了。虽然转向作家的转向方向不同，却都在受到思想上的挫折后进行了自我反省、深化了对现实的认识，从这层来说，也是有其重要的文学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日本文学全史６ 现代》；市古贞次等编；1979年；学灯社
[2]《探讨资料现代日本文学② 小说・戏曲Ⅱ》；浅井清・佐藤胜等编；1980年；明治书院
[3]《无产阶级文学》；日本文学探讨资料刊行会编；1980年；有精堂
[4]《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日本文学探讨资料刊行会编；1981年；有精堂
[5]《增补新版日本文学史 近代Ⅱ》；久松潜一编；1977年；至文堂
[6]《中野重治全集》；中野重治；1979年；筑摩书房
（作者单位：大连学院日本语言文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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