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0日晚，在东京的许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的快递明信片，日语论文，上面写着：“内阁情报部和文艺家们有事相商，请于明日即23日午后3时，前来首相官邸内阁情报部开会。”23日，在内阁情报部，以菊池宽为首的12名作家前来赴会，他们是尾崎士郎、横光利一、小岛政二郎、佐藤春夫、北村小松、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片冈铁兵、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白井乔二等。据与会的作家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的回忆，主持人是情报部的几个人，此外还有陆军省新闻班的松村中佐、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的犬/V大佐、松岛中佐等人。会议开始时，只是随便地交谈一些有关战争时局的问题，后来陆军省的松村中佐站起来，指着墙上挂的大地图，讲解武汉攻坚战的情况，最后提出：希望先派二十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前线看看；虽说是从军，但并不对作家提出硬性的要求，完全是无条件的；现在时局重大，相信作家们会有正确的认识；看一看战争的近况，未必马上写出战争文学著作，但十年后执笔也好，二十年以后再发表著作也好，悉听尊便。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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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士郎在题为《一支文学部队》的纪实著作中写到：当时，当军部提出希望作家从军的事情以后，有一位作家不安地提问道：从军没有危险吗？――
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没问题”，中佐的嘴唇上浮着自信的微笑。于是菊川信（即菊池宽――引者注）和一同召集这次会议的作家久野高雄（即久米正雄――引者注），用铿锵有力的语调说：恐怕文坛上所有的作家都希望从军，要确定人选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至少需要二十个人。中佐当场回答：“可以。”并且说：“还有，在战场上难免有个万一，还是办个生命保险之类的为好。当然，各位都将受到军属的待遇，所以会事先给你们在靖国神社那里办好安放遗骨的手续。”
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也写道：
我们都一齐大受感动。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作为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日语毕业论文，还有文学家被当做嫩芽一样爱护而产生的那种自豪。我们对从军的提议产生了共鸣。与会的作家们几乎全部抱着从军的志向，实在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8月23日这一天，将作为划时期的第一步铭刻于文艺史上。
具体帮助军部策划“笔部队”事宜的菊池宽，在事后不久发表的随笔《话的屑笼》（原载《文艺春秋》1938年10月号）中说：
作为文艺家协会会长的我，当初想派出四五个人。因为是到激战的中心汉口，我担心愿去的可能不多，就打算去做一做自己熟悉的几个人的工作，召集容易拜托的人来情报部开会。不料，十一二个赴会的朋友都说愿去。我自己最初没打算去，但是听了情报部人的讲话，就想无论如何要去，下定了从军的决心。情报部说，二十来个人可以，而且明天就得确定下来。军务紧急，不能个别关系。我想，如果和四五十个人关系的话，会有一半人愿去，所以就发出了快递。于是除两三个人之外，都说愿去。
8月26日下午，内阁情报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情报部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的名单，他们是：吉川英治、岸田国士、泷井孝作、深田久弥、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浅野晃、小岛政二郎、佐藤/贾/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冈铁兵、中谷孝雄、菊池宽、富泽有为男，共22名。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大陆的“笔部队”。入选“笔部队”的作家们在报刊上谈感想，说抱负，表忠心，大出风头，一时成为舆论的宠儿。其中有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作家，一跃而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从军部领到了高额的津贴、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俨然是一批出征的将军。临行前政府和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分“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无怪乎当时有的报刊把“笔部队”的出征说成是“大名旅行”（诸侯巡视的意思）。未被选中的作家，有的怨天尤人，抱怨菊池宽等人做事不公，选的大多是与他所支配的《文艺春秋》杂志有联系的人；有的则表示失望，如著名作家广津和郎在《都新闻》上撰文说：“有人问我，你想从军参加武汉攻克战吗？我说真是朝思暮想，高兴得心都跳了起来，因为这是出乎预料的幸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快快得到消息。可是，一看公布的名单里头没有我的名字，真是空喜一场。抱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厉害。”
在第一批“笔部队”被派往中国的时候，正是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的高潮时期。武汉会战从6月11日起，进入9月份，已经打了两三个月。日本为了最终攻下武汉，正在加紧进攻并占领武汉外围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也集中全力，保卫大武汉。日本赴武汉前线采访的海军班的一行作家，包括菊池宽、吉川英治、佐藤春夫、浜本浩、小岛政二郎、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杉山平助等，先飞到上海，访问了日本陆战队本部，次日又访问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然后从南京溯长江而上，到达九江，9月底10月初到达武汉会战前线，正赶上了战况激烈的田家镇战役。10月11日，除杉山平助希望看到武汉陷落、而继续留在前线之外，其余七人回国。属于陆军班的“笔部队”。有人先到南京，有人经杭州、苏州到南京，有的随军去大别山区。第一批“笔部队”回国以后，军部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他们是：长谷川伸、土师清二、中村武罗夫、甲贺三郎、凑邦三、野村爱正、小山宽二、关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条秀司等人。1938年11月，他们作为海军的从军“笔部队”被派往“南支”，即中国南方地区。
那么，“笔部队”的作家们当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呢？“笔部队”的成员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著作――《一支从军部队》（1939年2月），写的就是“笔部队”的活动本身，从“笔部队”组成，到赴前线之后的情况，都有具体的描写。并且写出了“笔部队”作家的特有的心理状态和出人预料的行径：一心想参加“笔部队”，又对“大名旅行”的批评心有顾忌；想到战场建功立业，同时又意识到这是一种虚荣心；在汉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国，同时又担心社会上的物议。更有一个“老作家”挪用一笔巨款，把它借给同行的弟子使用；一位诗人来到战场，还在追逐女人与酒，等等。这部著作发表后，当时极右的评论家中村武罗夫在《东京日日新闻》（1939年2月1日）的《文艺时评》栏中发表文章质问道：“《一支从军部队》的作者究竟是什么写作意图呢？描写那种事情，――把那些行为抖落出来，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用那么长的篇幅，写那种题材，如何表现人生的意义呢？或许作者觉得有什么意义，才一味写那种事情也未可知。但只从现象上看，它显示了作者浅薄的黑幕猎奇的趣味。这样说不为过分吧？”他指责作者在描写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所谓“诚实”。现在看来，《一支从军部队》描写的是事实也好，还是杜撰也好，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写出了作者的一种情绪，那就是对当时仿佛是“敕选”作家组成的“笔部队”的神圣性的怀疑。它对我们认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是有一定价值的。
“笔部队”的组成以及开往中国的过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经开始通过国家权力，把日本文学拖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是日本文学及日本作家自觉地全面协力侵略战争的象征性事件，虽然参加“笔部队”的人为数并不多，但它是一个恶劣的开端。自此之后，无论是否到中国前线，日本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写了大量侵华的所谓“战争文学”的文字。可以说，“笔部队”的出现是日本文学大规模堕落的开始。日本当代一位有良心的学者说得好：“8月23日，只要不像今天这样给它作一个极其详细的年表，就什么记录也留不下。然而，正是这一天作为战争时期重要的时刻，现在有必要从相反的意义上明确地予以记载。以此为契机，到若干年后以英美为敌，把战火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征用更多的文学家派往南方，这个国家政权一开始就露出骗子的嘴脸，对文学家使用怀柔政策。文学家们不必说抵抗，连不合作也没有，竟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文学家们应该从这种可耻的堕落中，充分地汲取历史的教训”（高崎隆治《战时下文学的周边》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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