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儒学自传入日本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日本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作用。但是日本没有完全吸收儒家思想，而是随着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以中国儒学为基础的日本化儒学。本文考察儒学文学观在日本的传承和流变，旨在为儒学日本化的探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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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学文学观 日本文学 日本流变
一、实用主义文学观
儒家思想主张文学的功利性，认为文学是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自公元5世纪传入日本后，儒学文学观逐渐成为指导日本文人创作的一大理念。但由于日本独特的文化背景，儒学文学观出现了一些变异。
1.实用主义文学观的沿用与作用
在日本早期的文学著作中，例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歌谣虽然没有直接描写社会，但就其创作初衷――说明天皇与贵族统治的合理性――而言，已经体现出儒学的实用主义文学观。
以使用汉字、依照汉语语法编写诗歌为主的日本“汉文文学”的内容与创作理念基本沿用中国儒学的早期文学观。《凌云集》的序文中特别强调“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之精神，将“文以载道”的基本理念作为编写方针。《经国集》则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之句作为其集名。《怀风藻》收录了120首汉诗，其中应诏诗多达56首。这些应诏诗大多为功利性的歌功颂德著作，内容都是以儒家的价值标准歌颂天皇，明显地带有儒学重实用的文学观。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万叶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儒家文学观的作用，但它不再像敕撰集那样“重实用”。早期“和文文学”的代表――和歌――相比中国诗歌，更注重表现、抒发个人情怀。与“汉文文学”不同的是，歌人们不再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开始关心时政、同情民众，写出了许多揭露、批判现实社会的著作。在之后的《古今集》、《新撰集》、《后撰集》中，编撰者同样提出了文学著作应具讽喻、干预政治之功能。
2.对“诗言志”的认识
《诗大序》的“以诗言志”的诗学观提出后，便成为传统的诗学理念。所谓“志”，主要指儒家之志、政治之志。《古今和歌集》把“化人伦、和夫妇”的责任加于和歌，在“真名序”中写道“感生于志，咏叹于言”。这种思想与《诗大序》极其接近，出现了“志”，但序中只有两处对于政治的阐述，表明其“诗言志”更多停留在理论意义上，诗歌的本质演变为反映人类的情感，即抒发个人情怀。同时，与中国诗歌重“志”轻“情”、“情”受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志”的约束之理论相比，无论是《古今和歌集》还是《万叶集》，其中的大部分诗歌都与个人情感有关，更强调情感的坦诚流露。而江户时期的中江藤树虽常用汉诗注解儒家经典，例如《元旦试翰聊论学之体要》就是学习、传授儒学的心得体会，但诗中融入了自然景色，显然他将儒学的“歌功颂德”实用主义发展为陶冶性情。
二、劝善惩恶论
儒学文学观非常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日本文学中包含的儒学文学观更多地表现为“劝善惩恶”。
1.道德说教功能的运用
可以说，《落洼物语》是日本最早带有“劝善惩恶”含义的物语。《落洼物语》对人物命运的安排，表明出作者善有善报的劝善惩恶的意图。在另一部为众人熟知的《源氏物语》中，著作自始至终对人物的善恶评判标准都是儒家式的，紫式部还引用了不少《礼记》、《论语》等典籍内容，通过登场人物之口进行道德说教。《今昔物语》出现了许多善恶应报的故事，每个故事的结尾都有道德训教的话，明显带有训诫的性质。《平家物语》则直接引用许多中国典故，使其发挥以古喻今、以史为鉴的影响。关于登场的诸多人物，只要符合儒家道德礼法，作者就大加赞誉，反之则痛斥。另外，从《平家物语》中武士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道看，作者所赞同的武士需遵守的道德教义基本与儒家教义相似。在著作所描写的复杂政治斗争中，始终带着儒学强调的“物极必反”、“善恶报应”的观念，以此劝诫众人避免出现做尽恶事后受到惩罚的必然后果。
江户时代是儒学的勃兴期，儒学以其劝化、说教的功能受到德川家族的异常推崇。龙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作者对主人公的忠义大加赞赏，对忠义之士的完满结局安排也试图发挥出著作的劝善惩恶的社会效果。
2.忠孝观念的嬗变
儒家经典《礼记》强调“孝”的重要影响，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假名文学《宇津保物语》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叫做“清原仲忠”的理想化形象，他模仿中国的孝子故事，对“清原仲忠”孝养母亲的诸多行为加以描述。他的祖父由于不孝，则历尽种种磨难，屡遭不幸。可以说《宇津保物语》中的“孝”与儒家思想的“孝”是一致的。但是，另一部平安时期的代表著作――《源氏物语》中的“孝”已经融入佛教意义上的“追善供养”，出现与儒家思想提倡的供养父母之“孝”不同之处。
日本文学中为劝诫世人而出现的人物更多的是对君主忠诚之士。中国的《孝经》将孝道与社会风气、国家安危紧密相连。可以说，中国儒家思想将“孝”提升为道德的最高原则。而“忠”是臣下对君主的感情回报，它与孝编织在一起，却“后于孝”。与此相反，日本则是“先忠后孝”。日本之所以规定，“忠”是绝对的伦理道德原则，对“忠”的不同认识，体现在许多文学著作、特别是以武士为主的著作中。例如《平家物语》中，重盛的父亲要逮捕法皇，重盛遵从尽忠的义务保护了法皇。《太平记》认为忠诚是为臣之道中的，忠是武士道的最高道德。
三、儒学文学观在日本流变的原因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日本文学并没有生吞活剥儒学的文学观，而是相应变形地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中的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之所以儒学文学观在日本会出现流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文化后进国”的作用
除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受中国《易传》和《淮南子》的作用，曾对宇宙生成及其演变次序进行过推测之外，日本文学中罕有对世界观的抽象思考。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虽然接受了具有强烈思辨性质的中国宋明理学，但仍然将“理”这一哲学范畴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关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原则。日本人不喜欢思辨的、形而学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在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且将“诚”还原为具有人情味的概念。受此作用，在《万叶集》中的和歌和《源氏物语》为代表的假名物语文学中，古代日本人重视内心的感情、热爱抒发个人情怀，关于浪漫恋情与性爱，也不再像中国儒家采取回避、克制的态度。
2.日本古代政治结构的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选材的主要对象是文人，通过才能选拔官员，与之不同，日本皇室虽然一直存在，但其真正统治的时间非常短，长期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日本虽然仿效中国的官僚统治制度，但以世袭制，由出身门第决定等级和地位，这一点对儒学文学观在日本变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一，汉诗、汉字自传入日本起，都是皇室与贵族的专利，所以政权的实际控制阶层---武士并不擅长写汉字、做汉诗，而作为傀儡的皇室成员，他们吟诗作歌的内容自然会回避政治。
其二，在中国，之所以很难产生“忠”和“孝”的冲突，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仁”这一前提条件。但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长时间受幕府、武士统治，形成了献身于君主的以“忠”为中心的日本化儒教。统治日本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家族，为维护统治，将儒学变成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因此，出现了《平家物语》中“在大将军的面前，武士的双亲即使死了也不能回顾一眼”的先忠后孝的内容和大量的战记文学著作被极端化、限定于“忠君”的愚忠的人物形象。
四、结语
笔者以部分日本文学著作为例，从描写现实社会、劝善惩恶两个方面，对儒教文学观在日本文学诞生、发展过程中的传承和变异进行略论。日本文人与中国文人相比，并没有过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更看重内心深处地真情表现。关于忠孝为主的道德说教这一功能，日语毕业论文，日本的文学更侧重武士之忠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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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四川省教学厅2017年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人文社科）（立项编号：15SB0053）的阶段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