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当代文学评论家川本三郎针对反映暴力、变态及战争遗留等日本社会现象问题，对现当代文学进行了探讨，他以文学和电影为中心，以时间和空间为两大坐标轴进行深入的思考，深刻地论述了不断改变的都市的年轻人状况及日本现当代文学之缺失，这于我们认识当代日本文学近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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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川本三郎；日本文学；缺失
川本三郎1964年入东京学院法律部，学院期间作为典型的“60代”光顾电影院、爵士乐吃茶店、先锋艺术戏剧馆等。1968年学院毕业进入朝日新闻社任记者，1971年夏天采访被卷入了新左翼过激派的公安事件，翌年退社，成为自由撰稿者，日语论文，曾获三德利文学奖、读卖文学奖、每日出版文化奖、桑原武夫学艺奖。川本的探讨以文学和电影为中心，以时间和空间为两大坐标轴进行深入的思考，论述了不断改变的都市的年轻人状况及日本现当代文学之缺失。
一 年轻人文学的缺失
川本批评日本现当代文学中“年轻人文学”的缺失，主要指文学中的SF（科幻）、游戏精神、自闭症。
日本现代文坛上盛行的SF文学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川本认为：“SF小说的魅力是极度地追求科学技术的发达，也带来‘不安’和‘恐怖’。SF一方面像电影《星球大战》一样，将宇宙迪斯尼乐园化，成为适合孩子们看的冒险电视剧，另一方面不过是将人口增长、粮食困难、石油危机等问题扩散到《日本沉没》之类的面向未来的政策小说中去。不管哪方面都不是两极分解成‘空想’和‘政策技术’，无论哪一极都不是现实中生存的我们潜意识受到震撼的想象力的世界。”① 日本战败后，“SF小说”、“SF漫画”逐渐充斥着书店，“SF动画片”逐渐占领了所有的电视台，特别是进入平成年代（1989年后），SF逐渐失去了“与现实的非连续感”。机器人和UFO逐渐玩具化、宇宙迪斯尼乐园化、星际旅游新发现日本化，虚无主义弥漫整个日本文坛。进入21世纪，日本正统的“SF动画片”虽然减少了虚无主义色彩，但无论在哪里都是所谓“健全的快乐”，与现实社会的背离。这正如川本所论述的：“关于电影《星际大战》，不满的是在那里看不到像《2017年宇宙之旅》中的‘矿物的印象’。确实将特别拍摄的精粹集中的无数宇宙船和机器人登场，但他们是毫无意义的‘物体’，不过是服务人类文明的有益的‘道具’。即使是让观众开怀大笑的两台机器人，也只是拟人化的‘相声电脑’。唯一让人感觉到的像由两个太阳照射的沙漠风景里，所有具有人情味的、血腥味的‘道具’全体出场。制作出SF的‘矿物的印象’，哪儿也没有‘清洁感’。”②川本认为，把类似《星球大战》的电影叫做SF，没有展示出具有奇迹般的创造精神，而是让人只想到星云（世界）虚拟的彼岸中去，但现实世界在本质上却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日本SF文学抛弃那种缺失，追求极度的科学技术，回归现实才具有真正的艺术魅力。
针对现代日本年轻人的“游戏精神”，川本在《变化的时代空间》一文中写道：“如果说到‘游玩’，无法忘却浸透进七十年代十年间的‘年轻人’文化圈的‘游戏精神’。以‘恐怖屋’开始形成戏仿杂志，筒进康隆和井上久的登场和大受欢迎的卡巴莱文化为象征的1920年文化的复归和相声流行，于是根据运动分类，从‘诚实的’运动拳击到‘不诚实的’运动摔跤的推广盛行。所谓诚实人皱眉担忧‘骚动’和‘搞笑’的抬头，取代‘忧虑党派’的‘滑稽族’充斥着热闹的轰笑和玩笑。一看到加入年轻人的团队拥有长期人气的‘潘琪ED黛德’，就想到在那里找男朋友的女人经常问：‘什么是理想的男人？’回答是‘有趣的男人’。所以，街边的小剧场表演的或像野田秀树那样‘有趣’的人颇能吸引女人，那些散发出金钱味的剃了和尚头的运动少年、高校棒球队员和出生于英国的‘贵族子弟运动’的橄榄球员更吸引女生。从‘根性’到‘游戏’，从‘泄露出的欲望’到‘表层的流行性’得以形成。”③川本认为所谓“游戏精神”是日本现代表层的装饰的时代里，年轻人在缺乏通融性的竞争社会中产生的“新大众”的虚无主义式的自我欺骗。“搞笑”暗含着虚无主义，通过日本漫画、SF小说等构成的喧哗，掩盖着实际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日本现当代文坛，年轻人文化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也就是说，来自所谓大人的外部解说和教学没有必要。年轻人自己创作、自己阅读、自己书写，有意义的业余活动就等于彻底的文学大众化。在摇滚方面，在动画片方面，在SF方面，都伴随着年轻人成长起来的亚文化，作为外部的大人对之解说和启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那些摇滚评论家、SF评论家和作家，十年前大半都是摇滚和SF狂慕者，他们从信息的接受者变成了信息的发送者，这是一种自给自足。例如，日本现在人气很旺的杂志《宝岛》、《POPARE》等都具有自给自足的流动性的能量。对于摇滚和漫画，比较所谓“大人”评论家的敷衍解说，年轻人的狂慕者那种狂热的赞美劲更具有生命力。曾经作为大众文化的亚文化，并非只是作为学院社会学讲义的对象，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拥有自我享乐的自给自足的文化。文化终于不再是“学习”的对象，而成为“玩”的对象。川本的日本现当代文学缺失论正是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刻剖析。
针对现代日本社会年轻人的自闭症现实状况，川本在《变化的时代空间》一文中写道：“‘自闭症儿’在广阔现实世界里更喜欢狭窄的自我观念世界，和他人对话比起来更喜欢自言自语。或者与有对象的确切现实比起来，通过自我构筑的镜子看现实，显得更生动活泼。生活空间缩小，成反比的信息和信号空间无限扩大，现代‘产品目录少年’和‘奥克曼少年’，关于大人们感到的现实事物，总是感到更多的空虚。年轻的电影导演喜欢描绘‘摩托车’这样的现代艺术著作，不仅是展示青春洋溢的一种手段，也是展示自我的目的。实际上，如果看了和泉圣治导演的《开着· 剧团· 道路》和石井聪互导演的《爆裂都市》电影，就会发现‘摩托车’现在已经成为年轻人自我陶醉的象征，就如同电脑和奥克曼一样成为‘一人玩’的道具，不用说这和孩子玩‘红色沙漠’裸露在外的排气管所起的影响是一样。这样的‘自闭’倾向好像在音乐世界里也在发展。据远山一行说，现代的‘奥克曼少年’更喜欢在没有他人的世界里听霍鲁斯特的《惑星》及富田勋电子乐器《远离现实的声音》。（《奥克曼的社会学》，《新潮》1982年4月刊）‘自闭’已不仅仅是听者的问题了，作为演奏家也逐渐地呈现出‘自闭’的倾向。格伦·格鲁特等就只为灌磁带而演奏。‘格鲁特认为在密室里进行的演奏就如玩味子宫的体验一样，让人销魂，这才是音乐的本质。’（远山一行）这样说来，联想到村上春树的《听风的歌声》中的主人公很喜欢格伦·格鲁特的磁带，也许他也有‘自闭’的倾向。”“这些‘自闭的个人’，与其说‘近代日本’是曾经让许多诚实的文学者烦恼的过去的延续，不如说‘2017年的宇宙’是‘破碎延续而不明白’的宇宙的延续更让人有真实感。”④ 川本认为：这种“自闭的人”更喜欢“虚构的事物”，关注和关爱他们的正是擅长于虚构技巧的“自闭症描写”的作家们，可是，日本现当代文坛缺乏这种真知卓见的作家。为此，他疾呼要改变日本现当代文学缺失的近况，让真正描写“自闭症”的作家脱颖而出。 二 当代文学的缺欠
批评日本当代文学缺欠，川本是从文学狭小、措施图式化、都市连续式丧失、现实主义支撑的陈旧、死与性的泛写等方面而展开的。
针对日本当代文学狭小、偏颇、偏执于细小的心理问题以及想象力和创造性都衰退的现象，川本说道：“当代文学批判对我来说也很容易当耳旁风。当代文学是过于狭小而偏颇。从好的方面说就是可以朝着单纯化方向发展，可它仅仅具有太多的俗气、复杂的活力、不定形的能量而已。总之，我认为现在日常感性萌生出来的部分已丧失，只是对现实未知部分的关心及好奇。”⑤
川本认为，60年代以后，日本不可否定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大变动、多样化、平均化，在这个过程中，复杂的事物从既成的表现形式和传媒方式中脱离出来。在这十余年间，年轻的一代流行于话剧、音乐、电影等表现形式，这于现代文学的‘狭小’和‘偏颇’决非无缘。另外，日本当代文学呈现第一人称的忽视，转向了第三人称的视点。文学作为极其个人心理化的东西，却越来越倾向于展示人类非合理性的心理，过多地追求疯狂，因而丧失了那些打动人们内心的东西，特别是缺乏第一人称的真实感受。这也是日本当代文学的缺欠。
针对大江健三郎的评论文章《小说的措施》，川本写道：“如果先给出结论，大江在《小说的措施》中提出的措施就太过于图式化和整序，这个图式化极其强制地很讨厌地插入到著作的定型之中。周边存在的事物，所谓存在的滑稽，虽能成为爱的对象，但又很难成为理论的对象，这样的根本矛盾纠结在该评论中。所谓滑稽应该是指从原来的秩序和定型中显示出所存在的闪耀光彩的发光体，但是，他却将此冠以‘全体性’之名进行理论化和整序，使分类后的滑稽和超出限度的事物‘体制内化’。滑稽的理论原本就充满了矛盾，应该自身具有‘两种意义的存在’，因此，滑稽的理论总是只能从由内到外看的过程中才能存在流动性理论（内含着以否定自我为契机）。我们接受过很多滑稽理论的暗示，但都不是由于没有捕捉地方的动态的活力，而是‘为了活性化’和‘为了整体性的回复’所形成的固定的理论性。读大江的《小说的措施》最不满意的是让人感到了有超出限度的事物和滑稽的存在，一边作为大量例子呈现出来，同时又不是以周边的存在而自立，经常被当作‘为了文学的活性化’的材料。滑稽不是爱的对象，只是被高扬成‘为了文学的活性化’的营养剂。”⑥ 川本认为这种滑稽作为“小说的措施”使用只能使文学下滑到狭窄可怜的程度。他指出，当代日本文坛那些“为了文学的活性化”存在周边世界的精力充沛的滑稽演员们，被逼到了滑稽的图式化的文学中心，表现的是定型的超出限度的人和事。实际上，川本在这里是用“印象批评”措施对当代日本文学滑稽理论和现象进行的批评。
川本批判了日本当代文学中的都市连续性丧失的现象。他写道：“作为破坏和再生的反复，都市是一刻也不静止的混乱的流动体。中泽新一在他卓越的哥吉拉论（《哥吉拉的来临》，《中央公论》1983年12月号）中提出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根源的《构造批判》系统，那里并不认为是支撑世界安定的基础。支撑这个系统的是没有统一和构造的反复和没有静止的秩序等，是不停的循环运动和继续不断的前进。资本主义所谓永远成熟的说法应予否定。’这便成为现代继续浮游的都市的定义。都市每天激烈地变化着，在急速的时间变化中改变姿态，扭曲空间。那里没有连续性。不仅仅如此，无论时间还是空间，甚至最终连自身也被舍弃。引用爱德化·T·霍姆的话：‘我们基本舍弃了文化的意义。总之，连续性的思想在这里消失。’（《作为文化的时间》，宇波彰译）昨日的大厦被破坏。对大厦的留恋支撑着个体同一性，像散架的混凝土的残块一样无意义地散落。我们建立起的新的大厦已经预定将来的破坏，‘破坏很容易’，我们知道按隐蔽的施工措施在大厦内部已经埋好了炸药。杀戮了的城市的未来确实在等待自己破坏。例如像菲利浦·K·大卫说的：‘智能机器人见到电动羊的梦吗？’或者如G·J·波拉多的《残虐行为展览会》那样，SF小说促进了建立舞台的都市迫不得已遭到破坏的形象。在失掉连续性的都市，想要确定‘真正的自己’或‘主体性’很困难。在令人眼光缭乱无限循环的破坏和建设的城市中，越来越失去有机的实体，过去和现实的世界没有连续性的浮游物在游荡。‘过去模糊不清，好像古时候的日子盖上一层薄薄的膜。我不清楚所经历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雷蒙德·卡瓦的《在脚旁流淌的深川》（村上春树译）中指出同一性在丧失中越加错乱散乱，‘自己不是自己’的状态成为常态。那样说来，自己唯一的根据只剩下回归故乡和过去，也许即使那样也无法回到真实的故乡和过去。‘如果现在的自己不是自己，那过去的自己也不是自己。’少年时代与现代失去了决定性的关系，当然，过去和现在的非连贯性，也就是说，从没有同一性的现代人的无机浮游状态着眼的寺山修司，他的电影《田园的死》就试图对此进行演示。”⑦ 川本认为现代日本人不断舍弃文化意义，特别是都市化了的年轻人，他们连续性的思想正在消失，这也是所谓J文学得以盛行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日本有关文学的词汇又多了一个新名词，即“J文学”。“J”一般被解释为JAPAN的“J”。90年代的日本文化是一种寻求回归的文化。在泡沫经济崩溃之下，很多人向往着文化回归，这种文化回归如用“J”来体现，表示回归到“日本式”。这里的日本式指的是当代日本式。因此，J文学不能等同于传统称谓的日本文学。J文学的作家都是90年代后登上文坛的新生代作家，最早以杂志《文艺》（河出书房新社）为园地活跃起来，他们的文学被冠以“J”，也很难将之划为日本现代文学主流。J文学只是对90年代流行的大众文学的一种便捷的说法。近年来，在日本兴起了一股“J”风潮，像J—league、J—art或J短歌、J演剧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人认为以那些在涩谷、新宿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的生活为主题的文学才是J文学，这不过是把它理解为迎合时尚、短期内流行的时髦文学。J文学也招致了很多人的反感，持这种观点的人将“J”解释为JUNK（意破烂物），因为暴力、毒品、同性恋、变态等日本现代社会现象被大量地渲染。川本三郎上述的当代文学缺欠论正是对J文学渲染的这种社会现象的批判。 川本以当代作家立松和平与村上春树进行比较来略论日本当代文学的缺欠。川本评论道：“如果把立松和平的创作集《穷途末路》与村上春树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实际是一部陈旧的、纯文学所规定的、朴实的小说。生病的母亲，就职于市事务所疲于生活的父亲，还有在东京边打各种零工边上学院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在精心地打点着自己身边的生活。村上春树的小说‘从生活的现实主义中抽象出来，不断书写的只是日常消磨掉的闲聊，像语言粘贴画似的小说’。立松的小说只是真正生活的现实主义支撑的陈旧、‘狭窄的’小说，他限定在以自己的手所能及的范围里的日常生活为对象，认真思考青春意义，想要找出生存的意义而诚实的活着。诚实和认真等作为文学行为只是让人厌倦的老话题，这也是立松没有将之抛弃的措施意识。因此，立松小说如果说有创新的话，就是描写在全日共斗争时代的街头游行和学院的示威固守（《现在也是时间》）；描写印度旅行和哈西西体验等（《马口铁的北回归线》）。但这些只是题材和风俗的求新，而村上小说在这些方面有新的刺激具别样的趣味。” “实际上，村上和立松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时代，这种改变古板形式的书写小说本身不是现代的ambivalent的象征⑧，而且两者小说同样消化了读者的存在本身又是一种ambivalent。如果说比喻夸张的话，村上小说《世界的共时性》与立松小说《亚洲的后进性》的表现手法，正如众所周知的周刊杂志轻佻的比喻，村上春树是在牛仔裤世界里，立松和平是在打着结的学生制服的世界里。”⑨川本认为：立松和平和村上春树都是诚实的作家，两人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无自觉的生活而取材于各自周边的人和事，可立松书写小说，体现出现实主义支撑的陈旧和狭窄，这点正是日本当代文学的一个缺欠。
“死”与“性”是日本当代文学重要的话题，在《都市的感受性》中川本就此话题写道：“要知道即使在东京，不是也有引起骚动的某种有机性的‘死’吗？例如，金属球棒杀人事件是怎么样呢？从这样反驳的话中就明白了。但是，那个事件虽然曾经作为生动的社会新闻，可对我来说除了缺乏人情味外没有什么大的特色。杀害亲人带血腥的现实主义事件里欠缺决定性的因素。那个拿着‘金属’球棒的冷静的印象被强化了。那个少年没有杀害亲人，不过仅仅是亲人的记号消失了吗？那个少年与亲人的联系，按我们以上的思考，实际上就事论事也不过是反人道的吗？使人感到那个英语文学中富有盛名的教授杀害了精神异常的孙子的悲惨事件。所谓‘血脉相连的亲人’的幻想完全破灭，一面是与肉体距离感成反比的精神距离感在扩大，一面是家族由事实的家族向虚拟的家族变型。所以，大概这是一柳展也提出的‘残虐’的行为吧。像森田芳光监制的《家庭游戏》那种家族不合理的剧能够存在一样，现实主义的亲人联系正逐渐从现代家庭中消失啦。‘性’的问题同样。”⑩他认为，与日本新宿歌舞伎街周围高度发达而时髦的性产业相比的话，美国纽约的红灯区第四十二大道现在倒成了朴素的村落。四十二大道“性”尚未成为“生活”，但在歌舞伎街，只是使“性”成为放任的“快乐”和“游戏”。在日本，“性”作为更加有机的、肉体的行为，实际上成为虚无的明朗化的永不厌倦的游戏。他的结论是：“死”与“性”成为都市的有机性，跨越了国度和古今以及人类“空间”和“时间”观念，在日本当代文学成为了永久的主题，倘若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日本当代文学的缺欠则无法改观。
三 未忘人题材的丧失
未忘人题材的电影贯穿于战后日本影坛，川本的日本现当代文学缺失论的一个内容就是未忘人题材文学的丧失。
川本在《这回的战后日本电影·后记》中以昭和二十九年为例，指出：《二十四的瞳》、《女人园》、《七个侍从》、《黑色的潮》、《劲松物语》、《山音》、《晚菊》、《勋章》、《山椒大叔》、《大阪之宿》等电影问世形成了战后日本影坛的黄金时代，至今，这些电影依然能被称为杰作。那个年代，优秀著作之所以鳞次栉比地产生，因为作者不只是意识到战争的阴影，而是特别看重对战争中逝去的人的慰藉心情。战后两部杰作《麦秋》与《东京物语》，无论哪部都绝对没有突出的事件，但确实让观众深深地陷入到战争阴影和死者阴影之中。《麦秋》中原节子的哥哥战死在那场战争中，《东京物语》中的原节子又成为战争未亡人。川本认为，那场战争，日本主要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对亚洲人民发起战争的加害和美国原子弹爆炸与空袭的受害，这二重性表现出战后很长时间里活着的日本人的复杂心态。想表达对逝者的哀悼，又感觉这是对亚洲人民的伤害。“对死者的哀悼”与“对战争的批判”是既不矛盾又不统一，这正如“活着正好”与“对逝去人的歉意”相分裂一样。战后日本电影都是在这两极的持续紧张中所诞生。那是因为他们始终处于“活着真好”的喜悦与“对逝去人歉意”的悲伤两种情绪冲突之中。战后日本社会就是在这个基调下而重建起来。B11至今，许多日本人关于日本进行的战争的侵略性，即使理性上能够认识，可是看到在特攻队中死去的那些年轻的日本士兵，会禁不住潸然泪下。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特攻队员最后的姿态虽然令他们潸然泪下，但是想到成为战争受害而牺牲的亚洲人民又不禁黯然神伤。战争未亡人题材的文学打破了这种二律背反。多数的日本女性因其被动地位而与亚洲的无辜民众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者。正因为她们是弱者，是被压迫者，所以获得了追悼这场战争中死亡者的资格。作为战争未亡人的女性，具有双重意义的弱者，所以她们可以静静地安抚在不久前的战争中逝去的灵魂。之所以战后的日本电影中描述的未亡人题材电影很多，其原因就在于此。战争未亡人题材的文学展示了“批判战争”与“悼念死者”这个战后日本的困难的二律背反。可是，日本当代文学几乎抛弃了战后文学未忘人题材的二律背反，除了宣传美化侵略战争的外，追求的是淡化战争的批判性和一味的搞笑，这不能不说这就是日本现当代文学之缺失。
毋庸置疑，川本的日本现当代文学缺失论于我们认识当代日本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②靳明全译自川本三郎《既知的常识化的SF》，《同时代的文学》，冬数社1979年11月20日发行，第153页，第156-157页。
③靳明全译自川本三郎《变化的时代空间》，《都市的感受性》，筑摩书房，1984年4月5日第2版发行，第31页。
④靳明全译自川本三郎《〈自闭时代〉的作家》，《都市的感受性》，筑摩书房，1984年4月5日第2版发行，第121-122页。
⑤靳明全译自川本三郎《新新闻文学论》，《都市的感受性》，筑摩书房，1984年4月5日第2版发行，第52页。
⑥靳明全译自川本三郎《文学的活性化》，《同时代的文学》，冬数社1979年11月20日发行，第66-67页。
⑦⑩靳明全译自川本三郎《无机都市的恶梦》，《都市的感受性》，筑摩书房，1984年4月5日第2版发行，第14—16页，日语论文，第6—7页。
⑧ambivalent，指同时保持矛盾感情的或心理上具有两面价值的意思。
⑨靳明全译自川本三郎《两篇〈青春小说〉》，《同时代的文学》，冬数社1979年11月20日发行，第276-277页。
（作者单位：四川学院文学与新闻大学、重庆市抗战文史探讨基地。本文系中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经费四川学院重点项目“中国抗战文论与日本战时文论比较探讨”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SKX201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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