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称校对为“校仇”，一个“仇”字能让人刻骨铭心――要带着的一种“愤恨”，从文字中找出不确切的词汇、用法，才能最终达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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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日本书店里已经有相当多中国文学书籍了。20年前，日本读者读得最多的是鲁迅等民国时代的中国文学著作，除了文学外就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各种介绍性书籍。
日本与中国文学的接触，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至少有两千年了，但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著作被介绍到日本的还不是很多。
这些年来，我每月给日本一家大报写一篇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著作的专栏，日语论文题目，书籍来源主要是中国最新的文学著作排行榜。当然这个做法难免以偏概全，比如很多书最后不一定能在文学史上能长久留存，但我觉得，以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介绍给日本读者中国文学的最新近况，价值仍然很大。
每次在中国买书，我一买就是两本，一本自留，日语毕业论文，一本送给读者。这么多年，自己购买的书全部都送出去了，可见日本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热情很高。
我自己做翻译的感觉，则是非常艰辛。每天孩子去幼儿园后，空余时间用来翻译。看似时间挺多的，但实际上一年一本都很难做到。最大的困难，不是语言上的困难，而是理解上的异同。中国作家著作中表现的那些场景，与日本读者能够想象到的状况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农村题材，会让一般日本人特别费解。
在北京生活的那些年里，我会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去作者所描写的场景或者至少是近似的地方去看一看，把所见的景物、人物，包括其装束、动作都记下来，然后再回去用日语表现出来。如此这般，才觉得内心踏实。
文字事大。中国古代称校对为“校仇”，一个“仇”字能让人刻骨铭心――要带着的一种“愤恨”，从文字中找出不确切的词汇、用法，才能最终达到完美。
我自己翻译出来的文稿，会先发给出版社的编辑，一校出来后，文稿通常是“满面红光”，即使身边没人，我能感觉到自己耳热心跳。紧接着是二校、三校。到了四校，觉得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看到稿子还是会紧张心跳。五校还会有标点符号上的修改。只有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翻译的书上架了，紧张不安的感觉似乎才渐去渐远。
在北京，我曾看到书店里整架整架的日本文学书籍前，很多人在翻阅，往推车里放进一本又一本――特别希望这样的购书方式，也出现在日本书店的中国文学书架前。
我唯一可以对自己提的要求是：以一种十分认真的态度做“细活”，哪怕不能做到一年翻译一本，让作者放心，让读者有愉悦感，让我自己不再心跳。我相信，大多数日本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也都是这样的。（陈言/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