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从源流等角度论述中日神怪小说的联系，从中揭示中国神怪小说对日本怪奇小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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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日文学；神怪小说
但凡历史悠久的国度，奇异怪诞的神怪故事总能历经先民的口耳相传、笔记实录流传至今，它们的种类繁多、自成体系，堪称各民族文化中的瑰宝。而这些故事往往被人们用文辞加以修饰，改写成了具有文学性质的著作，这就是神怪小说的由来。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中包含着丰富的神怪题材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不仅仅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六朝志怪和宋代志怪，甚至唐传奇、明清话本中也是不缺乏这类著作的。中国古代文人虽然是以“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来统摄自己的文学观念的，但并不表示他们缺乏想象，相反，许多带有着奇异瑰丽的神秘色彩的著作正是出自他们之手。
日本是一个有着“物怪”信仰的国家，日本人自古关于神佛鬼怪有着超乎寻常的狂热，这也是为什么《剪灯新话》在日本有着超越作用效果的根源所在。由于日本民族心理上关于神怪题材的热爱，再加上外来因素的作用催化，神怪小说在日本流行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日本，人们称这类题材的小说为“怪奇小说”，时至今日，怪奇小说在日本文坛上仍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综观中日文学上千年的交流历史，两国在小说方面的交流几乎一直没有中断，特别是古代神怪题材小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源流和发展过程来看，日本古代的怪奇小说始终是追随着中国的脚步一步步地演变着，所以说二者在这方面非常相似。作用中日神怪小说诞生的有三大共同因素：
首先，是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虽说先秦的某些散文著作就有志怪的成分，但中国最早的神怪小说应该算是六朝志怪，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小说成形的标志。而在六朝志怪中，就包含了很多上古神话和民间传说，人类在幼年时期的一些幻想奇谭被口耳相传下来，构成了志怪小说的最佳题材。像是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精卫填海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都曾出现在早期的志怪小说中。再如《搜神记》中对山都、鲛人、妖马这些或神或怪的描写，《博物志》对大人国、《神异经》对小人国的描写，都带有着原初神话浓郁的幻想色彩。日本怪奇小说也是一样，吸取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其实日本的“昔话”就带有着一定的叙事文学的形式以及怪奇文学的内容，“昔话”顾名思义就是指民间故事，但它大多以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在书写文学中，流传至今最早的物语文学《竹取物语》属于较早的怪奇小说，而《竹取物语》就取材于日本的民间传说。类似于河童、山姥、狐女、天狗这样的民间故事中的妖怪，也是早期怪奇小说中常被写到的。所以说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成为了培育神怪小说产生的一大温床。
在上古时代，很多民族的历史与神话是纠缠不清的，它们的界限至今都很难分清。于是，史传文学也就成为了神怪小说的又一大源头。在这一点上，日本并不只是单纯地与中国相似，而是深刻地受到了来自中国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具有一种经史叙事的传统，一些神怪故事被披上了现实的外衣掺杂在众多的历史杂记中。那时的小说也作为“史之余”被轻视着，甚至还没有从史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古代，史官不仅要记录历史事实，很多巫卜占测的事件也需要记载于史书之上，王朝命运、天降异象等等甚至会载于正史之中。正如唐代刘知己的《史通》所云：“古之国史，闻异则书。”遇到许多当时的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时只好把它们归于灵异现象来书写，某些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事迹也会被夸张、扩大化描写，甚至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也会造成一些史书上不实的记载，从民间收集来的可信度不高的街谈巷议也会记入史书中……于是，我们看到史书中许多神怪故事的痕迹，尽管中国史学的传统不允许它驰骋想象，只能以“某时代某人在某处遇到某怪奇事件”的模式展开，但仍无法抹煞这些神怪故事关于后来的志怪小说的产生所造成的作用。日本则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史传传统的作用，其怪奇小说很大程度上脱生于史传文学。公元三世纪甚至更早，中国的典籍就开始传入日本，到公元六世纪，大量中国文献被带到日本，七世纪日本派遣唐使更是带回许多珍贵的书籍资料。这其中除了儒家与佛教经典之外，还有很多史书。这些史书使原本书写文学几乎为一片空白的日本人萌生了为本国修史的想法，那么既然无其他经验可循，只有从中国的史书中学习它的书写模式。后来被统称为“记纪文学”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便应运而生，日语论文，填补了日本书写文学的空白之余还为日本怪奇小说的产生做出了充分的准备。著名学者严邵/把《古事记》看成是日本小说的源头，他认为：“无论是在中国、日本、阿拉伯或欧洲，古代小说的产生都经历了一个由神话传说、英雄传记和民间故事等汇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先是流传于口头的、其后由文人记录下来的书面文字，其中就孕育着古小说发展的胚胎。《古事记》的创作，正可以作为日本古小说在其形成过程中这一准备时期的代表。”而《古事记》作为史书却不乏神怪故事的描写只一点除了与日本的历史本身有关之外，还与中国有莫大的联系。例如说《古事记》中的“速须佐之男命斩蛇”与中国的《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河伯娶妇”有一定的关系。可见史书为神怪小说一大根源这一点，日本是受到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作用。
作用中日神怪小说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这里的宗教包括原始宗教、佛教、道教或神道教等。原始宗教自不必说，许多文学样式和题材都是出于原始的宗教仪式、咒语、祈祷等等，另外原始宗教对自然的崇拜、对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上万物的想象都构成了神话传说最初的素材。印度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国度，从印度传来的佛教除了教给人们弃恶从善的教义之外，还带来了漫溢着绮丽想象的佛教故事。中国的许多神怪小说即取材于此，这种改编的佛教故事冲淡了原本的说教气息，增强了故事性，甚至有些已经看不出原本是出自佛教典籍中的了。在日本这些佛教故事亦为怪奇小说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因为传播路线的联系，日本的佛教故事很多经过了两次甚至三次改写。“日本对佛教的接受，并非‘直餐梵响’，而是通过汉译佛典的媒介进行间接接受或二次接受。中国的译经者在注释中无疑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因为日本的佛典大部分都是从新罗、百济或是中国传入而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的，所以这些佛典中的部分曾被中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改写过，或在译书的过程中无意加入了自己的思想。所以传入日本的佛教故事许多都失去了原貌，而在日本人手中，它们又改了样貌，在辗转多次之后最终成为了日本式佛教故事。最后保留的也就是大致的故事梗概与最初的佛教思想了。通过中国的《法宛珠林》、日本的《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中的佛教部分都可窥一斑。道教可以说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一种比较潇洒恣肆、虚幻飘逸的宗教。正是因为道教，那些神仙方士、奇术异法、灵丹妙药才能在神怪小说的舞台上登场。也正是因为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盛行，掀起了一股崇尚虚幻世界、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天的社会风尚，从而创造了志怪小说产生的土壤。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亦是如此，日本的怪奇小说没有被中国或印度完全同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神道教中固有的神仙体系和众多的宗教传说故事，才使得它得以保持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
日本怪奇小说还有一个中国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它可以从具有较深厚的文学基础的邻居中国这里吸取营养。“事实上，由于中日悠久的文化关系，当日本古代小说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就成为它萌发的催化剂。”在魏晋南北朝小说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形式之前，准小说就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时期。之后又经历了隋唐时期进一步的成熟发展，到唐传奇为止，中国文言小说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日本小说最早产生于公元九世纪，这时应该已经有不少业已成熟完善的中国小说传入了。可以说日本小说因为对中国小说的借鉴，几乎直接跳过摸索草创的时期，向着成熟的形态大步迈进。日本的怪奇小说的发展无论从题材方面还是从结构方面都大大得益于中国小说。从江户时期“翻案”小说的盛行就可以看出日本小说关于中国题材的青睐。其中神怪题材尤为受欢迎，比如《搜神记》中三王墓的故事、《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警世通言》里白娘子的故事等在日本被反复地改编，足见日本人对这类故事的钟爱。
除此之外，中国和日本的神怪小说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从篇幅上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神怪小说，都以短篇居多。虽说随着文学的发展，神怪小说逐渐由原来略显幼稚质朴的短小形式发展为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鲜明饱满的成熟形态，篇幅也由原来的寥寥数语扩展到了上万字的篇幅，但仍然保持着短篇形态的占多数。这于中国古代小说是很好理解的，中国的长篇小说本就诞生得晚，至明清才出现长篇。这和中国文学的传统有关。而日本从十一世纪《源氏物语》就开始有了长篇小说，此后也不乏有长篇涌现，可神怪小说中长篇著作却极少。这大概与日本文学的一种潜规律有关，日本文学中长篇叙事著作多数都倾向于写实的题材，即使有灵异怪奇的内容，也只占很不起眼的一部分。从《源氏物语》开始，到后来的历史物语《荣花物语》、“四镜”，军记物语《平家物语》《太平记》，再至江户读本小说中的长篇，绝大多数都是以写实题材为主。
从题材上来看，中国和日本的神怪小说拥有着很多类似的主题。比如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人与“非人”的婚恋系列，包括人神恋、人妖恋、人兽恋、人鬼恋等等，人兽恋中又以人蛇恋和人狐恋最为人们所喜闻乐道。近年来有多篇论文对《警世通言》和《雨月物语》中蛇妻的描写加以论述，《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和《御伽婢子》中的《牡丹灯笼》之间的比较也很受关注。另外，流传于日本的“羽衣说话”和中国《搜神记》中卷十四中的一段故事以及《太平广记》中的《毛衣女》一篇非常类似。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类似的缘由主要有两种：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某些题材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是一种巧合性的类似，两国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中恰好都有类似的题材存在。就上文所述，中国神怪小说在题材上对日本怪奇小说的作用已是无需赘言。而从两者产生的源头和过程以及两国之间历史文化久已相交的事实来看，两国同时出现类似的题材也是合乎情理，毕竟这样的事件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算罕见。
依上可见中日古代神怪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相比较它们在形式、故事框架上的相似，中日神怪小说在内在价值观的表现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点首先表现在主角的身份上，中国神怪小说的主角多为神佛鬼怪、奇人异士，或者是王侯将相、书生秀才，以平民为主人公的小说并非没有，但不占主流。而日本在将中国的神怪小说“翻案”过去的时候，有意将主人公改为以武士、僧侣、商人、平民等阶层，就是创作日本本土的怪奇小说的时候，也喜欢用这些阶层的人物做主人公。另外，比起中国神怪小说中的鬼怪，日本怪奇小说中的鬼怪“妖性”要重一些。中国的鬼怪中也有恶鬼，但都属于比较温顺的，大部分“人性”要比“妖性”强一些，属于被人同化几乎与人无异的。日本的鬼怪则是大多数都属于比较狰狞张狂的，即使是从中国舶来的“善鬼”也要将其改造成“恶鬼”，而且喜欢将人类战胜鬼怪这类情节设置为结局。例如《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虽则妖性难驯，日语毕业论文，但她从头至尾都没有加害许宣，而《雨月物语》中的真女儿却透露出一种贪婪、甚至邪恶的气息，最终还是要加害于丰雄。诸如此类的不同之处还有很多，究其根本是由中日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造成的。中国人崇尚帝王将相、英雄人物，在他们的观念中女子即使是女妖也应是温柔如水的。日本人喜欢将自己身边的普通人物代入到文学著作中，他们喜欢弱小的人类通过智慧勇气战胜强大的妖怪的故事，在他们眼中女妖即使再美丽也是妖，是要战胜的对象。
综上所述，日本的怪奇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神怪小说的土壤之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们有着相近的源头、相似的题材，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可以说，是中国神怪小说“催生”了日本怪奇小说，对其带来了深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严绍/. 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J]. 国外文学, 1982,(02).
[2] 王晓平. 佛典・志怪・物语[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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