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杨的爱情故事在中日两国广为流传，日语论文题目，而两国对李杨爱情的创作各有取舍。笔者认为，其异同主要表现在取材不同、主题不同，而这又有着特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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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杨爱情 中国 日本 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7）14-0051-02
唐朝中期，唐玄宗“重色思倾国”，纳了天生丽质的杨玉环为贵妃并形成专宠，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被迫使杨妃自尽。李杨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和日本都广为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异同。
一 取材不同
李杨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唐代由盛转衰的时期，当时已有许多文人以此为题材创作诗歌。因此，在中国，对于李杨爱情创作的直接取材是文人在他们所处时代的所见所闻。如《长恨歌》中“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便是诗人在唐代所感知到的帝王钟爱美色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严重作用。中唐时期的文人，他们感受着一代帝王沉迷美色而关于朝政不闻不问的无奈；他们经历着一个大帝国由盛转衰的悲凉坎坷；他们体味着当朝皇帝痛失爱妃的孤寂苦楚，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是不可取代的丰富素材，这便是中国文人对李杨爱情创作的独特之处。
唐代以后的文人对此的取材则多以正史《旧唐书》为主。《旧唐书》中对于杨玉环的记载颇多，如“玄琰女姿色冠代，既进见，玄宗大悦”，侧面描绘了杨玉环的绝世美貌；“禄山母事贵妃，每宴赐，锡贲稠沓”，暗示着其与政治的勾连；“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四军不散，遂缢死于佛室”，将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也与其关系起来。因此，在中国文人的眼中，杨贵妃有着闭月羞花的美貌，她使得唐玄宗不理政事，让兄长杨国忠当上了祸国宰相，她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安史之乱”，她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令人同情，同时她又是红颜祸水。丰富的取材赋予了中国文人多维的思维和广阔的发挥空间。因此，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李杨爱情故事有着多重主题。
“安史之乱”和李杨爱情故事也在同一时期传入日本，而使李杨爱情故事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直接原因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当前学界普遍认为《长恨歌》东传日本是在公元837年，正值“安史之乱”结束后半个多世纪、《长恨歌》在中国流行的时期。也就是说，日本文人关于李杨爱情的创作，是基于《长恨歌》，同时又可以或多或少地体味到当时的时代气息。因此，就取材而言，日本文人对李杨爱情的创作，缺少了大的时代背景，缺少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对它的直接感知和体会，多少会近似于空中楼阁。
二 主题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创作多以伦理善恶为评判标准，且多与政治关系密切。因此，在中国文人对李杨爱情的创作中，有着“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感慨，感叹杨贵妃虽身为贵妃却不得不做政治牺牲品的悲剧命运；有着“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的低诉，诉说着盛世帝王对已故爱妃深切的思念；有着“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杆”的惆怅，叹息盛世不再，悲戚空藏；有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讽刺，讽刺国君因美色而误国。而更多的还是对杨贵妃的谴责和批判，“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杨贵妃便成了盛世王朝红颜祸水的代名词。
与中国主题多变不同的是，在日本，爱情是李杨故事永恒的主题。由于日本文人对李杨故事的感知主要来自于《长恨歌》，因此其对政治、历史的关注则会大打折扣，加之李杨爱情的浪漫凄美对日本文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在日本文人对李杨爱情的创作中，很少不去写李杨的爱情。而在对其爱情的文学创作中，日本与中国亦有所不同。首先，日本的创作仅关注李杨爱情本身。在中国的创作中，不论是人们借李杨爱情的悲剧表现对盛世不再的感慨、讽刺帝王的荒淫误国，抑或宣泄对红颜祸水的愤恨，其文学创作始终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而在日本，文人描绘的是“相看不厌看，叹息无尽时。相会何其稀，七月七日时”，是“情愫千千结，心空如苍天。孤身相吊影，遥遥望晓月”，他们描绘的是纯粹的爱情，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他人亦无关。这与中国传统的女人祸国的思想是脱离的。其次，日本的部分创作从佛教的思想出发否定了李杨的爱情。谣曲《杨贵妃》否定了李杨爱情本身，认为他们追求的爱情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之物。这与中国从儒家的道德伦理出发的评价体系有所不同。
三 异同原因
1.中日创作的来源不同
中国的创作来源于文人们在当时特定时代的所见、所感以及中国史书的记载。这些材料为中国文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多维度的感知，同时作为本国的历史故事，中国文人有着特定的情结在其中，因此在创作中尽情发挥。而关于日本来说，李杨爱情的主要来源仅限于《长恨歌》，是在现有著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其可以吸纳、借鉴的东西极为有限。另外，李杨爱情关于日本来说属于“异域文化”，其在进行再创作时已进行了主观取舍，仅吸收了其民族可感知、所喜爱的内容，因此其创作的范围便十分狭窄。
2.时代背景不同
中国对于李杨故事的创作以唐朝为多，这一时期的人们多是经历过“安史之乱”、体会过政治大动乱对百姓生活的作用、感受过身边舆论对杨贵妃的批判，因此他们会关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心理状态，会讽刺唐玄宗好色误国，会批判杨贵妃迷惑圣主。他们需要借助文学著作来警醒当朝的君主，抑或抒发内心的愤恨及无奈。而在日本，关于李杨爱情这样的“异域文化”，他们不需要过多地与当下或历史关系起来，仅需要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加以赏析，作为一个文学素材加以创作，他们需要的仅是一种欣赏和审美。在这种需求下，李杨爱情便被提炼成纯粹、唯美的爱情，而与政治历史毫无联系。
3.文化传统不同
早在汉代，中国便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这作用了其后整个封建社会文人的思想观念。孔子认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于是女性便成了男性不成大事的祸根，于是史书中有了妲己、褒姒。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文人们便不考虑唐玄宗的执政能力，日语论文，不考证杨贵妃实际的作用力，不考证那个时代的党争、藩镇割据，直接把责任推给了杨贵妃。孔子认为，记录历史时应当“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因此，在中国的史书中，君主几乎是没有什么错误，而有错误的均是君王身边的人。因此，在对李杨爱情的创作中，杨贵妃承担“安史之乱”的责任“责无旁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下，文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会努力学习仕途经济从而为官做宰，他们会创作文学著作以刺世事，他们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会把历史事件与过往及当朝的政治关系起来。因此，李杨爱情便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中被赋予了多重意义。而在日本，其文化传统集中体现在“物哀”二字。他们欣赏的是一种凄绝艳丽的美，是沉静而伤感的。因此，中国文人政治色彩很强的创作便很难为日本人所接受，而《长恨歌》所表现的李杨爱情悲剧却刚好符合日本人的审美。假若李杨爱情是以一段政治悲剧的故事而非文学著作的形式传入日本，笔者认为那将不会有如此大的作用。
李杨的爱情历经上千年而依然纯净清晰，并在东亚多国广泛传播。相比而言，中国的李杨爱情沉厚大气，日本的则哀婉纯净，这体现着不同文化对它的不同态度和取舍，同时也体现着文化的交融和碰撞。随着时代的发展，李杨爱情的创作观念定会沉淀得愈加清澈、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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