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3月27日，为期三天的第十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学术会议在日本东京艺术学院召开。本次会议共收到中文论文28篇，日文论文24篇。作为中日音乐比较会议的创始人和见证人，中国学者王耀华教授和日本学者金城厚教授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回顾了两国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变迁。其中，在金城厚的讲话中，谈及了此项探讨开展之初，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化的热情和资料的匮乏，更感叹于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不了解。18年来，大家从以彼此介绍、略论自己的文化为主的一边倒的探讨方式，到今天，更多的探讨成果建立在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探讨的领域也从古代史、民族音乐拓展到当代两国音乐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就涉及两国的音乐史学、乐器学、戏曲、说唱艺术、佛教音乐、电影音乐、少数民族音乐探讨等多个层面。随着交流的不断增加和深入，双方文化中一些共有的现象都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和研讨，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探讨也为探讨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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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中日音乐国际比较会议之际，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泷辽一、王光祈、杨荫浏、常书鸿、黄翔鹏等中日音乐学界的前辈，是他们以远大的学术眼光、科学的探讨措施、辛勤的学术劳动，开辟了中日音乐比较探讨这一方沃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学术领域，创造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将中日音乐比较探讨推向了一个高潮，在此，我们谨对他们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恩惠致以崇高的敬意！
关于前辈们的学术贡献，我曾经在拙文《中日音乐比较探讨的历史、近况及其展望》中做过初步论述，在此从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乐比较探讨的新发展》为题，对近况作一初步略论。
自1995年10月，在中国福州举办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学术研究会以来，已历时18年，每两年一次的盛会识新朋会旧友，话学术叙友情，如今已迎来第十次聚会。作为18年历史的见证者，我为中日音乐比较探讨的人才成长、学术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探讨者——从事中日音乐比较探讨的学者人数逐年增多。学术探讨水平不断提高，为中日音乐比较探讨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
学术探讨事业的发展，首先靠的是探讨者，只有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探讨人才才能促进学术探讨水平的不断提高。记得当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学术研究会在中国福建师范学院召开的时候，参会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学术研究会在中国武汉音乐大学召开时，出席会议者达78人，其中中方学者52人，日方学者26人。如果说探讨者人数的大幅增加，只是从“量”的方面体现了探讨队伍壮大的话，那么，从老中青探讨者学术论文探讨议题的扩展、内容的丰富、水平的提高，就更体现了探讨成果“质”方面的超越。由此，我们就可以增强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学者，蒲生乡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张前、陈应时、俞人豪、孙玄龄、增山贤治等人如今都已成为探讨成果丰硕、学术造诣深厚的中日音乐比较探讨的优秀学者。例如：蒲生乡昭《日本古典音乐探索》、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陈应时《中国乐律学探讨》、王耀华《三弦艺术论》、《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等，都已经成为中日音乐比较探讨领域颇具作用的作品。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吕锤宽、赵维平、周耘、马达等，当年的青年学者，经过18年的探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探讨经验，创造了优秀的学术成果，已经成长为成熟的中日音乐比较探讨者。他们中出现了众多的优秀论著。
这18年来，出席历届会议的许多探讨生导师，都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带来参会，使这些学生在学术交流和实地音乐考察中成长，甚至于在中日音乐比较探讨领域里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由此出现了周耘、刘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孙宁宁、刘银贞、许志斌、王翠、毛丫、长岭亮子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或较为优秀的中日音乐比较探讨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有些已经成长为该探讨领域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毕业论文，以上这后两类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了科学的探讨措施，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厚的基本知识，专业起点比较高，我们相信，经过不断的持续努力，他们一定能够取得学术质量更高的探讨成果。
二、探讨内容——传统探讨领域进一步深化，新的探讨领域屡有开拓。学术成果丰硕，探讨水准不断提升。
纵观18年来的历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学术研究会所发表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史学、乐谱学、乐器学等传统学术探讨领域，不仅得到了继承，并且不断深化。
对中日音乐交流史的探讨，原本是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和泷辽一等先生在上世纪前半叶开创、后半叶得以发展的学术领域。自1995年以来，历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会议和各种刊物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有关本领域的文章。例如，赵维平、贺星、张前、袁静芳、蒲生美津子、平间充子、蒲生乡昭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古代在宫廷音乐、催马乐、雅乐与唐代大曲、雅乐与燕乐、乐曲《放鹰乐》、《兰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杨民康、管建华、塚原康子、葛西周、过本香子、新掘欢乃等人的诸多论文，将探讨视域从古代转向近现代、当代中日音乐交流史和交流近况。其中，周耘、杨长安的某些论文直接将视域投向当今音乐生活，起着以探讨来参与和干预现实音乐生活的影响。
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先生是对遗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乐谱进行解读探讨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谱的探讨》、《琵琶谱新考》等众多论文为该领域的探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会议和这18年来的各种刊物上，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对于该领域的探讨论文。如：陈应时、应有勤、澳大利亚学者Steven C，日语论文题目，Nelson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说”为新的节奏翻译措施，或者对“掣拍说”进行论证和争议，这都有利于将古谱的解译探讨引向深入。 关于中日两国乐器的历史、形制和演奏措施的探讨，林谦三曾有《东亚乐器考》等、三谷阳子有《东亚琴筝的探讨》等、东洋音乐学会曾出版《琵琶音乐探讨》等，成为成果颇为丰硕的传统探讨领域。近十八年来，与琴、筝、琵琶相关的探讨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新出现了俞人豪、阎林红、符丽琴、林月里、杨宝元、余明、朱佳、何丽丽、余丹红、郑瑞贞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传统筝音乐的历史与形态、筝人、筝曲演奏技巧、传统筝的乐律体系、筝曲结构与艺术特点，琵琶的乐器学问题、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谱、中日琵琶音位发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发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与中国琵琶的流派等进行了探讨。在尺八探讨方面，除了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会议不断有新的论文出现之外，中国浙江省文化艺术探讨院举办的尺八专题研究会和近年来出现的新论文，都正在将该领域的探讨不断引向深入。应有勤、王建欣、郑荣达、赵维平、刘正国等人的论文，对中日尺八的历史及形制差异、正仓院藏乐器尺八、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龠”与日本尺八源流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虽然见解颇有歧义，但是都在认真探究，将中日尺八联系的探讨逐渐引向深入。
还有学者以乐器壁画为基础在从事音乐图像学的探讨，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区考察壁画中的音乐绘制情况，有多篇论文发表除了以上中日音乐联系的传统探讨领域之外，近十八年来，在音乐形态、乐种比较、宗教音乐、音乐教学等方面的探讨，都有比较大的进展。
在音乐形态探讨方面，陈应时、郑荣达、吴国伟、胡企平、刘富琳、裴雅琴、金城厚、庄永平、马塞达、吕洪静、修海林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音乐的乐律、宫调、旋律特点、音乐结构等作了论述。
许多论文对明清乐、琉球音乐等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在明清乐探讨方面，出现了郑锦扬、徐元勇、樋口昭、钱国祯、杨桂香等人撰写的有关明清乐源流、曲目、乐器、乐谱等的探讨论文。在琉球音乐探讨方面，王耀华、吕锤宽、刘富琳等人的论文，分别对琉球御座乐的复原探讨、《福寿歌》、《闹元宵》、《四大景》、《一年才过》、《天初晓》、《清江引》、《急三枪》、《纱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证、日本琉球音乐对中国曲调的受容、变易及其规律性、琉球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受容变易的三种类型、台湾北管乐与琉球御座乐之比较、组舞·能·中国戏曲之比较等进行了探讨。
在中日佛教音乐联系探讨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丰富，探讨渐趋深入。出现了周耘、岩田郁子有关黄檗宗声明诸多方面探讨。杨民康嘉雍群培对于中国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乐比较探讨、新掘欢乃对严密流咏歌、日本声明进行探讨等的许多论文。
中日音乐教学的比较探讨也是近十八年来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探讨领域。既有上世纪初日本音乐教学对中国音乐教学的作用探讨，也有对中日音乐教学近况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和比较探讨，涉及中日音乐教学历史、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音乐教学、课程标准、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较探讨。出现了张前、汪毓和、王安国、马达、冯芸、尾高晓子、孙玄龄、伊野义博、赵琴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
三、探讨措施——经历了以文献学为特色、比较音乐学措施的应用.到重视实地调查、“文化脉络中的音乐探讨”。再到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利用、多视野多学科多措施结合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索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的前半和中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老一辈探讨家，有着扎实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因此，在他们的探讨中，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略论和使用，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岸边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乐史的探讨过程，实际上就是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过程，用东方所特有的丰富的典藏文献来为当时的比较音乐学探讨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应用历史意识、实证措施，用世界音乐的视野来探讨日本音乐。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一批中国音乐探讨者得到了日本等国的国际友人的支持，能够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现地调查，不仅探讨音乐的特点，而且追寻产生该音乐特点的文化缘由，也就是“文化脉络中的音乐探讨”成为中日音乐比较探讨的主要措施。并且提倡“局内人”“局外人”双视角相结合的措施、多学科多视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等，推动了中曰音乐比较探讨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上探讨措施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在应用文献探讨法时，不仅应用一种语言的文献，而且同时对两种或者三种以上语言的相关文献进行考查，使资料更为全面，论证更为充分，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为可靠。如蒲生乡昭《外国人对早期三味线的记录》，除了应用日语文献之外，还应用了中文、葡萄牙语、英语等多语种文献资料，以探析早期三味线的踪迹。
又如：实地考察，不满足于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考察，而是像《亚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样，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用状声字来记录打击乐的口唱歌、锣鼓经这种记谱形式进行综合比较探讨。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将视野投向音乐探讨中对电子计算机的应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类似性的计算机处理》一文中，介绍了他与坪井邦明、松岛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开发的处理旋律类似性的“歌词音列法”计算机软件及其应用。矢向正人在《计算机对长呗谱的认识》一文中，报告了他所探讨的利用计算机记录长呗谱的实验结果，他开发了名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电子计算机软件，该软件既能记录长呗谱，也能记录其它传统音乐的乐谱，而且还有开拓国际标准的传统音乐记谱法的广阔前景。
综上所述，18年来，以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学术研究会为代表的中日音乐比较探讨事业在蓬勃发展。人才辈出，正在形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探讨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探讨水准不断提高；探讨措施不断创新。
在2017年9月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如何超越音乐学大师，如何突破“后岸边成雄时代”、“后杨荫浏黄翔鹏时代”。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有危机感和积极向上精神的体现。但是，由于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学术探讨成果具有传承性和积累性，后一代的成果往往是对前一代成果的补充和丰富，我们的职责是，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奉献。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是一定能够把前人开创的中日音乐比较探讨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境地，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探讨高潮。到了那个时候，卓越探讨成果的问世，杰出探讨人才的出现，就成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本文为2017年3月底在东京艺术学院举办的第十届中日音乐比较探讨国际学术研究会上的主题报告）
王耀华 福建师范学院音乐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 | 
